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未来不负卿！

曾虑多情损前程，

离校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未来不负卿。

——改写一首小诗

大学是许多学生步入社会前的最后一站，正因如此，大学教育承担了比中学教育更多的责任与关注。

一所重点中学可以用高考升学率作为宣称成功的口号，可对大学的评价就要复杂得多。

人们关注大学的领域既包括毕业生就业率、就业薪资，也包括科研成果、基金经费，还涉及承担重大项目、新评院士以及各类校友知名等。

以此为引子，本篇试着回顾一下中国大学的发展历程及当下面临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学比较强的学科主要集中在文科和理科，工科相对较弱。

以清华大学为例，正式成立工学院是在1932年秋，在原有土木工程系的基础上新建了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勉强凑了一个工学院。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清末开始中国工程类学科的起步就比较晚，发展也比较慢，工科侧重于应用，必须以各种实际工程场景为依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民国时期仅有的几位知名工程师都是留学归来的人才，如詹天佑毕业于耶鲁大学土木工程专业铁路方向、茅以升毕业于康奈尔大学桥梁专业。

那个年代工程技术类专业在中国是非常吃香的，只要从海外学成回国，就可以开山立派。

值得一提的是，今天耶鲁大学已经没有土木工程这个专业了，更没有任何跟铁路相关的方向；耶鲁工学院网站上列有七个专业，分别是应用与计算数学、应用物理、生物医学工程、化学与环境工程、计算机科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材料科学、机械工程。

1949年之后，高等教育领域的许多专业都是留学欧美或苏联的归国人才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

以钱学森为例，他回国后的第一任务就是与钱伟长携手准备创立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中科院力学所1956年1月16日成立，钱学森任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

今天许多公开教材上能够查阅到的资料，在当时都属于不传之秘，导弹空气动力学大概就类似于“EUV光刻机制造原理”。

这一时期，钱学森、钱伟长、郭永怀等人在清华大学举办了工程力学研究班，培养对象为高层次师资和研究人员，每年招生120名，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两个专业。

从1957年2月到1962年的2月，力学研究班培养了三届毕业生共309名，他们中后来诞生了多位院士，很多知名工科院系的“创系教授”就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几乎同一时期，苏联专家对中国的系统性援助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个年代苏联专家政治地位非常高，来华工作前通常由聘请部门的部长出面接见，各地都为苏联专家建了专门的高级宾馆或招待所，凡有苏联专家工作的单位均配备了专门厨师。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只有那么几所综合性大学，其余的大学均聚焦于一个或几个专业。

最典型的就是大家熟悉的海淀八大院校：北京医学院（今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航空学院（北航）、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石油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北京矿业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一部）、北京林学院（北京林业大学）。

这八所学校位于一条新规划的南北路两侧，即大名鼎鼎的“学院路”。

基于迅速实现工业化的热切愿望，院系调整使旧的“通才教育”为新的“专业教育”所替代，当时四年本科毕业出来的大学生专业技能非常不错，可以第一时间投入国家建设。

学院路两侧的八大高校

北京云集了全国最顶尖的教育资源，具体到各个省市其实也都类似，比如：江苏科技大学以前叫作镇江船舶学院，山东科技大学以前叫山东煤矿学院，东华大学以前叫华东纺织工学院（中国纺织大学）……

至于大家熟悉的“四大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大连理工）、华南工学院（华南理工）、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华科），他们属于综合性工科大学，地位较单一专业学校还要高。

出于地域平衡的考虑，东西南北各设一所。

不难体会，中国目前形形色色的大学不少是基于某一个或几个骨干院系扩充起来的，从前他们聚焦做一两个专业方向，后来由于大学扩张、综合性办学风潮，逐渐把一些学科门类给补充齐全。

因此，当以宏观视角去做梳理时，可以把一所高校里的专业学科分为两类。

一类是王牌专业，或者说老牌专业。

这些专业大都拥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它们当前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宏观→微观”，以更好贴合市场需求。

五六十年代学科创建之初，由于人才稀缺，使得这批毕业生的培养模式非常偏宏观，什么都得懂；他们毕业后很快被分配到各个研究所、设计院里独当一面，于实践中摸索学习，做到室主任、副总师、总师的比比皆是。

即这一代人是解决从0到1、从无到有的问题，专业培养也是按照这个模式搭建的。

可到了新世纪之后，总体类人才已趋向饱和，精雕细琢开始成为各行各业的主流。

比如汽车整车设计已经非常成熟，车企迫切需要的是一些“非汽车领域技术”，像自动驾驶、主动降噪降振以及芯片衍生技术等。

但不管怎样，这些老牌专业来说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跟行业内的企业、研究机构等建立起密切关系，在共同研发、接受企业项目委托等领域经验丰富，有些教授于行业内拥有可观的人脉。

当就业大环境不明朗时，往往能够起到一定的托底作用。

除传统老牌专业外，另一类是各个学校成长过程中逐步拓展的专业，以及为了政绩工程跟风设立的各种带有探索性质、合作办学性质的学院。

这一类专业的水平参差不齐，有些做得还行，有些则根本没有成熟的培养体系，只是把临近学科的教材课程复制过来，稍作修改便上线招生，培养出的学生跟市场需求脱节严重。

如果说本科生就业主要看自身（通用）能力，那到了硕士、博士阶段，院系、导师和所在课题组的培养水平和行业人脉就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

由于广撒网式的招聘成本过高、风险过大，许多企业会固定跟自己行业内比较知名的高校院系形成就业合作关系——这实际上是延续了九十年代之前的分配制度，只不过加了一层面试筛选。

而那些新成立的专业学科不仅没有这些历史人脉，还容易被招聘单位的人力部门“歧视”——HR们更喜欢那些耳熟能详的专业名字。

中航工业2025年9月在北航举办大型招聘会。会前，北航党委书记会见了中航空工业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助理和人力资源部部长等人。

最近几年，专业方向的重要性越来越高，同样的学校、同样的两名学生，专业或研究方向不同在求职时面临的压力截然不同。

企业越来越希望招一个“即插即用”的人才，而不是耗费人力物资再去培养一名合格员工。

尤其是民营企业，作为中国就业市场的主力军，他们提供了八成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民企对市场更加敏感，反应更快，一旦面临经营困难便会第一时间控制用工成本。

这种情况下，同质化严重、毫无特色专长的专业面临巨大就业危机。

特别是本科毕业生，在“通才教育”和“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下，本科生在学校里掌握的专业知识十分有限，在当下就业市场只能算初步扫盲，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进入就业市场。

他们惊讶地发现，自己除了考研、考公外并没有什么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新一代大学生的生活成长环境较老一辈有明显提高，对于就业市场存在的加班严重、薪资偏低、保障不完善等问题意见颇大，因此环境相对宽松的公家单位开始成为毕业生就业首选——尤其对于女生。

一些聪明大胆的孩子开始提早抛弃专业知识，干脆从大学阶段就无缝衔接公务员考试，导致本科教育出现“高考化”的倒退趋势。

当前各城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大量“考公基地”，俨然一套传统教育体系之外的“新赛道”，真是令人感慨不已。

考公培训逐渐专业化、学校化、全职化。

与此同时，由于越来越多的大学从市区搬到了远郊区，使得学生参与实习、接触社会愈发不便。

最近这些年新建校区的共同特征是内部设施完善、条件好，但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发达、周边生活设施不完善，宛如一座座“学术孤岛”。

以兰州大学榆中校区为例，它距离兰大本部40多公里，坐落于人口约1.7万的夏官营镇，校内很漂亮，但配上背景后就有“一片孤城万仞山”的感觉。

新校区远郊化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原本熙熙攘攘的大学生活变得日趋封闭起来，学生走出校园的机会更少，进一步巩固了宿舍、教学楼、图书馆“三点一线”的生活。

很多大学生不愿意走出校门，也不愿意外人进校，高校充当“学生角色”向“社会角色”过渡场所的功能大为下降，大学生在校时光甚至还不如在家时接触社会多。

漂亮的兰州大学新校区。

在单纯帮助学生就业这一问题上，文学专业某种意义上应该跟工科学习一下：其一是与时俱进，其二是扩大跟就业领域企业的交流。

学科设置原本就是与时俱进的，许多变化不仅文科受冲击，理工科同样受到冲击，只不过理工科教授是从“A研究方向”转变为“B研究方向”，院系牌子没有变而已。

比如：同样是汽车工程，几十年前的汽车工程系跟今天的汽车工程系相比差别很大，各实验室、研究团队主攻的技术方向已经迭代了好几轮，只不过院系名字始终没变。

机械、电气等学科与之类似，看起来还是那块牌子，可实际上已经是“新机械”“新电气”——除了本科阶段的基础课程教授们懒得去改，剩下的内容已经换了个遍。

与此同时，一些工科教授跟外界交流十分频繁，有些干脆就是企业里的总工、副总工回到学校兼职或全职任教。

个别神通广大的教授还直接在外面办公司，可谓是把“产学研一体化”落到实处……

相比之下，文科院系的老师们确实需要不断探索尝试，甚至亲身实践，把知识和经验打包到一起传授给学生，让一部分文科变得更“市场化”，有“赚钱效应”。

像新媒体、网络直播、互联网策划等热门赛道，实际上与文科类的国际政治、新闻学、历史学等专业息息相关，只不过高校还没有摸索出如何适应这些新赛道的培养机制，也没跟就业企业形成紧密合作关系。

若干年前，知名职业经理人唐骏曾出过一本畅销书，叫《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现在回头看，李开复、唐骏等人其实是吃了2000年前后那一拨外企红利，机会可遇不可求。

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经验对今天指导意义不大，学生和家长都是基于现实情况做出了“最优解”。

二十多年前，外企在中国是高薪、体面、与国际接轨的代名词，他们西装革履地飞来飞去，羡煞众人。

十年前，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轰轰烈烈的造富运动让互联网大厂一炮而红，拿死工资的外企开始逐步让位于国内科技大厂。

再后来，金融、房地产等行业气势如虹，广大体制内人员也间接享受到了一波久违的红利……

天行有道。

对于个人来说，很多事情并不需要考虑太多，只要能够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剩下的便会由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

我们的祖父辈经历过变局，我们的父辈经历过变局，我们自己、我们的下一辈，也都无法例外。

拥抱变化、接受变化，原本就是人生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