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的背后，是绵延十几年的斗争！

遵义会议绝不是用三天时间就开完的一次简单会议，它是绵延十几年的划时代大事件，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反抗共产国际的斗争，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和苏联做的一次殊死搏斗。

同时，它是教员在人生低谷期逆风翻盘的绝佳机会，更是揣摩教员政治智慧的绝佳案例。

01

要说遵义会议，得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从漫长的历史时间线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成功。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百万国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其中五十万国军用来直接作战，另外五十万国军修碉堡、驻防要地，试图用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一步步缩小中央苏区的范围、一点点消磨中央红军的数量，最终消除苏区和红军的生存空间，完成“围剿”。

面对蒋介石的优势兵力，红军的最佳战略应该是和前四次反“围剿”一样，不和国军正面交战，而是集中优势兵力，绕到国军的背后，以运动战、游击战等灵活战术，出其不意的打击国军，积小胜为大胜，实现反“围剿”的胜利。

但，红军领导层没有采用这一被验证过的正确战略，而是另搞了一套。

那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领导权的王明，已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遥控中央。

为了确保他的意志能够贯彻、太上皇的地位不被动摇，王明临行前，便任命年仅24岁的博古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替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博古年轻、有干劲、却不懂军事，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短板。

为了弥补这个短板，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结盟，并把红军的指挥权，完完全全的交给李德。

而李德是德国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见惯了大兵团作战的宏大场面，又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教育。所以他很不喜欢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决定以欧洲的所谓正规战取而代之。

博古和李德，就这样成了苏区和红军的最高决策者，堡垒对堡垒、正面强攻、正面防御成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

但问题是，欧洲军队能打正规战，是因为其背后有富强的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资，有足够的资本去拼消耗。

红军没有这么雄厚的资本，反而去效仿欧洲军队，那就是东施效颦，理论和现实严重脱节。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红军损失惨重，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不过，红军并不是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1933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并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闻讯，立即从苏区前线调了9个师进入福建，讨伐第十九路军。

这样一来，不仅苏区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红军也有了一起对抗蒋介石的同盟。

可以说，此时就是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最佳时机。

于是，早已被边缘化的教员，向博古和李德提议：

“立即组织红军主力军团，冲破国军的封锁线，突进到江浙皖赣地区，在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纵横驰骋，威胁蒋介石的腹心重地，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迫使‘围剿’苏区的国军回援，一举粉碎蒋介石对苏区的进攻。”

在当时的环境下，教员的提议可谓是神来之笔。

然而，博古和李德担心红军主力离开以后，国军趁机攻陷苏区，便拒绝了教员的提议。

红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第一个战机，就此错过，军事局势再也不可挽回。

稍晚一些，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博古继续推行过激的土地政策、宗派主义斗争、并严厉打击苏区干部，将王明的左倾路线推向极致，导致苏区的干群关系紧张，政治局势也不可挽回。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苏区北部门户大开。

博古和李德知道，军事、政治、地缘局势恶化到如此地步，苏区肯定是守不住了，于是便决定进行战略转移。

就在他们做准备的时候，教员又提出一个有可能反败为胜的建议：

“红军集中主力军团，向湖南中部前进，将‘围剿’苏区的国军调动到湖南，相机各个击破，一举挽救苏区，挽救革命。”

但此时的博古和李德，已经没有信心了，又一口回绝了教员的建议，只派红六军团前往湖南，和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师，为战略转移开路。

红军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第二个战机，也彻底错过了。

无奈之下，1934年10月10日晚，8.6万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正式开始长征，进行战略转移。

02

苏区的大好局面，不到两年时间便丧失的干干净净，如果你是红军战士，是不是也要发牢骚？

这是肯定的。

事实上，不仅每个红军战士都有一肚子牢骚，每个党员干部都有一肚子怨气，甚至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王稼祥，都对博古和李德的左倾政策不满意，并在和教员闲谈的时候流露出来。

张闻天和王稼祥，都曾到苏联留学，和王明、博古同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

他们两人都对左倾政策不满意，说明什么？

说明以王明为首的左倾阵营，在惨烈的失败面前，分化了。

意识到这一点，教员便在长征出发前，向博古和李德提议，把他们三人安排在一起随军行动。

这就是教员的政治智慧——

他是反对左倾政策的，但他知道左倾阵营掌握着党和红军的决策权，仅凭他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将其掀翻，所以他要在左倾阵营的不满者中间，寻求支持者，最终集多数人的力量，改变党和红军的决策层，进而改变党和红军的路线、政策。

长征开始以后，教员经常和张闻天、王稼祥一起讨论革命大事，很多时候，他们聊着聊着，话题便不由自主的转移到博古和李德的错误上去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他们的交情日渐深厚，并得出一个共识，那就是要想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必须召开一次大会，改变领导层。

但，要想做成这么大的事，他们三人达成共识远远不够，还必须争取更多的人，支持这个共识。

于是在争取到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以后，教员在行军途中，仍在利用一切机会和其他党员干部交谈、讨论。经过教员的说服和教育，最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等人也加入这个共识，支持改变领导层。

就这样，“改变领导层”成为高层的共识。

而博古和李德的指挥失败，进一步削弱了自己的威信，同时也让“改变领导层”成为基层的共识——

10月25日，红军在江西赣县、信丰县之间突破国军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8日，在湖南郴州汝城县一带突破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5日，在湖南郴州良田县、宜章县之间突破第三道封锁线。

12月1日，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

经过这四次大战，红军由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他们看不到希望，不知前路在何方，胸中充斥着不满、迷茫、愤怒等情绪，迫切希望改变现状。

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说：

“部队中明显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所有人都不满，所有人都要求改变现状，至此，教员提出的“改变领导层”彻底成为参加长征的全体党员、干部、战士的共识。

这就是势。

大势如此，博古和李德根本不可能阻挡，教员复出更是人心所向。

03

长征开始以前，博古和李德议定的战略目标是转移到湖南西部，和红二、六军团会师。

但随着中央红军血战突破四道封锁线，这一战略目标被蒋介石识破了，他在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必经之路上，部署层层重兵，准备以逸待劳，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决战。

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失去先机，如果继续按照原计划行动，便有全军覆没的风险。

于是教员向博古和李德提议，不要再去湖南西部和红二、六军团会师，改向国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四川、贵州边界建立新的根据地。

但博古和李德根本不予理睬，仍然决定执行原计划。

这件事发生以后，所有人的内心都发出一系列疑问——

原计划明明已经不行了，你们为什么还要执行？

你们明明已经犯错了，为什么仍不悔改？

你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要把剩下的三万余人，继续往沟里带吗？

可以说，到了这一步，“改变领导层”和“红军向何处去”两个问题，便合成一个问题，那就是红军要想找到出路就要改变领导层，只有改变领导层红军才能找到出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员、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开始公开批评博古和李德，不再有丝毫隐晦，而他们三人的公开批评，又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直接促成四次重要会议——

1934年12月12日，即湘江战役后不到半个月，中央领导同志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李德坚持到湖南西部和红二、六军团会师，教员则主张向贵州进军。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都支持教员的主张，成为会议的多数，红军正式转向贵州。

此为通道会议，博古和李德第一次败下阵来。

1934年12月15日，红军击败贵州军阀王家烈的部队，攻克黎平县。3天后，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再次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到湖南西部和红二、六军团会师，教员继续主张向贵州西北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经过激烈的讨论，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支持教员的意见。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决定采纳教员的意见，命令红军渡过乌江北上，并在攻克遵义以后，召开一次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

此为黎平会议，博古和李德又输一阵，而且在军事方面清算他们两人，已是势在必行。

1935年1月1日，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猴场召开会议，重申教员提出的“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主张，并命令中革军委的同志，要特别注意研究敌情、侦察道路，抓住有利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

为了改变李德包揽军权的现状，会议还规定，中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作战的方针、时间和地点。

此为猴场会议，事实上取消了博古和李德的军权，放弃了效仿欧洲军队的呆板战术，重新取回了教员提倡的游击战和运动战。

1935年1月7日，红一军团攻占遵义，1月15日，政治局便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开始讨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

这次会议，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因为博古和李德的威信已降至谷底，又有前三次会议做铺垫，教员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遵义会议其实是最后做决定的会议，并没有爆发太激烈的争论。

博古做为会议的主持人，首先作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

尽管他对军事问题做了一些检讨，但更多的是强调敌强我弱、装备落后、兵力不足等客观原因，事实上是为自己开脱。

这样的报告，当然不能让大家满意。

紧接着，周恩来作了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有错误，并诚恳的做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

遵义会议，自此开始渐入佳境。

张闻天紧随其后，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路线的报告，指名道姓的批评博古和李德，丝毫不留颜面。

等他们都说完，教员才站起来，长篇大论的讲了一个多小时，不仅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的“客观原因导致失败”的观点，还批评李德指挥军事是纸上谈兵，既不考虑战士要吃饭、睡觉、走路，也不考虑地形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当然打不赢。

相比前三人来说，教员其实是做了总结性发言。

轮到王稼祥发言时，他明确支持教员的意见，并提议教员出来指挥红军。朱德和周恩来闻言，立即表态支持，朱德甚至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

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那李德在做什么呢？

他在会议室门口坐着，垂头丧气的抽烟。

遵义会议开到这一步，完全是一边倒的局面，没有任何悬念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会议决定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军事，教员则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不久以后，又成立了以教员为首、周恩来和王稼祥为副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做为最高统帅部，和中革军委一起指挥全体红军。

教员，成为红军的核心灵魂人物。

而在党内，张闻天取代博古，出任中央的总负责人。

至此，博古和李德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教员如一轮朝日冉冉升起，势不可挡。

04

回顾遵义会议的全过程，大家可能也发现了，遵义会议有两个特点。

其一，遵义会议不是疾风骤雨式的开一次会议，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是经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铺垫，逐步打击博古和李德的地位、改变他们的军事路线、取消他们的军事指挥权。

在事实上掀翻博古和李德之后，才在遵义召开会议，做最后的收尾性工作。

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斗争方式，可以确保遵义会议能够按照预设流程进行，不至于出现反复。

其二，遵义会议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军事层面，并没有涉及政治和王明的左倾路线。会议结束以后，教员也没有立即出任党的总负责人，而是推举张闻天出任这一重要职务。

这又是教员政治智慧的体现。

因为只有这么做，才能把斗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只解决博古、李德、军事等关键性问题，然后团结绝大多数人，一起渡过难关。

可以说，这是“团结大多数”、“抓主要矛盾”在斗争方面的运用。

那王明的左倾路线是什么时候解决的呢？

答案是，抗战时期。

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教员相继写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三篇文章，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正式开启了“整风运动”。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依赖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失去靠山。

年底，《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发布，开始集中火力整顿王明等人的遗留问题。

经过数年努力，整风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真正让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彻底清理了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实现了全党的大团结。

到了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宣告整风运动结束，中国共产党自此成为一个成熟的政党，中国革命也开始进入新阶段。

这个时候，遵义会议才算正式结束了，算算时间，十几年过去了。

1934年到1935年间，教员在长征路上填了三首《十六字令》，无论词义还是文采都是上佳之作——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那个时间点，正是遵义会议前后。

那么，教员的词，到底是实景描述，还是以景喻人？

谁又能说得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