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代的就业环境及其选择！

又是一年高考志愿填报时。

作者曾经在写教培产业的时候，提及过一些对未来就业的认识，但还没有专门写过未来就业环境的文章。这个话题是非常热点的，不同视角有不同看法，不同家庭也有不同认识。有不少朋友和读者，都私下与作者交流过这个问题。

抛开个体和家庭所处环境的视角差异，作者根据自己对再全球化、老龄化和技术发展阶段的认识，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期待这篇文章对大部分读者有益。

本文的就业环境，特指国内的就业，对于通过移民、留学准备留在海外的学生，不做专门讨论，但也会有所涉及。

一、共同面临的问题

这里的共同问题，是指不分家庭条件差异，下一代人将要共同面临的问题。

1、再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再全球化是对Dani Rodrik所谓超级全球化阶段的反思，超级全球化阶段存在两个主要问题，即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以及一国内部的不平等。由于一国内部的不平等，导致欧美尤其是美国民粹主义复兴，令全球供应链发生巨变，更具体地讲，就是全球的供给与需求发生重大变化。

对中国大陆而言，外需受限将是一个长期影响。对世界工厂而言，外需下降，产能就会相对过剩。无论是美国的关税，还是欧洲对本土产业的保护，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欧美的长期需求。当前出口状态良好，有“抢时间窗口”的原因。

外需受限，内需能否崛起就是一个关键问题。内需是否崛起受限于政策对需求侧的重视程度，作者在《需求侧的困惑》中分析过Right System的定价功能，如果定价功能缺失，那很难摆脱“卷”的结局。需求侧改革比供给侧改革难得多，因为涉及一些根基性制度，例如财税制度、中小企业保护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等的改革，在此之上，更难形成的，是理智的全民共识。本文不展开分析，在此我们仅仅假设，上述共识的形成和改革的推进所需时间还比较长，无法一蹴而就。这也意味着，我们假设，下一代所处的制度环境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基于上述假设，下一代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当前可能没有多大差异。但与上一代相比，下一代面临的产业和市场环境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超级全球化阶段，中国大陆经济的崛起受益于外需的迅速扩张、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本土的城市化和服务业的现代化。上述四个方面，给中国大陆带来了大量高收入的工作机会。

外需扩张创造了外贸行业优质的就业机会；全球资本的自由流动让金融、法律等服务业能够享受到全球资本市场红利，同时海外资本让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快速发展；本土的城市化令房地产行业强势崛起；城市化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让文体、娱乐等现代服务业的机会越来越多。

外贸、泛金融、互联网、房地产就是过往很多年中国大陆收入最高的几个行业，提供大量优质就业机会。许多白手起家的学生，就是在上述行业中取得所谓“成功”的。

身处这几个行业的中年人，大概都能感受到这几个行业当前的状况。外需的下行，全球资本流动的受限，互联网平台的转型，房地产债务问题的堆积，这些问题都不是短期问题。因此，过往高收入就业机会的减少，可能也不是一个短期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部分新兴产业仍在快速发展，例如半导体和AI产业等，新增了一些高收入就业机会，但这部分新增就业数量其实是很少的。

高收入就业机会的减少，也直接导致高消费的减少。前十几年一线城市房价最重要的支撑，源于泛金融、互联网等少数行业的收入仍能覆盖房价涨幅，当房价整体仍然处于上涨区间时，投资冲动就会继续存在。当支撑因素不再存在后，居住需求下降，房价开始下行，投资需求也同步下降。房地产行业的下行，加剧了泛金融和其他关联产业需求的下降，持续至今。

此外，在超级全球化阶段，部分人群能够通过海外留学、移民，在美国、欧洲获得较好的学历和就业机会；进入再全球化阶段后，先发国家优先本国就业，这些机会快速缩减甚至消失。留学和移民比例的减少，使得国内考学、就业竞争更加激烈。

所以在今天，我们看到一些奇怪的现象：

新增高学历人口的优质就业数量和工资收入都在整体下降，但考学竞争（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却愈加白热化。

激烈竞争的考学环境，让中小学生的身心受到巨大影响，从部分省市的调查数据来看，中小学生的抑郁率居高不下。

问题在于，如此激烈的考学竞争，最终却不能获得多少优质的就业机会，教育成本的不断提升、教育时间的不断增加，又压缩了许多家庭的其他支出，成为抑制内需的一个新的因素。

2、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

当前的教育压力源于中小学学籍人口数量仍然位于高位，但在十年之内，这个人口数量将会急剧下降。最近两年新增人口数量甚至比当期大学毕业人数还要少。这种情况日本老龄化过程中也发生过，要持续到人口总量与就业机会再平衡才能明显改善。在整个平成时代（1989-2019年），随着泡沫经济破裂，制造业向中国大陆转移，日本普遍的终身雇佣被零工就业所打破。终身雇佣类似“有编制”，非终身雇佣的就业比例不断提升，是企业出于降低成本的现实考虑。令和时代开启后，日本年轻人口数量与就业需求达成新的平衡，近两年日本年轻人口的就业情况显著改善。

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同步发生，会对内需构成进一步压抑。年轻人口数量减少，新增婚姻数量就会减少，更下一代的新增人口也会减少，对住房以及围绕住房的一系列需求都会减少。这对制造业产能利用率又构成压抑，对制造业就业也会带来进一步影响。

尽管中国大陆对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越来越受重视，但正如作者曾经提出的应对中国大陆老龄化问题的现实方案，要扭转过快老龄化、少子化趋势，其实需要正视3亿多流动人口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这背后又会牵涉地方竞争和税制，要想解决，难度很大。因此，我们仍然需要假设上述趋势短期难以逆转，并以此为前提，来讨论本文的议题。

3、新兴技术的影响

对就业影响最大的新兴技术是AI和工业自动化。之所以它们的影响最大，是因为AI与工业自动化的持续进步，从应对老龄化和降低企业成本的视角看，具有高度合理性。这种成本的降低是以替代人力为前提的，对人力资源供不应求的深度老龄化国家有利，但对人力资源供过于求的国家却不利。AI和工业自动化实际上在不断冲击人类工业化以来形成的“就业-社会保障”体系，未来人类社会的保障体系将会面临变革。但下一代人正处于不稳定的变革过程中。

我们看到，随着AI技术的快速应用，美国计算机学科的就业已经受到巨大冲击，互联网等科技企业的减员冲动非常大。这种冲击正在泛化到其他行业。总体而言，AI叠加工业自动化，使得全球范围内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出现了总量缩减的趋势。

再全球化、老龄化少子化和新兴技术这三方面的影响，是下一代人共同面临的，不因家庭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

二、就业观念的挑战

再全球化初期这几年，由于前述外部和内部经济现实，就业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超级全球化时期，体制内并非一个优选，因为存在大量市场化的高收入就业机会，“动物精神”主导就业选择。但这几年十分明显的趋势是，以稳定为目标的就业取向受到追捧。从个体眼前而言，寻求稳定就业机会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谈论下一代将要面临的环境，视角需要更加长远和宏观。

首先，体制内并非想象中那样稳定。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国有企业，能够保障的是较低的基本收入，真正收入的大头是所谓绩效部分。公务员的绩效收入取决于财政状况，国有企业的绩效收入取决于企业收入状况。显而易见的是，地方债务压力较大的地区，当地公务员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诸如房地产建筑等行业的国有企业，由于房地产债务问题的存在，有部分已经降到只能维持非常微薄的基本收入。

所以，秉持“稳定”，以当下各行业收入状况去选择未来的方向，很难讲就一定能够获得一个令自己满意的未来。

说到底，追求“编制”稳定感，是将个体利益与集体选择相绑定，在整个行业顺周期，能够获得中等偏上的结果。但如果整个行业处于逆周期，也不太可能有比较好的结果。

其次，市场化大企业的稳定性也很有限。无论外资还是民营大型企业，无论是在新兴还是传统产业，受到市场影响更大。不像欧洲和日本大型企业，中国大陆本土的市场化大型企业历史上未经过劳工保障运动的洗礼，大型企业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共识也未形成，当前仍处于股东中心主义的影响之下。经历过互联网企业前几年的快速发展和急速转型后，年轻人也逐渐开始了解，初期收入较高的市场化大型企业，往往也意味着稳定性较差。也因为如此，这些大企业中初期收入较高的年轻员工，这几年在消费观念上也发生很大变化，预防性储蓄越来越多。

对更广大的就业而言，无论收入水平还是稳定性可能都还要更次。

从家长和仍在接受学校教育的学生而言，希望追求稳定而高收入的工作机会，但下一代面临的就业环境，则很可能不再像超级全球化时代那样，有这么多明显的机会。

固守传统就业观念，并基于传统就业观念倒推考学目标，很可能只能让下一代的人生道路越走越窄，甚至浪费许多个体的天赋。

三、可能的选择

通过考学去追求好的学历，在未来十年，仍将是大多数家庭的选择。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条路会非常拥挤。在耗费多数家庭大量财富和精力并取得较好的学历后，也未必能获得一个满意的工作机会。当然，极少数优质的工作机会，仍然会由学历教育的佼佼者获得，但相比毕业总人数，很可能不足一提。

趋同和从众心理在本土非常普遍，甚至内嵌到文化中。许多具有天赋和潜力的年轻人，从小不得不收起自己的“野心”，在追求稳定的长辈劝告中完成自己的选择。

正如前述，要实现稳定在下一代可能更加困难，越是以稳定为目标，结局可能越不稳定。

无论家长还是学生，真正需要做的，是在常规教育之外，保有并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并学会将其展示出来。下一代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从小就生活在互联网和AI时代。网络社交已经彻底改变了舆论和信息传播形态。

家长和学生需要理解，在具有制造业优势的前提下，工业品成本将会长期维持在低位，而要令工业品销售价格提升，仅有两个办法：一是提升工业品额外的科技含量，二是赋予工业品额外的文化或精神价值。前者的价格优势取决于技术迭代的速度，这是大型企业的科技团队去实现的；后者的价格优势既可由团队去赋予，也可由个体去赋予。

除工业品外，纯粹的线上文化在年轻人中极具号召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线上创造不受时空和物资的约束，并且具有直接的社交属性。从曾经的网文到今日的AI影视，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个体创造力爆发并且快速显现化的时代。AI时代的到来，意味着传统商业形态将会进一步裂变，能够熟练应用AI工具、极具创造力的超级个体正在出现，他们将会创造出远超今日网红的商业价值。

很大程度上，下一代人的学历只是传统就业机会的敲门砖。寄希望于通过学科学历去获得工作机会仍然是工业时代的就业观念。分科教育模式源于工业化时代的需求。AI时代跨学科的知识共享与普及，意味着文化产品的创造速度和文化内容的创造数量，将远比科技迭代要来得更快。这也意味着，工业品文化价值提升的多样性将会远比科技迭代带来的附加值更多。

中国数千年文化积淀足以支撑足够多的超级个体在AI时代出现，商业形态由此变化之后，各种新的机会还将不断涌现。

就此而言，即便寄希望于通过学历教育去获得传统就业的敲门砖，下一代也需要对现实社会具有足够的体感，对网络世界具有切肤的网感。不能仅是互联网和AI时代的看客，而需要身处其中，成为一员。

要实现上述，并非靠“教育”能够实现，因为兴趣爱好完全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就此而言，家长如何发现、呵护、帮助培养学生的兴趣，其实远比考学要来得更重要。尤其对于众多一二线城市的家庭，在上一代能够给下一代有一个基本兜底的前提下，如果无法令下一代在AI时代能够充分释放自己的兴趣爱好，实际是限制了下一代的发展。

教育理念和学历、就业观念的认知能力，以及基于此之上的行动力，将决定许多人未来的一生。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