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的故事，或许是许多地方债的“终局”！

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发行。当时的欧盟十五国，有四国没有加入欧元区，其中，英国、丹麦、瑞典是想再观望一段时间，而希腊则是一心想加入却被拒之门外。

之所以希腊加入不进去，是因为欧盟成员国在1992年签了一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这个条约规定：想加入欧元区，公共负债就不能超过GDP的60%。说白了，就像一个重点班，平均分挺好的，要是出了几个不及格的差生，这不就把班级平均分拉低了嘛。这欧洲“班主任”还想着和隔壁“美国班主任”竞争优秀班主任呢。

不过，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只要胆子够大，方法还是很多的。而这个时候就需要高手上场了，“高手”是谁呢？高盛。

高盛量身定制给“希腊”作了一个，资产证券化的方案，比如把国家彩票业和航空税等未来收入作为抵押，打包卖出去换现金。比如作货币互换协议，把短期债务伪装成长期债务，2000年6月19日，在高盛的帮助下，希腊成为第12个加入欧元区的国家。

很快，时间来到了2009年。在前一年的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全球资本市场风声鹤唳，而美国面对巨大的经济压力，为了救市，美联储开启量化宽松，大量印刷美元接盘有毒资产。美元印的太多，就会不断贬值，到08年4月，美元兑欧元已经累计贬值37%，这个贬值幅度还是很吓人的。

对美国来说，要挽救美元就只有两条路：

一是关掉印钞机，提升美元信用；

二是欧洲也出事，降低美元信用。

美国琢磨了一下，前者相当于让“班级平均分”上来10分，有点难，但是隔壁“欧洲版”有差生呀，而且这个差生的缺点在哪里自己一清二楚。年级考试的时候，针对这个差生的薄弱项出出题，不就可以超越了。说干就干！

前面怎么铺垫，怎么埋伏，怎么做空就不细说了。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率先爆发，三大评级机构先后下调其主权债务评级，希腊的主权评级先是从A撸到了3B，然后接连降到2B、B、3C（惠誉曾一度将希腊主权评级调低至C，也就是垃圾级里的倒数第一，一般这都是诸如非洲一些战乱国家的待遇)希腊政府的融资成本曾经一度达到了印度、巴西这些国家的两倍多。

因为希腊的主权评级一再下调，比希腊强不了多少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也受到牵连。华尔街开始大肆炒作欧洲各国的债务风险，欧猪五国的名头很快就传开了，这5个国家的信用评级被一降再降。欧洲金融市场风声鹤唳，国际资本再次开启大逃亡，纷纷从欧元区跑回美国，美元指数很快就从71的历史低点回升到90附近。

在这个过程中，提前布局，做空欧洲的华尔街收益颇丰，以上大概就是欧债危机的始末。不过我们今天，并不想聊欧债危机。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希腊的故事，或许是许多地方债的“终局”

现在解读欧债危机，很多时候都解读为是美国布的一个局，这个可能是问题的主要矛盾，但是也不能够忽略，欧债危机其实也是“欧盟主导国”与“欧盟参与国”博弈的一个过程，比如德国。

当2009年底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刚开始爆发时，德国政府认为希腊人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而并未把危机看作欧盟成员国共同的问题。德国的把希腊人描绘成懒惰、腐败之人。德国民众的普遍感受是，自己在“2010议程”下经历了痛苦的社会福利削减换来的经济成就，又为何如今要为不负责任的、大肆挥霍的希腊人买单。

而即便后面德国施以援手，相对的，希腊等国失去了很多“自主权”。德国在欧债危机的应对上采取的是双重战略。一方面展示与重债国家团结、引入和扩大欧债救助机制的同时，另一方面，要求所有成员国实施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包括提议欧盟设专门委员监管希腊。

德国认为，解决债务危机的唯一方案只能是德国式的，即财政紧缩至上。在极大的财政压力下，这些负债的欧盟成员国最终妥协了。2011年6月29日希腊议会通过了为期5年的财政紧缩方案。这个方案包括：

紧缩计划以“减薪、加税，裁员，出售资产”为主要内容。根据这一计划，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从年收入1.2万欧元降低到8000欧元；对超过1.2万欧元的收入部分征收累进税；对自谋职业者设立征税下限。新计划把房地产税的起征门槛从40万欧元降低到20万欧元，同时在2011年减少4亿欧元的政府支出。

同时很多过去“非卖品”的希腊国有资产，也被列到了名单上。出售的资产包括铁路公司下属TRAINOSE的49%股份、雅典水务公司10%股份、萨诺尼卡水务公司23%股份及希腊邮政39%股份，但希腊政府将会继续持有希腊最大电力公司PPC和最大电信公司OTE的51%和20%股份。

希腊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在前天的文章“万科”应该是这一轮“出清”结束的标志里，点赞最多的一个留言是关于“地方债”的。

其实这一轮地方债爆不爆，怎么爆，其实牵涉到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

在国际上，其实中国的地方债问题，牵涉到中美金融博弈的胜负。（什么时候三大评级机构集体对于“地方信用”开启爆破，那么大概是这一轮博弈的赛点）在国内，地方债其实也和央地博弈的态势分不开。

在中国从高速增长阶段中慢慢转到新常态，随着广泛意义的城镇化和脱贫攻坚的完成。中国80%的城市和地区过去那种高速增长已经是不可能再出现的。

依然中国的核心城市群，中心城市依然会有不错的发展，但是要知道这些地方以外的80%的地方，发展会慢慢“慢”下来，或者不断萎缩。而再慢下来的过程中，一方面再去大力投基建，投资收益已经是负的了（看到了十几个省叫停基础建设）。

另一方面，很多人还没注意的是，这些地方过去为保持高速增长所搭建的行政班子的“运营成本”，也是不可持续的。这里面最大的成本就是“编制”，也就是说，在过去“财政宽裕”的时候，养了太多的人。

比如某省的某个区，一年财政收入大概在20亿左右，整个财政供养人数超过了1万人，但实际上，其自身留存部分税收如果全部用来发工资，大概也就能养5000人。这还不考虑现在所背负的全口径超过400亿的负债。

简单看一看数据，就知道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怎么办呢？很有可能“希腊”的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这些个地区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中央会出台一揽子“化债资金”，把这既有的400亿负债接过去，但是接过去的前提，是地方完成“减薪、加税，裁员，出售资产”的要求。

一方面，要针对“财政供养人员”进行大力度的压减，压减到实际自身可以承担的水平（1万-5千）同时严格控制编制，不再允许新增机构和人员。当然，也还要把当地有价值的资产，整合整合也交上去（也有可能包括当地潜在的土地资源，数据资源）。

而整个过程完成后，地方固然“无债一身轻”了，但是与此同时，其所掌握的资源，也就一并交了上去。之后的许多地方政府，主要的职责或许就真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发展经济”了。而相对的，中央所能够掌控的就变得……

以上，就是对于“地方债”的一些很不成熟的思考，会不会走到这一步，或者什么时候走到这一步也犹未可知。

不过，此次耶伦来华，或许预示着这些个“改革的深水区”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