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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年邓公南巡之后，混沌不清的中国停止了左右之争，国家一心发展经济。
工业化的大门再度开闸，释放出了一股无可阻挡的洪荒之力。亿万农民工洗脚上田，背着行囊闯入城市，中国就此开启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进程。
在四川金堂县的偏远农村，一位出生没多久的小男婴给家里带来了不少欢乐。这是家里的独苗，父母很是高兴，只是没过多久他们就外出打工了。
他们不会想到，二十年多年后的今天，这个曾经的留守儿童竟然以滴滴司机的身份，背负上了无法偿还的血债。
回想起上一次郑州空姐奸杀案的犯罪嫌疑人刘某，这两个27岁的滴滴司机都有着同样的标签：
少年缺教育。或者是肉体上的留守儿童，或者是精神上的农村孤儿。
成年玩网贷。背负一身债务，陷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中，导致人生破产。
今天，第一代留守儿童已经长大成人了，他们进入城市，遇到了父辈们当年同样的困惑与挣扎——宏大叙事的进程解构了旧的围墙，也挖起了新的鸿沟，城乡二元化、贫富悬殊拉大、阶层流动性滞阻。一旦迷失人生方向，又债务缠身，幼时的经历就很容易出现负面影响，具化成一个个惨痛的悲剧。
他们，正构成并塑造了当今下层社会的底色。
01
人的解放
中国模式最大的秘密，就是激活低成本劳动力，用于全球分工体系之中。
人的解放是关键。
这种解放，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巨大迁徙——中西部人口向东南汇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
大量农民进城，难免要冲击到原有的利益格局。户籍之墙，将农民工与所在的城市隔离开来。不给你永居身份，工作完还是回到老家。
原有的利益格局得以保留。
这是一种不完全的解放农村劳动力，他们有流动的自由，但没有迁徙的自由。因此有超过六成的农村孩子成了留守儿童。
据官方数据，2016年不满十六周岁的农村留守儿童数量接近千万，何其庞大。
这些年不断有打工子弟学校被拆迁、关闭，很多孩子不得不返回老家，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这种骨肉分离之痛，是上一代中上层与底层之间的矛盾，延续了二十多年都没有解决。到了今天，在下一代人之间爆发出来——
当城里的孩子被教育契约精神的时候，农村的娃正在适应丛林法则。在国家、社会、家庭三层结构都失衡的农村里，很多东西都是扭曲的。那些五六线县城的汽车站厕所，就是这些留守儿童的生存镜像。你可以看到隔间上歪歪斜斜的字体，尽是X支、X品、卖X的灰色广告。
这种失序，在过往两千年农业文明中未曾发生过。传统的乡土中国是一个乡绅社会，那是一个即便法律无为、也可以实现有序自治的社区，有着一个强有力的人际结构。他们长辈习惯了规训，而第一代的留守儿童则习惯了躁动。
当第一代农民工耗干生命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去的时候，迎接他们的，已经不是九点钟的太阳，而是隔阂、埋怨、暴躁和疏远。
温州滴滴血案中，钟某初二就辍学，父子见面总是吵架。由于性格特别容易犯冲，小姨子都不太和他说话；
郑州滴滴空姐案中，刘振华初中未读完就辍学，混迹社会，性格孤僻，对父母拳打脚踢，家人不敢管，本质上也是教育缺失。
前者是肉体上的留守儿童，后者是精神上的农村孤儿。过往的生活经历，在他们的心里种下一颗负向影响的种子。
如今他们长大成人，来到了城市谋生，与我们擦肩而过。他们内心的光明与黑暗，追求与堕落，挣扎与困惑，就构成了今天中国下层社会的底色。
02
钱的解放
一个社会的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常常伴随着分化与冲突。
发家致富最快的人，也是那些最靠近银行的人。有的城里人，以上辈留下来的一套“老破小”做抵押，在楼市拼命加杠杠，以房养房，一代人就积累了十代人的财富。有的人通过信托、券商、基金等各类通道，辗转拿到“低息”的银行贷款，四处出击，打下一个个商业帝国。
这些充满了荷尔蒙的故事无不拥有同样的特征，就是有能力借来债务，通过债务放大原始资金。不过，这些“低利率”的金融创新只向中产以上敞开，底层难得一见。
社会的贫富分化日益扩大，第一代留守儿童获取财富的难度越来越大。他们所构筑的心理防线，很容易被高房价、高房租的城市击垮。
而互金平台的出现就像天神降临一样，让他们尝到了嗜血馒头的快感。裸贷、校园贷、现金贷，这几年，各种披着金融自由化马甲的高息平台狂飙猛进，就算文化程度不高、整天游手好闲，一样可以过上人上人的生活。只要动动手指头，肯为“高息”埋单，钱照样来得又快又多。
在最近两起滴滴案件中，有一个共同的细节值得注意：
郑州空姐案件中的凶手刘某，在案发前近六个月贷款25笔现金贷，其中已结清21笔，逾期2笔；
乐清女孩案件中的嫌疑人钟某，在成都开奶茶店刚开始是赚的，后来谈恋爱失败了心情不好，迷上了赌博。曾向51家机构借款，并有过多笔逾期记录。
这两个滴滴司机都陷入借新还旧的恶性循环中，且越来越难以为继，信用破产，割无可割。这些金融难民的诞生，早不是简单一两个行业的错误，而是系统性的社会问题。
泛滥的资本在一次又一次房地产调控之下，总是脱实向虚，创新工具层层嵌套，参与金融游戏的每个人都只想着赚快钱，社会风气浮躁。
过剩的资本贪婪地扩张，甚至面向大量无力偿债的穷人发放次贷，最终导致了一起又一起的悲剧——放贷者暴力催收，债台高筑者或自杀、或丧失人性成为亡命之徒。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陆磊和杨骏曾提出一个金融稳定的“不可能三角”，即金融创新、金融系统性稳定和零道德风险不可能三者兼得。
当央行打破刚性兑付时，就必然会给整个金融系统注入更多的不稳定性。所有人都要为这场非理性的“金融繁荣”负责。
03
不完全的解放
当中国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之时，人和钱都参与了历史的大解放，但从滴滴司机频发的命案中，我们窥探到这种解放的不完全：
解放农村劳动力时，城市的公共资源却没有完全开放；
解放金融枷锁时，以低成本分得一杯羹的多是上层。
解放的扭曲，难以避免会造成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失衡，最终具化成一个个令人唏嘘悲痛的事故。
不过，极端行为永远是个体为主因的结果，任何个体不能把杀人的责任归于贫穷、不公与失衡。做出这样行为的恶者永远是第一责任人。
但社会问题又确实与极端行为的概率有紧密联系，我们必须重视。一百个债务破产者与一万个债务破产者，社会所面临的动荡威胁绝对不一样。
让恶人负其责，让失职的企业受惩罚，同时直面问题，不断改善与建设，这才是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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