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第二次冲击”？

本篇文章作者David Autor和Gordon Hanson分别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文章有删改润色，图片均为后配。

1999年至2007年间，当中国首次颠覆美国经济时，曾导致美国制造业近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流失。

这场被称为“中国冲击”的现象由一个非同寻常的进程所驱动——自1970年代开始的市场经济转型，这一转变迅速将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从集体化农场转移到城市工厂。

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浪潮瓦解了美国许多以制造业为支柱的地方经济基础，比如曾经自诩为世界运动衫之都的弗吉尼亚州马丁斯维尔，以及自诩为世界家具之都的北卡罗来纳州海波因特。

二十年过去了，当地劳动者仍未走出失业阴霾。尽管这些地区经济开始复苏，新增岗位却多集中于低薪行业。

与此同时，纺织、玩具、体育用品、电子、塑料和汽车零部件等数十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遭遇了类似的命运。

大约在2015年前后，中国基本完成了农业经济到制造业大国的转型，这场冲击开始趋于平缓，此后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开始反弹，在奥巴马、特朗普第一任期和拜登执政期间都在持续增长。

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在谈论“中国冲击”呢？

其实我们也希望不用再谈，但现在要指出的是，政策制定者花费了太多时间回顾过去，执着于打上一场战争，而忽视了正在浮现的新一轮中国冲击。

剧透一下，这次冲击可能要严重得多。

华为松山湖基地

“中国冲击1.0”是一次性事件，从本质上讲，中国只是明白了如何做它几十年前就应该做的事情。

在美国，这导致了不必要的痛苦失业，但美国本来就不会在Temu上卖网球鞋或组装AirPods。

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大军远超1亿人，而美国只有1300万，认为美国能够同时在半导体和网球鞋等领域与中国竞争，这种想法简直是异想天开。

然而正在加速逼近的“中国冲击2.0”标志着中国从弱者蜕变为强者，如今，中国正强势进军美国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创新领域：航空、人工智能、通信、微处理器、机器人、核能与聚变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太阳能、电池技术。

掌控这些领域意味着多重红利——高利润与高薪职位创造的经济收益，引领技术前沿获得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掌控未来战场的军事优势等。

对于美国来说，通用汽车、波音和英特尔这些曾经的旗舰企业已辉煌不再，但如果它们真的消失，必将让美国体会到举足轻重的影响。

目前中国的技术愿景已在非洲、拉丁美洲、东南亚乃至东欧等地重塑政府与市场格局，随着美国退守“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孤立主义，中国的影响力预计还将进一步增长。

犹记得19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的民营企业纷纷与跨国公司合作，将中国变成了“世界工厂”。

当下的新模式则不同以往，现在是民营公司与政府合作，中国构建起一套高效灵活却成本高昂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市长、省长等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从粗放的GDP总量增长指标转向特定先进产业的增长。

规模庞大的比亚迪合肥工厂。过去十年，政府主导的产业投资基金存在感日益增强。

以内陆城市合肥为例，在成为中国第二大电动车生产基地之前，合肥只是一座毫不起眼的省会城市。通过设立风投资金，押注困境中的电动车企，并加大对本地研发的投入，合肥在短短五年内就一跃跻身中国的一线工业城市之列。

中国已多次创造此类奇迹，全球最大、最具创新力的电动车制造商比亚迪、电池行业领军者宁德时代、无人机企业大疆和太阳能硅片制造商隆基绿能等，都是成立不到30年的初创企业。

这些企业之所以能取得压倒性的技术和价格领先地位，并非因为上级下达的指令，而是因为它们在“经济达尔文主义”中脱颖而出，世界其他国家尚未做好与这些顶级捕食者竞争的准备。

当美国政策制定者嘲笑中国的产业政策时，他们脑海中浮现的可能是空中客车的缓慢起飞，或是Solyndra（一家破产的美国太阳能公司）的黯然退场，殊不知更该仰望的，是盘旋在乌克兰上空嗡嗡作响的大疆无人机群。

当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耗尽时，“中国冲击1.0”注定会减弱，这在当前已成现实——中国在服装和大众家具等行业的增长已落后于越南。

但不同于美国，中国没有回头哀悼其失去的低端制造业实力，而是将重点放在21世纪的关键技术上。

与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战略不同，只要中国拥有资源、耐心和进行激烈竞争的自律，“中国冲击2.0”就会持续下去。

如果你怀疑中国的能力或决心，那你就错了。

根据澳大利亚国防部资助的独立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数据，在2003年至2007年间，美国在64项前沿技术中有60项领先于中国，而中国仅三项领先。

但在最新的涵盖2019年至2023年的报告中，这一局面彻底反转：中国在64项关键技术中领先57项，而美国领先的只有七项。

美国的反应是什么？

基本只有关税：同时对所有东西、所有国家征收关税——这种策略即便用来应对20年前美国输掉的那场贸易战都显得拙劣。

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我们或许真能重获那些生产网球鞋的工作；若再进一步，到2030年，我们可能会在得克萨斯州组装iPhone，这项工作非常乏味，工资也很低。

讽刺报纸《洋葱报》曾调侃说，“中国工人唯恐自己永无被机器取代之日，没想到美国人竟然还要抢这些工作岗位。”

单靠关税永远无法让美国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创新之地，关税固然该纳入贸易武器库，但应该作为精确武器，而不是无差别杀伤的地雷，同时重创敌人、朋友和平民。

那还有别的选择吗？

在十年前刚刚对中国展开研究时，我们和许多经济学家一样认为，自由放任的贸易策略优于其他混乱的替代方案，现在我们不再这么认为了。美国对“中国冲击1.0”的应对失策告诉我们，需要更好的贸易战略。

更好的战略是什么样子？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凡事力求简洁，但不能过分简化。我们无意给出过度简化的答案，谨此提出四大核心原则。

首先，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我们对中国的大部分困境也是其他盟友共有的，美国应该与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和韩国等国家步调一致，而不是因为它们竟敢向我们出售我们想要购买的产品，就用高昂关税惩罚它们。

如果电动车关税是由一个美国牵头的广泛自愿联盟采取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鼓励中国的电池和车企赴美建厂，就像中国在过去30年里吸引美国大企业在那里设厂一样。

为什么要邀请这些无情的竞争者来到美国的土地上呢？

中国政策制定者经常援引“鲶鱼效应”——强大的外国竞争对手刺激弱小的国内“沙丁鱼”游得更快，否则就会被吃掉。

当中国的电动汽车制造商还是沙丁鱼时，特斯拉的上海超级工厂就成了它们的鲶鱼；如今特斯拉在中国不再是一条鲶鱼，它越来越像一条惶惶不安的沙丁鱼。

简单来说，如果我们把中国的领先产业拒之门外，那最终只能面对本土企业的平庸。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

第二，积极推动新领域的实验与创新，选择在战略上至关重要的行业，如：无人机、先进芯片、核聚变、量子、生物科技等，并对其进行投资。

可以考虑采取“中国模式”，即由美国政府设立大型风投基金，不渴求单个企业或项目的成功率，而着眼于培育新兴产业方面的整体成功率。

这种方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喷气推进技术、雷达和量产青霉素）、登月竞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设计了安全往返的计划）和“曲速行动”（联邦政府与大型制药公司合作，以创纪录的速度研发出新冠疫苗）中都起了作用。

新的生态系统需要配套一系列基础设施，比如：可靠而廉价的能源供应、稀土、现代航运和充满活力的大学。

这意味着需撤回对煤炭和石油等传统行业的补贴，恢复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欢迎而非妖魔化外国优秀技术人员。

在这一点上，我们主张在美国建立一个政治上独立的战略投资机构，类似于美联储，但针对的是创新而不是利率。

在降息问题上长期硬刚特朗普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阴沟里翻船，因美联储大楼装修问题陷入舆论困境——正在进行的大楼装修不断超支，总预算竟达到25亿美元。

第三，选择可胜之战（半导体）与必守之地（稀土）进行长期投资。

美国政府的注意力持续时间就像吸食可卡因的松鼠，经常频繁地改变奖惩措施，以至难以产生积极成果。

不管你认为拜登总统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是否值得，像最近的国内政策立法所做的那样——在气候技术方面的所有新投资启动三年后就大举撤裁，都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同样，像特朗普呼吁国会所做的那样，如果草率地终止为振兴半导体行业而成立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必将受损。

总而言之，我们的经济政策必须保持一定的连续性。

第四，防止下一次重大冲击造成破坏性失业——无论冲击是来自中国还是其他地方。

在过去20年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问题，关税只能局限在保护老牌制造业上，它解决不了新增就业问题。

应对“中国冲击2.0”需要发挥我们的优势，而不是舔舐伤口，我们必须培育具有巨大创新潜力、由公私部门共同投资的新产业，停止纠缠于过往的贸易。

在这样一个重大利益攸关时刻，我们不能仅仅盯着后视镜，却看不清前方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