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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8日，项立刚在他的微博上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北京大学有一个法学院人权与人道法研究中心，以前叫人权研究中心，该中心和瑞典隆德大学瓦伦堡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合作开设人权法硕士项目，据说这个项目的钱，都是瑞典出的。
项立刚认为，由于这些项目涉及意识形态，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对这些资金进行审查，收了多少资金，这些资金用在了什么地方？这个中心相关项目的研究成果是什么，符合不符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这个中心主要教授的课程是哪些？这些课程和中国法律和价值体系是否一致？还有这样的项目培养了哪些人？他们是谁？
项立刚问的好！好就好在他揭开了这些年我们社会科学教育和研究领域的一个伤疤，即我们的社会科学为谁研究为谁服务为谁培养人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可能会危及国家颜色、政权安全和社会稳定。
我想引伸说的是，这些年，我们大学里的许多社科项目都与某些国家的某些机构有广泛联系，接受了大量国外资金资助，那么这些接受国外资金资助的社科项目与这些金主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会不会形成一种依附关系，即我们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按照国外政治或资本方即金主方的意图进行研究，其成果为国外政治或资本方即金主方服务，而不是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大家想一想，会不会觉得细思极恐，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这些年，我们许多大学、社科机构与国外某些有特定目的的资本提供方形成了政治或资本依附关系，这些获得资金的机构以及受资助培养的人员最终会成为某些国外政治和资本势力的代理人。
前面项立刚提到的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和人道研究中心是否就是属于这一类的机构？当然在中国这样的法学研究或教育机构远不止这一家，还有许多家，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在法学领域存在，在经济学领域和其它许多社会科学领域也都大量存在。
我们还会发现，无论是法学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拟或是新闻领域、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着这种依附型的机构，即拿人钱财，为人办事，或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当然这里办什么事、消什么灾就不好说了。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依附于国外某些政治和资本机构出来的人会进入到我国各个重要的教育、研究和管理机构，成为各种政策制定部门甚至是决策部门的领导或重要智囊机构的骨干成员，成为我国许多重要政策的智囊团成员、起草者甚至决策者，那么经过这些具有依附型人格和价值观的人参与制定的政策会不会也带有某种依附型政治或价值观痕迹？会不会也会带有国外政治或资本势力即金主方的某种意图？
这些年来，我们社科领域长期仰视西方，崇拜西方，有一大批崇尚西方的精英人群，特别是在我们的教育领域、经济领域、新闻舆论领域、政治法律领域，这个精英群体在我们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话语权，是一个十分可观且影响力巨大的群体。
一般来说，这个群体依附于某个国外政治机构或资本势力，成为资本和权力的掮客，成为他们所依附的国外政治和资本势力的代理人，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当然我以为，现在的这些人早已不是乏走狗那么简单，有些已经进化成了带有某种政治病毒的疯狗。
这些人或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国格人格，没有羞耻心，没有脊梁骨，他们已经不是简单的拿钱办事，而是主动配合国外政治和资本势力即金主方的意图干些改变我们国家颜色的事。
因此我们要全面清理一下那些拿国外政府或资本方的钱进行研究或联合培训的社科项目，查一查这些项目到底有些什么成果，到底在为谁服务。
社会科学项目，事关意识形态，事关国家颜色，事关祖国未来。还是认真查一查好，查了以后才会放心，屋子打扫干净了住着才会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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