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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环球同此凉热,当前疫情已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积极应对的大考。所谓大考,考的是一国面对突发而复杂的社会风险时的应变处置能力——尤以行政治理能力为要端。对于中美这两个超大规模国家而言,二者的国家治理都依赖于庞大的行政系统,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行政僵化和官僚主义的困扰,这一点已在疫情防控中显露无遗。但世人注意到,两国“应考”的节奏感和方式大有区别,效能也颇有差异,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同的行政系统造就了不同的行政能力。事实上,过去数年,中美曾不约而同地发起过大规模的行政改革,都试图通过政治上的权力整合、行政系统的集约重组以及行政放权与收权的策略性组合,来实现治理的降本增效。不同的是,美国是在既有权力框架内增强对行政的权限控制,贯穿着整体战略收缩的逻辑,着眼于提振经济发展动力、保护美国本土利益和安全;中国表现为制度性、结构性的党政权力整合,含有重新激活政党伦理的基调,着眼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应对内外风险挑战。巧合的是,正当中美都困扰于“政治与行政”协同难题、还没来得及彻底完成改革之时,一场突袭而来的世界级大疫就对两国行政体系发起了挑战,而这,也为我们检讨和思考全球高风险时代的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契机。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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