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高考不能用全国统一卷！
2025年0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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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的高考结束了，不出意外，网上又开始讨论那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为什么不能全国用一张试卷考试，而是按地区、城市分成不同的试卷？”其实吧，明朝时期就有人问过类似的问题，朝廷经过百余年的科举改革，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今天的文章，我们就来简单聊聊明朝的科举改革，用历史的经验，回答今天的高考之问。明朝初年经济凋敝、社会混乱，朱元璋想改变这样的局面，便要大量吸纳贤才并尽快安排到关键岗位上。于是在开国两年后，朱元璋就开设了明朝第一次科举，共录取进士72人。但朱元璋没想到，他寄予厚望的新科进士，尽管卷面文采斐然，实际工作却是一窍不通，更不能理解他的治国思路，都是些“白专进士”——“今有司所取，多后生少年，观其文辞，亦若可用，及试之，不能措诸行事。”朱元璋认为，这种科举制度有问题，便暂停考试，开始用官员举荐的方式选拔人才。这么做的好处是，官员有处理实际事务的经验，定然能分辨哪些人有真才实学，哪些人是纸上谈兵。但举荐制的弊端也很大，那就是把选拔人才的权力下放给官员，必然导致官员举人唯亲、搞团团伙伙。实行了一段时间，原本就派系复杂的明朝官场，变得更加混乱，每个官员的身后都跟着一长串门生故吏。痛定思痛之后，朱元璋决定废除举荐制，不再招录“工农兵进士”，并于公元1384年3月，颁布了新的科举制度，重新开科取士。新的科举制度规定，各州府县举行童试，任何人都能参加，考试合格者拥有“生员”身份，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徭役、见知县不跪的特权。乡试三年举行一次，州府县生员（秀才）、国子学生、尚未出仕的儒生、未入流的官吏都能参加，通过即是举人。次年春天，举人可以参加礼部主办的会试，通过者再参加殿试。殿试不黜落士子，只是重新定名次而已，所以只要走进殿试考场并写完答卷，这名士子就有了一个光荣的身份——进士。而在这一连串的考试中，乡试和会试是重中之重，因为乡试和会试各有三场，朱元璋还亲自拟定了考试科目和参考书籍——第一场考《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四书》题目必须取自《朱子集注》、《易》取自程朱、《书》取自蔡沈、《诗》取自《朱子集传》等等。不论士子在哪里读书、以什么身份参加科举，只要他进入乡试和会试的考场，摆在他面前的试卷和题目都是一样的，考官的评判标准也一样。最开始的时候，朱元璋的全国统一卷运行良好，为明朝选拔了不少人才，解缙、齐泰、黄子澄、练子宁等人都是这一阶段考中的。那年，翰林学士刘三吾是科举主考官，结果他选拔的51名进士都是南方士子，没有录取任何一个北方士子。榜单公布以后，北方士子非常愤怒，聚集在一起声讨刘三吾，说他“举拔乡邻结党营私”，要求朝廷给个说法。北方自北宋“靖康之变”开始就沦为战场，至明朝初年已经有二百余年，经济凋敝、文教衰落，北方士子的学问和文章，肯定不如南方士子。但不论北方士子差到什么程度，进士名单里，也必须有北方士子。因为此时的明朝刚刚成立三十年，蒙元仍然盘踞草原，拥有近百万部众，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实力。而且在统一的过程中，朱元璋招降了大量的蒙元旧臣和降卒，安置在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北方省份，实力不容小觑。这个时候，朱元璋必须用藩王和勋贵征讨蒙元残余势力，用官府和卫所抚慰蒙元旧臣和降卒，防止他们里应外合，让中原再起战火。而能决定北方人心向背的关键因素，便是北方士子的政治倾向。如果北方士子不再忠于明朝，那么由北方士子穿针引线，蒙元残余势力和蒙元旧臣很快就能联合起来。到那个时候，蒙元就有可能恢复灭南宋前的疆域，黄河以北不再是明朝所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元璋对刘三吾只录取南方士子一事非常不满，严令侍讲张信等人重新阅卷，给北方士子一些进士名额。朱元璋这么做，其实是希望刘三吾等南方官员，站在明朝存亡的立场上，想清楚科举取士的“政治统战”意义，改正之前的错误，以后也不要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犯错。但可能是刘三吾、张信等人坚持以文章质量取士，也可能是他们有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心思，就没有遵循朱元璋的意见，重新阅卷之后，仍然说进士录取榜单是正确的，不用给北方士子分享名额。见到这样的回复，朱元璋大怒，下令处死张信等复审官员，并将85岁的刘三吾贬谪戍边。6月，朱元璋亲自主持了一次殿试，选拔出61名进士，无一例外全是北方士子。这件事就是明朝的“南北榜案”，也是在南北经济文化不平等的时代背景下，科举全国统一卷造成的重大政治失误。朱元璋驾崩以后，明惠帝朱允炆因为政治基础先天不足，又和勋贵、藩王有解不开的矛盾，故而大力提拔南方官员。明成祖朱棣“靖难”成功以后，受制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也不得不拉拢实力雄厚的南方官员。这两件事延申到科举，便是南方士子的进士录取率进一步提高。据相关学者统计，公元1399年（建文元年）到公元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明朝共举办九次科举，录取进士1398人，其中南方士子占进士总人数的83.7%，西南省份的士子占4.7%，北方士子仅占11.6%。在南方经济文化远超北方的时代，科举考试用全国统一卷，势必会造成“重南抑北”，这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明朝就不可能收拾北方人心，巩固被异族统治二百余年的北方大地，也不可能真正隔绝蒙元残余势力和蒙元旧臣降卒。于是在公元1425年，内阁大学士杨士奇向明仁宗朱高炽提议：杨士奇又回了一句：“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杨士奇的意思是，南方士子生长在经济发达地区，善写诗词文章，也容易沉溺富贵，显得气魄不足，北方士子虽然诗词文章不行，但朔风劲马的环境，更容易造就敦厚雄大的战略人才。朱高炽不认可北方士子的儒学水平，但他毕竟熟读史书，很清楚杨士奇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便接受了。随后，朱高炽颁布一道诏书，规定以后科举取士，南方士子占六成进士名额、北方士子占四成：“科举之士须南北兼收，南人虽善文辞，而北人厚重，近累科所选北人，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场取士，南取六分，北取四分。”不过，朱高炽仅在位一年就驾崩了，他和杨士奇改革的科举制度，公元1427年（宣德二年）才正式实行。科举取士是明朝官场门票，哪个地区多占一些、哪个地区少占一些，不仅事关士子的个人利益，还会影响到那个地区的官员、商人、士绅在朝廷的话语权，以及朝廷政策的偏向性。公元1449年，明朝爆发了“土木堡之变”，用宦官王振鞭挞百官的朱祁镇被迫到瓦剌留学，自朱棣开始培养的勋贵武将也被一网打尽，以于谦为代表的南方官员全面上位，掌握明朝政权。次年，仓促即位的明代宗朱祁钰下诏，明令废除南北分卷考试，以后科举取士要遵从永乐旧制，用全国统一卷。此时是南方官员一家独大，朱祁钰只是他们拥立的傀儡皇帝，那朱祁钰的这道诏书，是他的本意吗？废除南北分卷、改回全国统一卷，极大概率是南方官员为大力选拔南方士子，占据更多的官职、进一步垄断明朝政权，逼朱祁钰同意的。对于这项改革，户科给事中李侃就不同意，在朝堂上直截了当的开炮：李侃是顺天府安东县人（河北廊坊），典型的北方士子。李侃炮轰科举改革，其实就是废除南北分卷、重回全国统一卷伤害了北方士子的利益，进而引起一场小范围的南北党争。但北方官员的实力不足，难以撼动南方官员，在这场党争中，毫无悬念的败了。朱祁钰做为皇帝，自然清楚国家政治要照顾所有人的利益，不能偏重偏废，皇权政治要分而治之，不能让一家独大。但他的根基太过薄弱，对于南方压倒北方的党争结果，根本无能为力。直到四年以后，“土木堡之变”的恶劣影响基本消除，朱祁钰凭借“领导保卫北京”的功劳初步坐稳皇位，和于谦等南方官员的关系也日渐融洽，这才在朝堂上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于是，河南罗山籍的工科给事中徐廷章，立即给朱祁钰上书，建议恢复南北分卷的科举制度，并提出更深层次的改革方案——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和南京、苏州、松江等府，用南卷。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和凤阳府、庐州府、滁州、徐州、和州用中卷。这份科举改革方案力求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选拔出不同地区的人才，维护大一统的同时，避免南方士子垄断明朝官职。最终，朱祁钰采纳了这个方案，和北方士子一起，把全国统一卷改成南北中分卷制度。到了公元1475年，明宪宗朱见深又颁布了“定额取士”制度，规定每科殿试录取三百余名进士，考官不能随意增减。那些考北卷和中卷的士子，有了固定的进士名额，学习更有动力了。至此，明朝科举经过全国统一卷、南北榜案、全国统一卷、南北分卷、全国统一卷、南北中分卷的反复较量，终于正式确定下来。从明朝的历史经验来看，如果现在的高考用全国统一卷，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江、浙、粤、京、津、沪、成、渝的教育资源雄厚，这些地方的考生大概率会占有高校的绝大部分名额，山河四省、西北五省区的考生将难以进入高校接受教育。其次，进入高校的考生毕业以后，会垄断进入各级政府机关、国企、大厂的机会，逐渐得到中国的政经事务话语权。最后，制定有利于江浙粤京津沪成渝等地的政策，不仅把本地的资源留在本地，还要从其他地区吸取资源供养本地。到了这一步，发达地区转移支付帮助欠发达地区，就会成为历史名词，中国的欠发达地区要么做发达地区的经济殖民地，要么无人问津自生自灭。而那些欠发达地区的人，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无非只有两条路，要么做黄巢，要么投蒙元。所以说，分卷制度是前人用几百年时间探索出来的历史经验，无论它有多少不合理的地方，它都是最适合这片土地的，也是最能照顾大多数人利益的制度。事实上，我们能看的比较远，恰恰是因为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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