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的这两篇文章，简直就是最强成事心法！

文章开始之前，先思考两个问题——

事业遭遇挫折，很多同伴倒在血泊中，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里，也有很多心灰意冷，纷纷离你而去，你会怎么做？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这个国家和人民正在承受苦难，而一些幸存下来并愿意和你一起解决问题的同伴们，都不知道从哪里着手，你又该怎么做？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不会这么惨烈、这么艰难，但只要你想做出一番事业，把家庭和生活经营的有声有色，其实或多或少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

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明确的答案，不妨翻开《毛选》，读读《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并了解这两篇文章的前因后果，或许能寻找到一些灵感。

01

1927年，中国的国民革命陷入低潮期。

先是盘踞南京的蒋介石联合江南财阀、英美列强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屠戮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后是武汉的汪精卫脱离苏联，和蒋介石合流，史称“宁汉合流。”

那些在国民革命中投机、谋利的军阀政客见军政局势转向，也纷纷变节，开始打着蒋介石的旗号排挤真正的革命者。

经过这次打击，国民党左派牺牲将近百万，六万共产党员牺牲了五万，可谓是血流成河。

面对如此惨烈的局面，1927年7月4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便是湖南农协和农民自卫武装，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

陈独秀认为，应该把农民武装交给国民党新军阀，或者直接解散，反正共产党的手里不要再保存武力。

张国焘是另一种意见，他主张农民武装脱离共产党的领导，上山做劫富济贫的山大王。

听完他们两人的发言，教员直摇头，掐灭烟头拍案而起，义正言辞的说：

“农民武装不能交给国民党新军阀，也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农民武装最好的出路是上山，为共产党掌握强大武装铺垫基础。”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教员在会上再次慷慨发言，他说：

“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番话，进一步把“上山”提炼为“枪杆子里出政权。”

其他人醉心于工人运动的时候，教员注意到了农民的力量，提议搞农民运动。其他人在变局面前茫然无措的时候，教员注意到了军队的力量，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

教员每次的想法都和别人不一样，根本原因就在于，教员精通历史和哲学，能一眼看清事物的本质，然后抓主要矛盾，理清“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决定每件事成败的关键点又在哪里。

会议结束以后，瞿秋白建议教员去上海工作，但教员拒绝了这个看似光明的前途，告诉瞿秋白，他已决定回湖南发动秋收起义，和绿林好汉交朋友。

瞿秋白见教员心意已决，便没有强留，同意了他的要求。

9月9日，教员以“前敌委员会书记”身份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式爆发。

这次起义，教员放弃了早已站在工农群众对立面的国民党旗帜，打出了共产党的斧头镰刀红旗，用这种方式向社会各阶级宣告，我们和蒋、冯、阎等新军阀不一样，我们要打出一个公平公正的新世界。

稍晚一些，教员心潮澎湃的填了一首《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02

秋收起义的计划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三个团，兵分三路包围长沙，长沙城里的工农群众再举行暴动，内外夹攻一举夺城，然后以湖南为中心，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四省建立工农兵政权。

但随着起义部队节节败退，教员逐渐意识到，敌人的力量仍然强大，攻打长沙不切实际，解放四省时机未到。

再打下去，好不容易攒下的革命家底就拼光了。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寄予厚望的项目要失败了，计划好的事情进行不下去了，怎么办？

硬着头皮往前冲，或许能争取到一丝胜利的希望，可一旦失败就是全盘皆属。

及时止损能节约成本，但这样会打击领导者的威望，严重的话，可能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操盘独立项目了。

无论怎么选，都是利弊参半。

就在这个难以抉择的关键时刻，9月14日，教员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毅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命令所有人立即后退，到东南方向的文家市集合。

他既要及时止损，也要调整计划方向，重新争取胜利的希望，换个赛道往前冲。

因为这些年教员频繁往来于广东和湖南之间，亲眼见过罗霄山脉的广袤无边，他认为，起义部队可以在这个地方休养生息、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冲出来，解放全中国。

这样一来，武装起义仍然在进行，起义部队也保住了，两全其美。

讨论一个问题需要论点和论据，论点提供答案，论据梳理推导过程，现在教员找到了秋收起义的新目的地，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凭什么认为，起义部队可以在井冈山立足？

教员做决策，当然不是一拍脑门就决定了。

据何长工回忆，在前往文家市的路上，他亲耳听到教员说过一番话，总结起来，便是转向罗霄山脉的三条论据——

1、国际资本处于相对稳定时期，于是国际资本和国民党互相勾结、蒋介石和汪精卫合流，三者共同组成反革命联盟。此时再去攻打大城市，就是以卵击石，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2、罗霄山脉位于湖南、江西交界处，离两省省会较远，是反革命联盟的统治薄弱环节。而且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队和政府无法统一行动，利用这两个特点，起义部队就可以在罗霄山脉相机而动。

3、中国穷人数亿，他们都是革命的潜在同盟，只要起义部队能保存下来，将来就有机会和数亿穷人结合起来，继续革命。

总而言之，敌强我弱，正面强攻不利，我们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建立一个根据地，然后一点一点的蚕食敌人，最终汇江成海、聚沙成塔，再造乾坤。

可以说，去文家市之前，教员就通过广博的眼界、缜密的逻辑确定了“放弃长沙、转进罗霄山脉”的战略计划。

9月19日晚，教员在文家市召即前委委员、师长、团长等人开会，正式向他们提出自己的失败总结和新战略计划。经过激烈的讨论，除了师长余洒度等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人都拥护教员的新计划。

秋收起义部队，就此开始了新的征途。

03

9月20日清晨，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文家市，开始向罗霄山脉前进。

但这支部队毕竟是一支败军，悲观情绪非常严重，4天后，总指挥卢德铭的牺牲，更是让部队上下弥漫着一股绝望的气息。

历史的经验证明，做项目、带队伍最重要的是凝聚人心。所有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用最小的队伍博出最大的成果，整个队伍和每个成员都实现利益最大化。

人心一旦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教员能调整战略计划，自然也能收拾人心，但教员收拾人心的方法不是枯燥的理论说教，也不是空口白牙的利益许诺，而是通过制度。

9月29日，秋收起义部队到了永新县三湾村，教员召即前委委员开会，提出了酝酿数天的部队改编计划。

首先，部队到达三湾时已不足一千人，减员严重，如果继续以师的名义指挥部队，除了增加干部名额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于是教员决定，师缩编为团，改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全团共7个连，没有职位的军官编成军官队，伤病员和医务人员编成卫生队，这些连队全部直属团部。

这样一来，原本繁冗复杂的师，成了精简高效的团，更确立了扁平化管理体系，战斗力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中国革命现在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部队做为革命的核心力量，便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执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既然革命的环境和部队的属性都发生了改变，那么党和部队的关系也要随之改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团只有一个党支部就远远不够了，党的领导机构必须下沉到更基层。

于是教员在营团设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班排有党小组，任何重大问题都要经过党委讨论才能决定，军事主官没有独立决策权。而全团的各级党组织，都归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

这项改编内容，不仅确立了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还建立了集体领导制、削弱了军事主官的权力，避免了某个军事主官因一己私念而带着部队整体叛逃，对保存革命部队意义重大，更对部队的发展影响深远。

如果说前两项改编内容重在高层，那么最后一项改编内容则重在基层，那就是连以上单位成立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

士兵委员会的主席由士兵或班长担任，既要协助党支部处理各种工作，又要监督各级军官，防止军官们打骂士兵、贪污经费，并维护士兵的尊严，保证士兵的说话自由。

此外，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也是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此以后，官兵平等成为这支部队的铁律。

人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困难时期士兵吃不饱穿不暖，军官仍然是四菜一汤，士兵们自然怨声载道。但官兵平等以后，士兵不再担心军官的欺压，甚至还能反过来监督军官，那还有什么怨言呢。

对于收拾人心而言，这项改编内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改变完成以后，教员又登上一块青石板向官兵们讲话，说：

“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还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大家一听，对啊，贺龙两把菜刀都能起家，我们怕什么？

就这样，部队改编和政治动员双管齐下，教员成功收拾了部队的人心，并给了所有人继续革命的希望。

罗荣恒元帅后来回忆说：“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谭政大将也说：

“三湾的改编，对于当时部队恐慌失望情绪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以很短的时间，在一个和他毫无社会关系的部队中建立他的信仰，用民主主义的工作方法，团结了下层干部及其广大群众。”

04

三湾改编的时候，教员还做了另外一件事，那就是派人联系袁文才和王佐。

因为在国民革命时期，袁文才和王佐担任过赣西农民自卫军正、副指挥，国民革命失败以后，两人的部队各保留了六十条枪，占据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继续和土豪劣绅做斗争。

通过这份履历，教员就断定，他们是可以合作的。

而袁文才和王佐没有归顺国民党，也就意味着，他们愿意继续革命。

就这样，秋收起义部队和袁文才、王佐建立起联系，教员在完成三湾改编以后，随即带着部队前往井冈山。

但随着两支部队的距离越来越近，另一种声音出现了——

有人听说袁文才和王佐的枪支人马不多，便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将其兼并，由秋收起义部队独占井冈山。

教员严词拒绝了这个提议。

在教员看来，井冈山只是革命的中转站，起义部队最终要打出去，解放全中国。武装革命也只是手段，让四万万中国人加入革命阵营才是最终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和各方势力建立合作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如果为了独占井冈山就兼并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便是丧失了信用，以后还如何和其他势力合作？

无法和其他势力合作，又谈什么解放全中国呢？

在这个宏伟的革命目标面前，兼并袁文才和王佐的百余条枪、独占井冈山，明显是格局小了、路走窄了，和他们两人建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才是革命的正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10月6日，教员和袁文才见面，直接赠送他一百多条枪，鼓励他扩大队伍，袁文才回赠教员五百银元，帮秋收起义部队解决补给问题。

不久后，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按照三湾改编确立的原则接受改编，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另一支武装力量。

至此，秋收起义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站稳脚跟，中国革命也有了第一块根据地。

10月18日，原隶属武汉国民政府的唐生智，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李宗仁爆发战争，史称“宁汉战争”，双方从湖南、江西抽调大量部队参战，两省边界守备空虚。

这是一个扩大井冈山根据地的绝佳战机，教员敏锐的捕捉到了。

于是在11月中旬，教员派出部队下山，一战攻破湖南茶陵县，然后任命谭震林为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建立起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个工农兵政权，并调配大量干部进入茶陵农村，开始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各级赤卫队和党支部。

以“茶陵经验”为起点，次年1月解放遂川县时，教员便总结出“施政大纲三十条”，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土地、经济等方面，成为井冈山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蓝本。

经过团结袁文才和王佐、解放茶陵和遂川两件事的成功实践，教员已经非常确定，建设井冈山根据地是可行的，工农武装割据是正确的。

而在这个过程中，教员还总结提炼出另外的革命经验——

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革命部队的三大任务。

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归公是三大纪律。

上门板、捆柴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打烂东西要赔是六项注意。

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是军事战略原则。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是军事战术原则。

波浪式推进、绝不盲目分兵冒进是根据地发展原则。

优待俘虏，愿意留下就加入革命部队，不愿意留下的发给路费。

.........

可以说，不到半年时间，教员就改变了秋收起义的错误方向、建立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确定了和各方势力的合作模式、并在实践中总结出建军治政的种种经验。

1928年4月28日，朱老总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万余人，和教员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至此，朱毛红军正式成型，井冈山根据地进一步完善，中国革命开始插上翅膀，即将扬帆起航。

05

从前文可以看出来，教员是非常善于总结经验的，那么在井冈山根据地日渐完善的时候，教员也必定会写一份报告，全面总结以前的经验，为日后的革命指明方向。

1928年10月5日，教员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根据一年以来搜集的材料，写出《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这份决议案的第一部分，便是日后重新命名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文章中，教员开篇就说：

“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工农阶级的经济的剥削和政治的压迫，比从前更加厉害。”

紧接着，教员开始分析局势。

简单说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经济，不依赖全国统一大市场，所以中国天然适合军阀割据。中国又饱受外国列强侵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所以外国列强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中国的命运。

军阀割据和外国列强间接殖民，便意味着军阀必定和外国列强勾结，而外国列强的矛盾，又会延申到军阀之间，造成中国的军阀混战。

只要外国列强有矛盾和斗争，中国的军阀混战就不会停止。

只要军阀混战仍然存在，统一而强大的中央政府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那么各军阀势力的交界处，便是其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这里，就是红色政权生根发芽的沃土。

但，不是每个军阀势力的交界处，都能建立起红色政权。

唯有经过国民革命洗礼的南方省份，工农兵群众接受过民主革命的教育，才有可能再次起来革命。那些没有参加过国民革命的北方省份，就很难建立起大片的红色政权，张作霖和阎锡山的部队也不可能分化出革命部队来。

这些内容，其实就是教员在文家市的思考成果，进一步提炼、升华。

而三湾改编到井冈山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思考总结、运行情况，教员则在11月25日写成一篇《井冈山的斗争》，通过湘赣边界的割据、割据地区的现势、军事问题、土地问题、政权问题、党的组织问题、革命性质问题、割据地区问题等八个板块，向中央做了详细汇报。

其中军事问题的篇幅最长，党支部建在连上、军事民主制、优待俘虏又是“军事问题”的重中之重。

例如教员在文中写道——

“什么人都是一样苦，好在苦惯了，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的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

“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方法是释放俘虏和医治伤兵......杨池生的《九师旬刊》，对我们的这种办法有‘毒矣哉’的惊叹。”

总而言之，教员的这两篇文章，仍然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而不是空泛的理论堆砌。

06

那教员的实践经验和思考总结，我们如何运用呢？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原文照抄肯定是不行的，但我们可以揣摩教员分析问题的方式，改造我们的大脑和日常行为。

1、抓主要矛盾。

用一秒钟看清事物本质的人，和一辈子都看不清的人，命运肯定是截然不同的。我们遇到事情尽量多思考，理清它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经过反复练习，即便不能一秒看清事物本质，能用一小时、一天看清楚，对人生的改变就很大了。

2、培养一门特长。

普通人之所以普通，就是因为没有突出点，既然没有突出点，又怎么可能收入比别人高、过的比别人好呢。但只要有一门超越别人的特长，就有了核心竞争力，也有了事业的同盟军。

3、分析市场，发现市场需求。

市场永远在产生新的需求，这些需求就是敌人的薄弱环节，但我们不需要管其他的，只要能发现和特长有关的市场需求就足够了。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能打造我们自己的井冈山根据地。

4、带团队要官兵平等。

永远不要低估“身先士卒”这四个字的力量，刘邦亲征、李世民冲阵、教员和士兵待遇一致，都是官兵平等、身先士卒的成功案例。

5、合作伙伴要平等。

没有谁天生就愿意低人一等，你不平等待人，人也会试图压你一头，这样无休止的内耗，合作就基本作废，前途路断。可你要平等待人，甚至事事敬人一尺，谁又能拒绝你这个合作伙伴呢？

6、低头做事，抬头看路。

《庄子·知北游》里说，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瓦甓、亦在屎溺中。我们日常做事时，既要总结成功经验，也要吸取失败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就是道。日积月累之后，我们就能逐渐规避错误，沿着成功的路径越走越远。

这个过程，即是不二过。

教员的成长经验有千千万万，但最核心的，其实就是“不二过”三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