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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中，清王朝引以自豪耗费巨资兴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泱泱中华帝国却败给了“蕞尔岛夷”的日本。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两，还给予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等特权，失败之惨亘古未有，条约之苛刻令人发指，这给一向妄自尊大的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同时二百兆白银的赔款，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常年国库收入的三倍，为了支付这批赔款，清政府被迫举借外债，财政压力空前提升。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要说1895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应该一蹶不振才对。不过，现实，显然没有这么简单。
02
1895—1913年，十八年的时间，全国新设资本1万元以上的工厂468家，总投资额9822万元，远超战前水平。
作为对比1872-1894，二十二年，全国有资本可查的商办厂矿只有为53家，资本额为470.4万元。
主要以轻工业为主，纺织（如大生纱厂、申新纺织）、面粉（福新公司）、卷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发展迅速；重工业初步萌芽，如汉冶萍公司（钢铁）都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比如张謇与大生集团，1896年白手起家，就以棉纺织为核心，延伸至垦牧、航运、教育等领域，形成综合性资本集团。
1915年，大生纱厂的产品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南通也成为近代工业模范城市。
而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的民族企业不但没有被彻底摧毁，反而愈加茁壮起来。
这是因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促使国人从沉睡中惊醒，不甘沉沦的民族自尊心使各阶层的人们，为了民族自存不得不重新审视引以自豪的传统文化、封建体制和社会现实。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我皇上赫然发愤，排众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实自失胶州、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之后始也。
同时因为，《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在华设厂，清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并应对民间呼声，放宽了对民间设厂的限制。
1896年下令各省设立商务局，鼓励绅商投资实业，从法律上承认民营企业的合法性。
与此同时，外国资本入侵进一步瓦解了自然经济（新质生产力摧毁久产业体系）但同时外国在华设厂客观上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本土企业通过模仿逐步提升竞争力。
同时，通商口岸的开放扩大了商品市场（开放全球市场）。
03
甲午战败的屈辱并未扼杀民族生机，反而激发出“实业救国”的浪潮。
在政策松动、资本积累和爱国运动的推动下，民族企业以轻工业为突破口，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
这一看似矛盾的繁荣背后，实则深刻揭示了国家发展的真相。真正扼住发展咽喉的，从来不是列强的炮舰与赔款的重压，而是内部落后的产业结构和盘踞其上的既得利益群体。
甲午之前，真正限制中国方发展的瓶颈，是根植于旧产业结构与食利阶层的顽固抵抗。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官办军工体系，虽耗费巨资却形同虚设。
甲午海战中，北洋舰队装备依赖外购、维修仰人鼻息，正是重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跛足的血泪写照。战后虽出现汉冶萍公司等重工企业，却依然难逃官僚资本的低效窠臼与外资钳制。
与此同时既得利益集团更是以有形无形之手阻碍新生力量的崛起。传统地主士绅视工商为“末业”，保守官僚则担忧新式企业动摇其权力根基。
旧势力为维护特权，宁愿选择抱残守缺，甚至不惜“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这利益藩篱，比《马关条约》的锁链更加窒息民族生机。
04
所以，当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舞面对外部危机，并不一定是“灭顶之灾”。
因为往往最深刻的改革策略，只有在最大危机倒逼下，才能真正出台。
决定一个民族存续与发展的关键，不在于外部风暴的猛烈程度，而在于内部结构能否在风暴中实现艰难的重塑。
真正致命的枷锁，始终是盘踞于旧有经济基础之上、抗拒变革的顽固利益集团及其所维护的低效结构与落后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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