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前的今天

1931年9月18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

在一年又一年的无数“叙述”中，我相信每一位合格的中国人都已经对当年那场深刻改变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走向以及在其后的14年间给四万万中国同胞带来了无边苦难的“噩梦”开始，有了一个至少大致的了解....

但是

当年复一年的警报响起

在一场又一场的举国默哀

当“国耻日”三字深压中国人的心口

当呼吸都变得急促

夺眶而出的泪水之下

却有这么一个问题

不知大家是否想过

九一八国耻日，“耻”的究竟是什么？

2016年10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对外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金灿荣教授在日本记者协会报告会上，一句话让台下日本听众一阵骚动：

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与国家集团，可以(以战争方式)击败中国！

然而还不等更多讨论，教授便继续补刀：

请日本朋友明白一个基本事实，过去100年日本之所以超越中国，主要原因是因为日本在西方学到了工业化技巧，学到了工业化知识，而中国在有一段时间，愚蠢的拒绝工业化，最后形成了工业日本对农业中国！

诚如金教授所言，“工业日本对农业中国，这是过去100年间日本超越中国的实质”。

而在我看来，这样一种建筑在“工业化”之上相对优势所缔造的强大，更是九一八爆发前以区区岛国便敢于窥探神州甚至妄图鲸吞中国的真正胆气所在！

但是对于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根源，当时主掌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不知道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们什么都知道，他们什么都懂！但是他们不仅不做，他们还要“反动”

——蒋介石治下的中国，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统治阶层—买办。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买办”们极其热衷于向国外采购，一方面他们认为投资实业回报太慢不如直接向国外购买更划算，另一方面他们又能通过采购获得高额的回扣。

特别是当宋子文就任财政部长之后，以宋家为首的买办阶层便控制了民国的经济命脉，他们大肆鼓吹从国外进行采购，攫取了丰厚的利益。

仅仅因为进口钢铁便能收获20%-30%的回扣，这帮买办们便极力阻挠钢铁厂的生产，例如位于武汉的汉阳钢铁厂在北洋时代的年钢产量就达到了5万吨，可是蒋介石政权接管之后，不仅没有实现增产，反而一通神操作之后竟然使得该厂停产了...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后的中国现状。

在本土工业基础本就薄弱的大环境下，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非但拒绝施行系统性的工业化建设，在极大依赖进口工业品倾销牟利之际，还要协助外商打压、吞并、破产民族工商业！

这带来的是什么后果？

现代工商业制品冲击下，中国农村经济彻底破产、买办阶层的鲸吐蚕食，使得本就基础薄弱的民族工业全盘尽没、国家统治阶层极大依赖进口牟利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唯恐友邦惊诧”！

很不幸，当时的日本恰巧就是那众多“友邦”中排名最为靠前的一个。

于是乎我们看到，当九一八的枪声传来时、当无数国人都在愤怒中走上街头高呼抗日时，在东北全境沦陷的整整五个月里，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南京政府，所能想到的全部对策竟然只有三件：

1、避免与日军事对抗，谨防事态扩大；

2、尽快平息民间反日情绪，严防日本借机生事；

3、向国联发起抗议，静待国际公义之合理解决；

甚至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当国联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在实地调查之后得出“东北主权归属中国”的调查结论之后，在彼时的中国竟然又新增了一项“死罪”：

侈言抗日，立斩无赦

抗日竟然都成为了“奢侈”，一切在山河沦陷、国家危亡之际想要一腔热血洗涤耻辱的中国脊梁，首要提防的竟然不是来自身前的日寇子弹，而竟然是来自背后的中国屠刀！

荒诞吗？耻辱否？

当年的国民政府蒋介石或许并不这样认为，当年一枪未发就拱手让出了整个东三省的张学良或许并不这样认为！

为什么？

众所周知，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百年的乱世。

但是在今天，对于那场战争的惨痛，除了鸦片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却被大多数人遗忘：军阀！

鸦片战争之前，地方财政完全由户部调拨，大致流程为地方督抚每年把用度预算上报，户部批文给地方，然后才能使用。

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如果没有户部的批文，名义上地方大员是一分钱也没有。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一切发生了改变：为了转嫁战败赔偿，清朝中央政府勒令沿海五省地方“自行筹措”！

筹划经费、开捐输、多追商欠....

在地方督抚巧立名目的搜刮下，清朝中央政府虽然在赋税上最终没有“亏本”，但是在自弱“财权”下，却亲手开启了一个恶例：地方自筹！

不得不说，一切可谓因果：

因为督抚的额外搜刮，阶级矛盾激化之下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而在八旗绿营“不堪用”的现实面前，为了快速镇压起义，清政府被迫启用曾国藩招募湘军。

当然，与《南京条约赔款》一样，湘军的军费，依旧“自筹”！

怎么筹？

曾国藩下令湘军在各个路口设卡开征商税，亦称“厘金”，鼎盛时期，地方团练“厘金”征收达数千万两之巨，不仅军饷供应完全可脱离中央自行解决，所谓“团练”，更是成为一家一姓之私兵...

而犹如自然，完全掌握了“军事权”的权臣们，开始向“任免权”渗透。

同治九年（1870年），在基本肃清了太平天国残余势力之后，西太后慈禧在湘系众将不满的情况下，执意选派心腹近臣马新贻赴任两江总督，意图一举接管东南财权！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朝廷钦命的封疆大吏，却在刚刚履新不过数日，就被一名所谓的“漏网发逆”刺杀身亡...

当然，更奇的是这样一桩“人证物证俱全”的凶杀，清廷审理不仅一拖半年，在屡换大臣之后，还要曾国藩亲自审理才能定案！

而“刺马案”之后，曾国藩则火速就任“两江总督”不说，自此以后，两江总督须从湘军一系中选派，更成“惯例”！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刺马案”以后一举夺占了财政权、任免权、军事权的湘军系及其他地方派系，其实本质上已经成为了一个个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实际上早已游离其外的“国中之国”。

这一点，我们从1900年6月，英美帝国主义与清朝南方各省督抚达成“东南互保”协议上，便可见一斑！

什么是“东南互保”？

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骙、山东巡抚袁世凯纷纷与列强密约：八国联军攻打北京，与东南各省无关，绝不插手！

不仅如此，各督抚间面对清廷中央的求救，在拒绝之余甚至约定：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

虽然，最终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下，清王朝又苟延12年，但在我看来，其实从这一刻开始，民国军阀割据的基础格局，已经事实形成！

无他，在三权并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强大军阀集团，不是喊几句口号、不是剪一根辫子、不是捅几块瓦片的所谓“革命”就能动摇推翻的。

因此，所谓的“民国”，其本质到底是什么？

好听点是个“国”，难听点不过就是一个“大军阀”名义领导下的松散“军阀联盟”！

在这个联盟中，所谓的中央政令不过是权衡各方之后的妥协。

在这个联盟中，所谓的国防力量不过是各路军阀的家族私兵。

在这个联盟中，没有法制、没有公理、百姓如猪狗、人命如草芥！

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日本人的入侵算什么？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来讲，“改旗易帜”的东三省虽然名义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在财政权、任免权、军事权的“一把抓”下，东三省与其说是中华民国、与其说是他蒋介石的东三省，还不如说是张学良的东三省....

当然，站在张学良的角度亦是同理！

被日本人盯上了固然属于自己“倒霉”，但是中国之大最不缺的就是地盘，只要三十万东北军紧握手中，那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副司令的头衔依旧是他的、那南京的蒋某人还不照样对他称兄道弟？

然后呢？

为了继续维系自己的军阀统治，为了从根源上消灭他们眼中真正的“敌人”，在九一八事变中不断强调“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兹事端”的蒋介石及其身后的国民政府，竟然一反自己的柔弱形象，在1932年底调集了多达30多个师，向发出抗日号召的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四次“围剿”。

而在1933年的第五次“围剿”中，此前还在哀嚎“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的蒋介石，竟然调集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发起进攻，其中的50万军队，更是集中向中共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

这就是在九一八发生前后，严令对日“不与反抗”的蒋匪军，在中央苏区及各苏区所执行的围剿政策！

而犹如魔幻一般。

就在不抵抗政策的命令下，当128万平方公里国土沦陷、3000多万东北同胞遭日奴役沦为亡国奴的同时！

就在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百万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在各地苏区烧杀劫掠、斩草除根，甚至就连婴儿都不放过的“人要换种”之下！

在蒋介石军阀统治核心区域江浙沪的所谓“上流社会”，却又是另一番天地。

那一年，徐志摩与陈梦佳、邵询美、方玮德等一众“民国大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广邀社会各界吟风弄月。张爱玲写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情爱小说，在同学间传阅大受赞美，坚定了她走向“大师”的路途！

还是在那一年，胡适被聘为北大文学院院长。次年，在高薪之下终于厌倦了打牌、嫖娼的胡适终于想起了“救国”，于是他被复聘参加国难会议，在长达五年的“憋屁”之下，胡适终于在汪精卫的引领下悟了！在南京西流湾8号周佛海花园洋房地下防空室里，包括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熊式晖、胡适连同汪精卫等等一众的“清醒者”们经常骤集议论时事，他们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他们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寄托于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是“唱高调”。为此，胡适为周佛海住宅取名“低调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