1998年8月5日,香港,打响了一场保卫战。
在之前的两个月,以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币利率急升,恒生指数暴跌,从中获取暴利。
1998年6、7月,当恒生指数攀升至8000点高位的时候,对冲基金大举沽空恒指期货,建立了大量的恒指空仓头寸,恒生指数每下跌一个点, 1张合约可赚50港币。在8月4日的前19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就下跌2000多点,每张合约可赚10多万港币,收益之高令人震惊!1998年8月5日,香港金管局最终成功阻击了索罗斯,他大败而归,至今20多年,香港一直是他的眼中钉。从6月份开始,索罗斯看中香港的乱局,与乱港分子黎智英联手策动金融战配合颜色革命。而外资投行穆迪、惠誉集体下调香港经济预测及信贷评级,更是配合索罗斯之举。9月6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香港的信用评级由AA+调降至AA,并将评级展望由稳定转为负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回应称,不同意惠誉下调香港评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表示,不认同惠誉对香港近期发展的评估,并对惠誉下调香港的信用评级及评级感到失望。9月16日,投资评级机构穆迪宣布,将香港的Aa2评级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香港的Aa2长期发行人,及高级无抵押发行人评级不变。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回应,不认同穆迪以近期社会事件或削弱香港制度优势为由,将香港的评级展望下调为负面的决定,欠缺事实根据。短短10天,两个评级机构接连下调香港的信用评级,不难让人联想到背后是否有国际机构大做文章,并借机获利。评级业务始于百年前,1909年穆迪的创始人约翰·穆迪开始为公司债券提供评级。随后,普尔公司、标准公司和惠誉公司分别于1916年、1922年和1924年开始向投资者销售评级报告。这些评级机构能够提供分析公司债券的独立报告,对债券投资者有很大价值,因此评级业务很快发展壮大。随著评级机构的公信力逐渐积累,金融监管层开始将评级报告作为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风控)标准。1931年美国货币审计办公室首次规定只有BBB及以上评级的债券才能够以帐面价值计入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低于此等级的债券只能以市价计入。此后,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法规采用评级作为监管指标。到了1975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引入了国家认可统计评级组织的概念,开始指定可提供有效评级报告的机构。目前,获得资质的评级机构共有10家,而惠誉、穆迪、标准普尔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它们共同支配著国际信用评级市场,垄断著评级话语权。任何公司债券、机构资产甚至是国家主权信用评级的调整都深刻影响着市场,因此在金融界有很强的权威。但权威并不代表永远正确,事实上三大评级机构每一次评级调整都饱受非议。评级机构刻意压低非美国的金融市场评级,甚至对同一事件的不同主体给与不同的评级来获取利益。比如,1995年,英国巴林银行破产,引发连锁反应,欧洲很多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被下调,美国银行业受到波及,当时美国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不良投资逾万亿美元,但美国银行信用评级却没有丝毫改变。之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后,欧盟推出一系列举措解决财政危机,但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轮番下调欧洲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导致债务国融资成本高企,危机不断扩散,最终从希腊蔓延至全欧洲。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不仅对主权和地区的评级可能存在多种偏见,还对于公司债券和其衍生品的评级过度自信。2002至2007年,相关评级机构将绝大多数的美国房贷抵押债券评为最高级别AAA,即使在雷曼兄弟倒闭前,相关评级机构依然给予其A级以上的评级。2008年9月15日,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第二天评级机构才仓促将其评级下调至D级,即破产级。这令投资者大为恐慌,无数投资者要求撤资,随后次贷危机全面爆发。最初,评级报告通常由投资者购买,因此评级报告必须客观、公正且能够提供投资价值,才能获得客户的认可。然而,随着评级体系获得监管层的青睐,其重要性越来越强。20世纪70年代,越来越多的债券发行人购买评级报告,导致评级报告的盈利模式出现根本性的转变。2001年美国通过法律,允许评级公司获得机构非公开信息。评级公司依据百年积累的模型和历史数据,往往能对公司债券作出比较全面的判断。如今,评级机构的主要客户已经不再是投资者,而是债券或结构化产品的发行人。盈利模式的转变带来巨大的利益冲突。评级机构会根据给多少钱调整评级报告,就是发行人给的钱越多,评级就越好,越容易吸引客户在多个评级机构提供的评级报告中购买最符合心意的。三大评级机构之间的无序竞争,容易导致评级报告越来越迎合客户。评级机构已经失去曾经被监管层看重时的一切优良品质。由于评级已经变成一门只讲利益的生意,因此在金融风险爆发时,围绕评级报告建立的风控体系显得不堪一击。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成立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在委员会出具的调查报告中直指评级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评级机构,金融危机可能就不会发生。 美国次贷危机的电影《大空头》中,对于评级机构之间的竞争就有生动描绘。标普工作人员在被问及为什麽违约率如此之高的债券评级却是AAA时,这位戴著墨镜的工作人员直白地说:如果不给客户AAA评级,他们转身就会去找隔壁的穆迪公司,拒绝与我们合作。评级机构饱受诟病的同时,美国及欧洲的监管机构对于评级公司的审查和限制也日趋严格。2015年,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四个金砖国家宣布成立评级机构。2019年,标普获准在中国成立首家外资评级机构,新玩家不断涌入,未来可能形成更加激烈的竞争格局,传统的三大评级机构是时候放下自己的傲慢与偏见,少赚一点钱了,多关注公正与客观了。以利益优先的三大评级机构,从来不掩饰自己对金钱的渴望,也不掩饰对评级的有失公平。比如,2010年欧债危机下,政府负债率超过百分之百的西班牙长期债务信用评级仅被惠誉从AAA下调至AA+。相比之下,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但在惠誉眼中中国的评级只有A+。在三大评级机构的长期唱衰下,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强劲。穆迪、惠誉,还差个标普都跳出来下调香港评级,不难想象背后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从评级机构为了利益肆无忌惮、有失公平的那一刻起,信用评级已无信用可言。有的只是评级机构的贪婪与无能。最近几个月,穆迪、惠誉与国际投行合作,似乎要从香港狠狠的捞一笔。有媒体消息认为,香港动荡持续数月,国际投行和香港的财阀、资本运作资金以十亿元计,索罗斯一直对98年做空香港大败心有不甘,此番利用其控制的基金会卷土重来发动金融战,通过壹传媒黎智英支持近期乱港行动,出人工、出装备,煽动青年上街,目的是让香港持续动荡,令香港金融市场大幅向下甚至崩盘,进而谋取暴利。有数据显示,8月13日港交所期货及期权总成交量和小型恒生指数期货成交量在T+1时段内创新高,所有期货及期权合约达251428张,小型恒生指数期货63607张,保守估计空单不低于20万张,远远超过98年索罗斯一伙持有10万张空单。8月31日上街人数大减,政府9月4日又提出四大行动推动对话,令港股回升、气氛缓和。索罗斯一伙发现事与愿违、形势不利,9月5日上午开始大手笔抛出期指空单,下午又开始抛压股票,企图最后一博。不过港交所当日电子交易系统故障、暂停交易,令索罗斯一伙出货逃命变成关门打狗。第二天恢复交易,港股继续上扬,宣告索罗斯一伙继1998年后再度大败,估计损失高达约24亿港元。事实上,乱港对香港经济损害已经从传统的旅游、零售、地产、金融逐步蔓延到各个行业,而这些正在为外部各方势力创造阻击香港的条件。大摩、摩通等多家华尔街投行先后调降香港经济增长预测,并预期今年陷入衰退。评级机构穆迪、惠誉也加一脚,直接下调香港信贷评级,并预告半年后有机会再降级。这一系列动作实为配合索罗斯等国际金融大鳄,准备重演1998年的境况,准备大赚一笔。但事实上,香港将会再次成为国际大鳄的伤心地。这也不难解释,特首撤回了修例,反倒街头暴力更加极端,没有停止的迹象。因为前期乱港分子和外部势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金钱还没捞到什么好处,反而损失不少,所以放手一搏,企图在最近的几个月一举翻盘。恐怕,这些人最后都要竹篮打水一场空,注定失败而归。正如有些话说:有时候,不到关键时刻,不必出手。有些事,不是不管不问,时候未到。
这场看不见的硝烟,需要所有香港人一起努力,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才能重新构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赢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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