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票鼓励生孩子，到底是坏还是蠢？

今天和大家聊聊人口这个事关国家和个人前途命运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是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必然问题，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而且极少能逆转趋势，那么，中国能够解决这个世纪大难题吗？

近期，我看到某著名经济学家呼吁国家印钞2万亿设立鼓励生育基金，来解决人口问题，这个办法真的可行吗？

1、人口形势日趋严峻

20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首次透露了人口出生数据。

根据年鉴，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创下了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同样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也许，单独看这个数据还没有概念，我们和国外对比一下就知道形势有多严峻了！

从国际可比的总和生育率来看，2020年全球的总和生育率欧洲是1.6，北美洲是1.8，拉丁美洲是2，大洋洲2.4，亚洲2.2，中国1.3，日本1.34，非洲是4，穆斯林国家是3.6。

总和生育率也称总生育率，是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总和生育率是一个时期生育水平的度量指标，国际上通常将总和生育率低于1.3称为“低生育率陷阱”或者“极低生育率”，认为这样的人口在人口更替、再生产和人口未来发展上不利。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超过了5。在许多发达国家，它则低于2。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比日本还低。有证据表明，2021年中国生育率将进一步降低到1.1左右，比欧美发达国家还低50%多，出生人口可能降至1000万左右。

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已经发出警报。

安徽省政府在关于《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明确指出：

“我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四年出生人口总体降低了46%，安徽只用了4年时间便赶上了日本40年的出生人口负增长率，官方和媒体在标题中所用到的词汇也不含蓄——断崖。

其他省份也不乐观。

目前，全国已有过半省份公布了2020年人口出生数据。

从已公开数据来看，除了个别西部省份生育率保持稳定之外，大多数省份都出现明显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基本盘的人口大省，出生率全部大幅回落。

目前，我国共有5个常住人口超过8000万的大省，其中山东、河南、江苏均大幅下滑。

一旦人口出生率低于死亡率，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

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未来青壮年劳动力的供给将持续下降，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养老金将面临很大的缴存缺口，人们能够享受的福利会越来越少，从生产到消费、从就业到养老，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

中国作为14亿人口的大国，如果出生率不能有效提高，老龄化日趋严重，那么，社会的养老压力将不断加大，甚至会比发达国家的负担更重，因此，提高出生率刻不容缓。

2、生育率是可以改善的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但尚未有如中国一样如此大基数的人口规模去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

而且中国还面临“未富先老”“未富先少”的问题，因此，解决人口问题对中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历程来看，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是城市化进程的必然结果。一般来讲，城市化水平达到70%，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问题就会变得突出，人口出生率和增长率将不断下降。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63.89%，也就是城镇化率。预计2030年，我国城镇化率会达到70%（如下图所示），如果不加以干预，中国会很快出现总人口规模下降，老龄化和少子化更趋严重的局面。

为提高生育率，不少低生育率发达国家出台了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政策，比如提高儿童福利、提高生娃父母福利、提供生娃后的保障等。

虽然发达国家的效果不尽相同，但也出现了一些生育“优等生”，包括西欧的法国、英国和北欧的丹麦、瑞典、冰岛等。其中，丹麦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2006年以后升至1.8以上。

北欧生育率的反弹除了远离地缘政治风险外（离苏联比较远），更重要的是切切实实地帮助生娃父母解决了后顾之忧。其背后是以经济发达、女性社会地位高、社会福利健全等作为支撑的。

当然，提高出生率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如生育成本），还有人的观念问题是最主要的。发达国家再怎么刺激生育，其总和生育率是很难突破2再往上走的。因为随着人的文化程度和认知水平提高，不愿多生孩子是必然的。

所以，对于任泽平所说的，要抓紧75-85这一代人还能生育孩子的机会（因为他们多少还会受些上一代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不能把希望放在90后、00后一代，我是认同的。对于中国来说，未来十年将是提高出生率的最佳时间窗口。

3、中国想了哪些办法？

自今年七普数据公布后，从中央到地方，针对提高生育率，想了不少办法。

中央层面，从全面放开三孩，到出台教育“双减”政策、打击校外培训机构，再到限制996加班，打击学区房，和改革医疗集采制度等。

地方层面，从增加产假、育儿假，到发放生育补贴等，已有20多个省份出台鼓励生育的措施，其中不乏创新之举。

生育补贴、商品房补贴，这些鼓励生育政策的核心就是直接发钱，降低生育成本，但我们发现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西部和中小城市（吉林和浙江宁波目前还只是贷款优惠）。其它省份和大城市目前还没有跟进，主要在生育假期上予以了宽限和延长。

这其实体现了两个层面的思路：

一是，“催生”的边际效应问题。中国最有可能生三孩的群体在两端，要么更富，要么更穷。抓住和满足了这两个群体的生育需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出生率。

富裕群体考虑生育最主要的因素不在资金成本，而是时间问题，因此，延长产假和育儿假是主要解决路径。

农村育龄群体生育最主要的因素在生活成本，比如生育成本、住房问题，而且对其投入不存在“低生育率陷阱”的问题，所以，用生育补贴的形式刺激其效果更明显，而且成本还不高。

对于城市里的中间群体，提高生育率的问题会复杂许多，资金、时间、观念等多因素交织，不具备共性，因此，“催生”的措施和效应比较复杂。

二是，“发钱”的投入产出问题。把钱投到相对贫困的地区，成本低，产出大，可以激发更大的生育动能。

还是拿甘肃临泽县作为例子。

2021年8月临泽县新房价格约为4641元/平方米，按此价格测算，临泽县90平方米的新建商品住房价格约为417690万元，城镇住房价格会更低，可能10万一套都有。购房补贴4万，再算上二孩和三孩补贴的5万，零零总总加起来已经小十万，自己再略加点钱就可以够首付了。如果住房问题解决了，该地区育龄人群的生育动能就提起来了。

对于大城市来说，像宁波一样提高公积金贷款额度，或者像吉林省提供婚育消费贷，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中间群体的生育意愿。

4、印钞鼓励生育可行吗？

先接着上面的说完，城市中的育龄群体是不能忽视的，究竟用什么办法让这群人想生、敢生，对于优生优育是有巨大作用的。毕竟农村贫困群体生娃，人口红利有可能会继续走粗放式发展的老路，而如果城市中间群体生育意愿能够得到满足和释放，孩子的教育水平上应该会上几个层次。这对于国家的未来更有裨益。

如何鼓励中间群体生育，重在搬掉房子、教育、医疗三座大山。

印钞鼓励生育的观点并不是任泽平的首创，七普数据公布后，就有生孩子奖励100万的呼声，这些观点简单来说，其实针对的就是中间群体，即消除75-85一代生孩子的后顾之忧，特别是占比最大的教育和住房成本的问题。

如果印钞能够解决生育问题，那么，大家都不用干活了，卯起劲来生孩子，坐等国家发钱就行了。

生孩子越多的人，拿的钱越多，不生孩子干活的人反而不如生孩子的人，这样大家都会去生孩子拿钱，谁还死命工作去养家养孩子呢？这是扰乱经济规律和社会秩序的行为，是断不能开这个口子的。

即使这样，多生孩子对社会又有多大益处呢？把整个社会的竞争体系扰乱了，盲目地追求人口规模增长和年龄结构年轻化，其实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是无益的。

印钞直接发钱给民众，那是美国政府经常去干的事情。结果是通胀高企，认真干活的不如家里躺平的，整个社会的生活成本提高了一大截。最后大家又都回到了同一起跑线。

2万亿不是小数目，2008年“4万亿”刺激经济引发多大的后遗症，大家都很清楚。如果印钞2万亿直接补贴生孩子，会对整个社会的价格体系产生巨大冲击，因为印钞不产生价值，只是对商品的稀释，钞票多了，商品的价格必然上涨，人们的生活成本提高，即使多生孩子拿到钱也是枉然。

市场经济，最忌讳的是直接印钞发钱，因为除了消耗掉大众福利，推高通胀，并没有什么用。不知道任泽平先生在提出这个观点前做了详细的研究和论证没有，如此嘴炮简直是误国误民。

我认为，直接印钞奖励生育，还不如以非市场化手段建立社会福利体系来得实在。如果孩子教育、医疗免费，有房子住，那么，谁不愿意多生点孩子呢（当然观念上不要孩子的除外）？

社会福利是独立于市场体系之外的，比如医疗、教育、住房，都应该像改革医疗集采制度一样，用底价来建立，也就是依靠行政手手段，用成本价来采集药品、医疗器械、盖房子，然后作为公共产品进行分配——如根据生育孩子的数量来分配，打造一个独立于市场体系之外的社会福利体系。

注意，是福利体系，不是保障体系。全民保障体系，中国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后面需要的是建立以生育孩子为锚的福利体系。

北欧国家的生育率之所以能够反弹，就是因为建立了全面的福利体系。比如瑞典：

让孩子们享受免费的教育和医疗，甚至提供免费的午餐，这样生娃的家庭就不会有养娃成本的忧虑。

政府给每一位生娃的父母提供480天的产假，这个假期可以持续到孩子八岁前，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有事情，都可以选择休假。另外当地政府还规定，不能因为生育而对女性有不公正的待遇，比如职位升迁、调动等。

对于住所不足的家庭来说，还可以向当地政府申请“公共住房”，这些都是生娃家庭的特权，有了这些做保障，只要有生娃的打算，自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生了。

其实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建立独立于市场化体系之外的社会福利体系，政府的公共产品如何有效分配。

因为过去对房地产、教育、医疗的市场化改革，建立了一套本属于公共产品的价格体系，现在要回归，需要动用国家行政力量。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特别是国企，应该承担更多的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责任。

以生娃为公共产品的分配指标，就可以最大化提高生育率。

如果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单纯归结于提高生育率，其实是有点“着相”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在于合理的人口结构和稳定的增长水平，不能出现过于畸形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总量的断崖式下滑。

所以，解决人口问题，不能惟增长而增长。要解决大家敢生、多生、优生的问题，不是靠印钞能够解决的，而是在于建立能够鼓励生育的社会福利体系。

这个福利体系是依靠政府公权建立的与市场化体系相并行的更高级的保障体系，简单来说，就是保障大家的生育权，不会因为各种壁垒而受损。而住房、医疗、教育需要更多回归公共产品的属性。

最后，提醒一句，国家要在短期内建立覆盖所有育龄人群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很困难的。现在养老金缺口在不断扩大，到了80后一代养老的时候，因为青壮年劳动力后继乏力，国家发的养老金会非常微薄，所以，80后不能靠躺平等待国家帮你养老。

这个时候就应该有自己的退休规划和资产配置。

除了房子之外，稳健的指数基金是首选。比如沪深300、上证50、中证500对标的指数基金，都是可以布局的，而且基本上不需要盯盘和频繁操作，享受中国经济最优秀的企业带来的成长红利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