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教员学管理，做合格的领导者！

这篇是《精读毛选》第四期。

想象一下——

你带着团队摸索出一套正确的创业方案，却因为这套方案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被接受，你怎样才能说服他们？

你的团队成员自由散漫惯了，要求绝对民主化，事事经过基层讨论再做决定，你该怎样维护团队领导层的权威？

你的团队成员不愿意做艰苦复杂的工作，生活上享乐主义成风，经济待遇上又不顾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绝对平均，你怎样才能改造他们的思想，动员他们正常工作？

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你的团队始终是草台班子，可一旦解决了这些问题，你的团队将迎来质变，拥有极强的战斗力。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去做，不妨读读《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深度了解“古田会议”的来龙去脉，看看教员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

01

1928年4月28日“朱毛会师”以后，为了统一安排军队、地方、党的工作，便相继成立了三个机构——

红四军军事委员会，朱老总任书记。

湘赣边界特委，杨开明任书记。

前敌委员会是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统辖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特委，领导红军及其游击地区、农村根据地的工作，教员任书记。

教员做为前委书记，其实是军委书记朱老总、特委书记杨开明的上级，党政军大大小小一切事务的最终负责人。

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尽管三个机构之间有一些矛盾，但总体上能井然有序的运行，共同推动根据地的各项工作。

但离开井冈山以后，各种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192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湘赣两省“会剿”总指挥部，并任命湖南的鲁涤平为总指挥、第十九师师长何健为代总指挥，江西的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副总指挥，纠集六个旅、三万人，兵分五路扑向井冈山。

面对汹涌而来的敌军，教员在宁冈县主持召开了前委、军委、特委及各县县委组成的联席会议，商议之后决定，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红四军第三十团、袁文才和王佐率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教员和朱老总率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离开井冈山，主动出击赣南，用围魏救赵的战略解井冈山之围。

战略战术已经确定，1月14日，教员和朱老总便带着3600余人下山了。

随着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军事行动又日益频繁，于是前委和军委便不断召开会议，讨论各种重要问题，但参加两种会议的几乎是同一批人，往往是开完军委会议又开前委会议，或者开完前委会议又开军委会议。

这样一来，所有人都觉得很麻烦。

到底要不要军委，成为众人争论的焦点。

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军委是红四军的军委，没有军委，红四军的组织就不健全，所以必须设立军委。反而是前委的权力太集中、管得太多，前委书记又有家长制的倾向，属于书记专政，应该削弱。

这部分人，主要是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军事主官。

他们习惯了所谓的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不喜欢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甚至不喜欢党的纪律对干部的约束。

一言以蔽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

另外一部分人认为，前委代表党中央的意志，以及党对军队和地方的领导，绝对不能削弱。反而是红四军不到四千人，非要在前委和纵队之间插进一个军委，属于形式主义，似乎没有必要，可以取消。

这部分人，主要是各级党代表和革命意志坚定的党员。

而就在前委和军委争论不休的时候，井冈山失守、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第三十团突出重围的消息传了过来，更加剧了红四军的思想混乱程度。

因为没有根据地了，那些脱胎于旧军队、不愿意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等复杂工作的军事主官们，便趁机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

军队只管打仗，不用管其他的。这是单纯军事观点，违背了“红军是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建军原则。

用招兵买马和招降纳叛的方式扩大红军、只打大城市不用关心农村。这是流寇思想，违背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政治路线。

恢复军官权威，废除官兵平等。这是军阀主义残余思想，违背了三湾改编确立的民主制度。

此外还有一些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军政干部，自由散漫惯了，对党的纪律不适应，感觉不自由，便要求把“自上而下”的民主集中制，改为“自下而上”的泛民主制，事无巨细都先交给下级讨论，上级再根据下级的讨论意见做决定。

这是极端民主化，看似非常民主，但在革命战争年代，这种民主制度的链路太长、反应太慢，很容易贻误战机。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

可以说，随着军队壮大、人数增多，“朱毛会师”组成的红四军，也不再和井冈山一样纯粹了。

02

要解决以上种种思想问题，首先要解决军委和前委的权力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上层的矛盾理清了，下层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9年2月，红四军在江西赣州寻邬县的项山，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编，并决定红四军军委停止办公，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

这是一次前委的胜利。

但时间进入5月以后，随着红四军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各方面工作日益增加，前委既要指挥军事行动、又要领导地方建设，逐渐忙不过来了。为了分担工作和压力，前委又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留苏回来的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帮助前委处理军事工作。

然而，刘安恭初来乍到，尚未理清工作流程，便开始借临时军委这个机构，谋取个人权力，他甚至非常直白的说：“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用管其他事。”

这是要把前委这个最高决策机构，变成顾问机构、执行机构。

无奈之下，6月8日，前委在白沙召开扩大会议，教员当众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明确表示军委和前委争权，导致前委不能放手工作，却又要承担全部责任，限于不生不死的状态，要求更换前委书记。

当天晚上，林总给教员写了一份亲笔信，建议他不要离开前委，而是留下来纠正党内、军内的错误思想。

教员欣慰之余，给他回了一封八千字的长信，其中写道：

“党内有争论是党的进步，但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意思是，不是我个人要争权，而是革命成功的前提，必然是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我是不得已而为之。

尽管白沙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但仍然没有解决红四军的权力问题和思想问题，22日召开的红四军“七大”上，代表们甚至激烈反对教员提出的建设根据地、党领导军队等理论观点，导致教员落选前委书记，陈毅成为新的前委书记。

由此可见，红四军的争论有多么激烈。

03

红四军的问题迎来转折，周恩来功不可没。

早在4月的时候，军事部长周恩来、宣传部长李立三等中央领导同志就给红四军写信，希望派一名同志到上海，详细汇报工作。7月29日，红四军前委会议商议决定，由新任前委书记陈毅到上海，完成这项任务。

陈毅到了上海，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各项成就，也说了红四军出现的种种问题。

随后，政治局要求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对红四军的问题做一份决议报告，然后提交政治局审议。

周恩来做为委员会的召集人，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份决议报告，经政治局审议通过之后，又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名义，交给陈毅带回。

周恩来在这封指示信里明确写道——

“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

指示信的最后，周恩来还写了一句：“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教员提倡的的工农武装割据、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前委领导红四军等理论观点，至此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因为这封指示信是9月28日发出的，故而又称为“九月来信。”

11月，陈毅返回红四军，并在福建上杭县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宣读了九月来信的全部内容，然后邀请教员回红四军，再任前委书记一职。

04

尽管中央支持了教员的理论观点，但那只是口头支持，如何改造不正确的思想、重新打造红四军，还需要教员亲自来做。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复任红四军前委书记以后，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召集纵队、支队、大队的党代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召开一次联席会议，并亲自做了长篇大论的报告，阐述他的建军治政理论。

此为统一思想。

其二是鼓励参会的党代表、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进行分组讨论，一方面谈论自己对教员理论的看法，另一方面揭发批判自己部队的错误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教员也会深入各个小组参与讨论，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此为加深理解，消除疑问。

其三是参会代表们回到各部队以后，再召开党委会或党支部会议，传达这次联席会议的内容，对各自部队的错误思想做初步整顿。

此为上传下达，一竿子贯彻到最基层。

而有了这三件事做前期铺垫，红四军官兵便初步接受了教员的建军治政理论，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也得以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顺利召开。

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古田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朱老总做了军事报告，教员则做了亲自写成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报告，其核心内容，便是《毛选》的第四篇文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教员在文章中详细梳理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思想的来源、表现、以及纠正方法。

例如纠正单纯军事观点，要加强官兵的政治训练，让红四军官兵知道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并编撰红军法规，明确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与此同时，要尽可能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从阶级层面抹除单纯军事观点的土壤。

纠正极端民主化，要上级领导干部了解实际情况和群众生活，遇到问题拿出正确的办法，别让下级觉得你太无能，而且一旦形成决议就得坚决执行，不能太随便。

非组织观点的特点是少数不服多数，纠正方法便是少数必须服从多数，有意见可以在下次会议上提出，但这次做出决议以后必须执行。

绝对平均是农民和小资产者的幻想，永远不可能真实存在，但红军可以建立相对平等的制度，实现官兵平等、薪饷平等、按劳分配。

个人主义的表现是关心小团体利益、沉迷享乐、消极怠工，可以用政治教育、改善红军物质条件、保证休息时间等方法逐渐改变。

至于流寇思想，应该明确告诉红四军官兵，黄巢和李闯式的流寇已经过时了，我们要想革命成功，必须走建立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扩大赤卫队、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还要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把兵痞降卒占多数、居无定所的红军，改造为工农群众占多数、守土安民的红军。

可以说，凡是红四军中出现的错误思想，教员都一一做出分析，并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法。

05

那是不是“古田会议”开过以后，教员的理论就顺利贯彻到各部队了呢？

其实不是的，没有那么快。

赖传珠后来回忆说：

“1930年5月，我们2纵队开到寻邬。这时候，旧的一套破了，新的一套还没有树立起来。特别是在管理教育方面，军阀主义的管理方法被废掉以后，一部分干部对部队的管理教育表现得缩手缩脚，更多的人则感到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

这个时候，距离古田会议已将近半年了。

为了尽快恢复部队的战斗力，教员便亲自到赖传珠的部队，召集了一次座谈会，并把革命部队的管理教育方法归纳成七条，教他们如何管理部队——

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群众化。

干部要时刻关心战士，体贴战士。

干部要处处以身作则，做战士的表率。

干部要学会发动战士自己教育自己、管理自己，走群众路线。

说服教育重于惩罚。

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反对命令主义。

赏罚要分明，应赏必赏，该罚则罚。

七条方法，简单明了，哪怕没什么文化的干部也能很快掌握。

就这样一点一点的教育、一点一点的推动，到了1930年10月，红四军的错误思想才基本纠正过来，革命部队再次走上正轨。

从“古田会议”的前因后果来看，《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教员在手把手的教你如何管理团队，如何做一名合格的领导者。

如果你能真正读懂这篇文章，估计离摆脱员工思维、成长为潜在的管理者领导者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