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刚刚开始！

因为有了中美网民对账以及美国“斩杀线”话题，目前至少在中网互联网上，关于不同社会制度比较的舆论战会实现攻守易形，原来站资本主义的那帮舆论力量，现在几乎同时失去了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能力，这就是伟大的转折。在中文互联网之外，美国斩杀线话题让美国主流媒体都不敢直接否认“斩杀线”的存在，美国财政部长则用甩锅拜登政府的方式，正式确认了“斩杀线”的客观真实。近几十年舆论战顺风顺水，话语权实力几乎独孤求败的美国，这一次在这个议题面前，从政府到媒体都失去了自证能力。

这两个舆论事件结合在一起，对于资本主义的舆论防线的打击效果就是核爆级的，而且击中资本主义最脆弱的软肋和命门。正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从此资本主义就和“斩杀线”连接在了一起，成为资本主义罪恶与腐朽的符号。

以前，质疑资本主义主要是从剥削的角度进行批判，很多人以为资本主义只是掠夺财富，不知道比较正宗的资本主义除了要钱，还要命。大家对资本主义的恶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面临着哥伦比亚总统所说“今天要么是资本，要么是生命”的选择，普通人的生存和资本的盈利达到了二选一的程度。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个人只是资本家的耗材。从出生到死亡，都要给资本盈利做贡献，失去了贡献的能力，就可能成为社会淘汰的对象，被资本主义斩杀机制出清。死了之后，都要再被资本利用一会，甚至死了的人比活着的人更值钱，所以，在资本那里，人活着还是死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为资本创造更大的利益。

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是有着历史进步意义的，创造出了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生产力和财富，资本主义通过工业革命，解决了人类社会物质绝对贫乏的问题，让社会的基本矛盾转向了生产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市场狭窄的矛盾，也就是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

但资本主义之恶有尤甚于以前的社会制度，也正在于此。

人类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今天，创造出的物质产品，无论是总量还是多样性，明明已经可以满足所有人绝大多数基本需求，可以让每个人和每个家庭维持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水准，不再被饥饿和贫困折磨，只需要找到一个分配模式，把生产出的物质产品分配给所需要的人，现在困扰人类的主要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巨大的社会需求会被释放出来，产能的严重过剩也不再是问题。但现实显然不是如此，人类并没有解决贫困问题，即使在美国这个最发达的西方国家，贫穷和饥饿都是严重的威胁。特朗普政府关门超过30天，就有4000万美国人的吃饭问题成为了问题。美国最大的反饥饿项目“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NAP，俗称“食品券”）在2024年11月1日暂停发放，这直接影响了约4200万依靠该项目维持基本生活的美国人。

是美国生产不出足够的食物满足美国人的食物需求吗？当然不是。而是美国的资本主义运行机制，让美国食物的生产与食物的需求出现了断裂，一方面是美国的粮食需要借助出口才能消化掉，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济计划，才能免于饥饿。当然，即使有这个计划，这部分美国人也不会吃得很好，只能保证能够继续生存。

同样荒谬的现象也出现在巴西、阿根廷和印度这些粮食出口国家，他们的国内饥饿现象也更为严重。印度还是公认的重度饥饿国家。

资本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出现了严重的脱节。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而是为了生产和销售者的利润。即使是人类维持生存最基本的粮食，都要满足这个定律。

如果从道德角度去进行评判，就是一种特别反人类反人性的制度。资本眼里没有人性，也没有人类，只有盈利。即使是资本家本身，都是资本的拟人化，资本家为了利润，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和道德，甚至为了利益，可以出卖绞死自己的绳子。他们表现出来的冷漠冷酷血腥，有他们自己个人的道德品质在里面，但更多的是由资本的本性内化而成的阶级性。

资本主义的理论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特别喜欢从人性的角度去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因为他们把由资本的本性转化而来的资本家的阶级性，说成是人类普遍又永恒的本性，他们在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以这种被抽象化泛化的所谓人性，作为重要的依据。

关于人性论，这里需要多说几句。因为人性论几乎成为一切论证资本主义永恒性，否定社会主义正当性，消解共产主义现实性的逻辑起点。

更科学的人性定义应该是指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总和。人的本性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因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的社会性是人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人的社会性主要由人的本质决定。由于“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性是随着社会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要发生变化的。这就是说，没有抽象的人性，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只有变化的人性。就每个具体的个体而言，人性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既有利己的一面，也有利他的一面。传统的人性论，往往只抓住了人性的某一个方面加以夸大，所以就出现了性恶论和性善论的争执不休。实际上，我们见到的人里面，绝对自私，一件利他的事都不去做的，和绝对利他，一件利己的事都没有做过的，绝对善或绝对恶的人，都只能在理论层面才能抽象地存在。大奸大恶之人和大善大贤之人，都是少数。利己性和利他性作为一对矛盾体，往往是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所不同的，就是有人以利己为主，有人以利他为主。

在私有制社会中，利己的一面更为突出。在公有制社会中，经过社会有意识的引导，利他的因素会更多一点。人性不但是变化的，而且还是可以由社会塑造的。比如，在根据地和解放区，就有很多老百姓为了保护子弟兵的安全，宁可牺牲自己。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社会整体道德水平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互帮互助的自觉性程度亘古未有，好人好事蔚然成风。

人性既然可以由社会关系塑造，社会关系主要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关系又最终是由生产力水平（并非机械线性地）决定的，所以，当生产力水平发展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可以实现按需分配满足人的正常需求，自私在大多数领域，特别是物质生活资料方面，已经失去必要性变得多余的时候，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整体利益更趋一致，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在大多数人身上，人性具备了与以往私有制社会不同的表现特点。

这个时候，马克思说的两个决裂就基本实现了，即人与“传统观念”的决裂，随着社会经济与“传统所有制关系”的决裂也成为现实了，人就具有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另一个基本特征，社会成员在整体上，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这就与牢A说的那种母亲杀死自己孩子之后，叫喊着他孩子的尸体很值钱的冷酷自私血腥，与马斯克在谈到美国“斩杀线”话题时云淡风轻的笑容背后的冷漠之间的差别如云泥。

这里也要插播几句，免得有人在这里挑刺。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高尚、纯粹、拒绝了低级趣味的人，人的道德品质的差异性仍然会有，自私的现象在某些领域也还会存在，不可能绝对消失，但已经在整体上不占主导地位，在大多数领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虽然信仰共产主义，但我特别反对那种把共产主义描述为静态的完美社会，仿佛人类一旦跨入共产主义社会，一切不美好就消失了，所有矛盾都不存在了。完美的社会就跟完美的人一样，是永远不可能有的，人们想象中的或者期待的理想社会制度，依然是有矛盾的，依然是有公与私的斗争，只是主流发生了变化，社会越来越纯粹，社会越来越美好，这是大的社会发展趋势。一些人想象中的极致完美的共产主义，是人类只能不断接近但永远也达不到的目标。如果完美了，矛盾消失了，人类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了。

关于共产主义，会在后面的文章中做更详细的分析。总而言之，共产主义的本质是一场实现人类解放的运动，这种运动只要人类存在就
不会停止，因为人类社会永远不可能完美。甚至，我理解的共产主义也不一定是最后一种社会形态，或者共产主义可以细分为更多的发展阶段，而不只是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实现共产主义是长期的过程，接近共产主义的理想状态，是人类永远的奋斗目标。那种对共产主义绝对化完美化静态化的想象，是把共产主义社会庸俗化，是共产主义的敌人攻击共产主义，否定共产主义现实性的重要手法。

回到本文主线。通过中美网民对账和美国斩杀线话题，我们也可以确定，资产阶级在把他们代表的资本的本性说成是人类的共同且不变的本质属性的同时，资产阶级的虚伪性也是历史上最强的。他们在登上历史舞台的初期，喜欢谈自由平等博爱，到了后期，又大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并系统化为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历史终结论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当代理论体系的一体两面，到处传播。现在资本主义的这些宣传话术，在斩杀线话题面前，都被祛魅了。

“斩杀线”话题一出，即使是精神美国人比真正的美国人更爱美国，他们也找不到有效的洗地方式。中美网民对账，他们还用这些为生计所困的美国网民只是美国底层的老百姓，并不代表美国的中产真实生活状态，但“斩杀线”最大的目标群体就是美国的中产，因为一次意外事件就迅速掉入个人和家庭财务危机，进入不可逆的美国社会出清机制，从社会淘汰变成物理淘汰也并不遥远。现在给美国洗地，不但洗不干净，越洗越脏，还会连带自己一起，谁洗谁“死”，被坚持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实施“围点打援”。这个时候，出来洗地的人多一点，不是坏事，会导致
这些人的社会公信力和号召力加速消耗和透支。

即使有人用欧洲特别是北欧的社会福利体系为资本主义挽尊，也无济于事，摆脱不了由攻转守的形势。因为他们这么做，不但要抛弃美国这个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把美国从“文明”世界”开除，这样做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上的防守动作。退守到欧洲一隅，资本主义对外进攻能力也就谈不上了。何况，用欧洲做最后的意识形态防守阵地，也是守不住的，因为欧洲现在的问题也很多，虽然社会福利会比美国好一些，但美国的很多问题，在欧洲同样存在。欧洲在生产力水平上也不再领先，代表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的科技成果基本与欧洲无缘，欧洲的社会福利也正在崩溃前夜。

而且，欧洲的社会福利之所以比美国好一些，是因为欧洲在历史上曾经是革命老区，在19世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就诞生在欧洲，20世纪又靠近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20世纪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就在苏联和东欧。

资本主义变得好一些，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来过。欧洲的社会福利体系，普遍是在二战之后建立的，本身就是为了对冲苏联的红色革命输出，而不得不对劳动者作出的安抚和让步。同样是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距离社会主义阵营的距离越近，社会福利就会越好。这显然与来自社会主义的压力大小有关，与社会主义阵营中心的距离越近，福利往往越好。

很多人不理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最大差别在哪，其实可以用两句话做一个通俗意义的回答：1、资本主义保护强者，社会主义保护弱者。2、资本主义不把人当人，社会主义把人当人。

当年我们的革命前辈在推翻旧世界的过程中，能够触动人心的口号，除了“打土豪分田地”，就是“为穷人打天下”。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解决穷人多，富人少，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社会现状，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资本主义正好相反，给强者和富人更大的自由，所以在冷战期间，资本主义最喜欢自我强调的标签就是“自由世界”，其实就是指资本剥削掠夺劳动者的自由。

在冷战时期，欧洲的资本主义在外部的社会压力和内部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双重压力下，进行了很大的社会改良，为了内部减压，把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改得妈妈都快不认识了。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主要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上台推动的。特别是北欧，一直是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

欧洲的社会改良，因为兼顾了劳动者的利益，让欧洲再也没有出现过社会主义国家，但被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因为兼顾劳动者的利益目的还是为了给资本主义续命，最终是为了资本的秩序能够持续，所以，为了兼顾劳动者利益和资本的利润，社会运行成本就特别高，需要借助欧洲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通过工业品和服务业与原材料之间的剪刀差，以及政治操控，从第三世界国家转移走大量财富。在这方面，法国就特别典型。法国议会报告显示，2019年法国从非洲国家获得的财富（含贸易、投资等）为440亿欧元，但这个数据显然人为做了低估。有人估计法国每年从非洲国家掠夺数千亿美元的财富。法国年均社会福利投入约9268亿美元，其高福利体系与从非洲获取的收益形成隐性循环。所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没有非洲，法国将沦为第三世界国家”；法国的密特朗说，“没有非洲，法国将在21世纪没有历史”。有一个数据说，法国一年从尼日尔进口了65亿美元的铀，却仅仅支付给尼日尔4.5亿非洲法郎（约7000万美元）。尼日尔能拿到的这点收入，还要经过法国控制的金融系统，再薅一把羊毛。法国在非洲成立多个国家银行，这些国家50%的外汇必须交给法国中央银行这些国家要动用这笔钱，还得经过法国批准。

俄乌冲突之后，欧洲一方面要面对来自东方大国全产业链工业体系升级的竞争，另一方面，因为制裁俄罗斯，失去了对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德国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国家，工业都在经历萎缩。欧洲依靠产品高溢价获得超额利润的空间越来越小。

欧洲社会的高福利所依赖的上述内外两个条件都不可持续，而且，因为美国越来越从中国这里占不到便宜，欧洲必然还要被美国更严重地持续吸血。

多重因素共同挤压之下，欧洲几百年殖民和工业革命先发优势的积累，正在耗光。欧洲社会福利必然无法持续，崩溃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在资本和社会福利之间，欧洲只能选择其中一个。选择前者，就会面临社会的激烈反弹，就跟法国和英国那样，爆发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选择后者，资本就会大范围出逃。作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斩杀线”在欧洲也开始磨刀。

所以，从资本主义“斩杀线”的机制被广为人知后，意识形态战争的基本态势，必然会反转。除非东方大国出现颠覆性的变故，否则，即使我们继续以民间舆论力量为主，这种反转也很难被阻止，反转趋势一经确立，更难被再次逆转。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至少开了两炮，接下来会对资本主义展开更大规模更成体系的批判。对资本主义从现实到理论的大反攻已是必然。对于这次意识形态反转与反攻的特点以及意义，我们在上一篇文章《“幽灵”被唤回，美国的幕后力量，这次遇到了真正的对手》进行了分析，此处不再做重复论述。

随着这种意识形态反攻的进行，自苏东巨变之后，偃旗息鼓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将走出长达四十多年的低潮期。只要打破资本主义宣传机器的信息茧房，21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也会再次按下启动键，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21世纪的社会大变革，会以不同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正式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宣判资本主义的死刑并予以执行。

很多一直坚持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也即将渡过最艰难也最孤独的岁月。公开谈论共产主义信仰，不再被异样和嘲弄的眼光扫射。因为20世纪社会主义重大挫折而黯然神伤、无尽叹息的人们，有机会看到再一次共产主义运动高潮和千年一遇社会大变革的到来。

这个具体的时间，是人工智能技术广泛普及，能够替代社会大部分岗位，就业机会无法从新创造的工作岗位数量中得到弥补，如果失业率超过30%，社会稳定就是大问题；社会失业率超过50%，社会运行无论如何都无法维持，大变革必然爆发。

虽然人工智能时代还未正式到来，但社会就业正在经历人工智能的冲击。这种冲击本身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下已经开始尖锐化到无法调和程度的具体表现。

马斯克预言：“2030年开始，人类将面临大规模失业，大部分专业技术岗位都会被AI取代。未来五年内，AI的智商可能会超过所有地球人。”“未来可能我们所有人都没有工作，上班会变成一个选项，大部分专业技术岗位将被AI取代！”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失业与就业：自动化时代的劳动力转型》报告测算，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至10亿个岗位被AI取代，若算上关联产业和家庭经济，波及人口将超过30亿。

世界经济论坛的《未来就业报告》则冷峻地写道：“AI不是替代工具，而是劳动力市场的系统性重置。”牛津大学学者卡尔·弗雷的模型更直白——零售、物流、客服、会计、制造业等领域的重复性岗位，消失概率超过90%。

即便也有不同声音，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指出，目前在许多工作中全面应用AI在经济上尚不具备可行性。‌但AI对劳动岗位的替代，已经开始了。甚至网约车这种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的新就业形态，都可以被无人驾驶代替。连厨师这个行业，都有自动炒菜机成为竞争者了。

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如何解决科技与就业的矛盾，也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突出矛盾，以避免社会系统的崩溃，就成为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最大的难题。这个难题在资本主义的体系下，在传统的所有制里，是无解的。

只有新的社会形态、新的所有制，才能解决人工智能时代的就业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把人工智能无法取代的就业岗位，分配给需要工作的人，现在由一个人承担的工作量，未来就可能由三个人、五个人，甚至十个人来分担。一个就业岗位就可以分成相应数量的工作岗位，具体可以根据人工智能对劳动岗位的替代程度确定。比如，如果人工智能替代之后，社会只能提供相当于就业人口数量20%的就业岗位，那就把一个人的工作分给五个人，这样就可以保证所有的就业人口都能找到工作。具体办法有：一是可以把这个岗位进行分解，一个岗位拆解为五个岗位，社会分工更细化。二是如果岗位不能拆解，也可以缩短工作制，把五天工作制改为一天工作制，就可以由一个工作岗位变成五个就业机会。

这样的社会形态除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前没有更合理更有可行性的社会制度。

人工智能技术的进展，让对美国“斩杀线”都感觉淡然的马斯克都提出了他的预期，他以近乎科幻的方式描述了一个看来很乌托邦的未来世界：“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可能都不需要工作了。我们不仅会有普遍的基本收入，而且会有普遍的高收入。商品和服务将不会短缺。”是不是特别像刘强东在2017年说过的那两段话，“咱们中国提出共产主义，过去很多人都觉得共产主义遥不可及，但是通过这三两年我们的技术布 局，我突然发现其实共产主义真的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实现，因为机器人把你的所有工作都做了，已 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政府可以分配给所有人。” “以后中国将没有穷人和富人，所有公司全部国有化了，中国只需要一家电商公司就可以，主要任 务就是把商品配送到每家每户。没人再为物质去工作，大部分人为精神、为感情去奋斗，人类可以 享受，或者做点艺术和哲学上的一点东西。”

马斯克设想的未来社会，与马克思推导出的共产主义已经比较接近了。“商品和服务将不会短缺”用马克思的语言表达，就是“社会财富极大丰富”，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特征。

当然，也有区别，马克思并不认为，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不需要工作，而是认为劳动已经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

因为财富的极大丰富，人类从根本上解决了物质短缺问题，实行按需分配，就具备了最重要的客观条件。劳动就不再是谋生的手段，人是为了自己的全面发展，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劳动不再被异化，而是自我实现的过程。

重复性的劳动岗位基本都可以由人工智能和机器替代，留下的岗位只剩下那些无法被人工智能和机器替代的工作。体力劳动都基本可以由机器和机器人完成，大部分脑力劳动可以由人工智能替代，这样，三大差别当中，比消除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更难理解，实现难度更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就具备了消失的现实条件。

建立在传统所有制之上的经济运行模式，在更高恶生产力面前，无法继续依靠修修补补继续将就使用了，必须重建。当人工智能能够替代大多数人的工作岗位，人类唯一的选择就是社会所有制取代个人所有制。

为了防止有人在社会所有制上做概念混淆，把股份制说成是社会所有制，所以需要歪个楼说一下个人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主要区别。

个人所有制或者传统所有制，还有一个名字叫“私有制”。为了适应生产力的需要，私有制也在迭代，从奴隶私有制到封建私有制再发展到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进行了进化：

1、从初期生产资料由资本家私人所有，并直接经营企业。

2、私人股份所有制：股份制的出现，资本家通过股票形式实现资本的联合,所有权与经营权开始分离。马克思把股份制看作是“通向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单纯过渡点”。这里新的生产方式就是指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经济形态。股份公司通过股票发行实现了“资本集中”到“资本社会化”的转变，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这为联合生产准备了物质基础，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股份制还是资本主义的范畴，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的边界。

3、国家所有制，也就是国有制。不是所有的国有制都是社会主义性质，国有制也不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才有。实际上，奴隶社会也有国有制这种形式。比如，恩格斯曾经指出，在罗马就有“为共和国全部内政史所环绕的国有土地”。很多人认为我国古代西周的井田制就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度。封建社会也有国有制，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至少有部分屯田和官田也被认为属于土地国有性质。

所以恩格斯说过：“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恩格斯：《反杜林论》)。资本主义的国有制和社会主义的国有制是不同的性质，其主要取决于国家和社会的性质。
所以，恩格斯在1845年2月8日《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也有这样一段话：“纳税原则本质上是纯共产主义的原则，因为一切国家的征税的权利都是从所谓国家所有制来的。的确，或者是有私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样就没有什么国家所有制,而国家也就无权征税；或者是国家有这种权利，这样私有制就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所有制就高于私有制，而国家也就成了真正的主人。”这里的国有制就有了另外的性质。

社会主义性质或者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制，应该是社会主义低级阶段，公有制的初级形式，或者是过渡时期内一种向公有制过渡的形式。在我们前三十年，公有制企业没有采用国有企业这个概念，而是国营企业，强调是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由国家经营，而不是国有所有。所以，不能把公有制与国有制视为同等概念，可以把社会主义国有制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所有制，视为公有制在不同发展阶段由低到高采取的不同形式。

再次继续回到本文的主线。在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既是人的义务，不劳动者不得食，又是人的权利，社会有义务给每个有就业需求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社会主义国家不允许出现失业，不允许人因为没有工作而被社会斩杀。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候，劳动者的就业权都是基本权利。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更应该解决每个劳动者的就业问题。

这对资本主义来说，是难度大于天，事实上无法实现的难题。但对社会主义来说，就是必须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资本主义就是有能力，也不能解决充分就业，他们需要失业人口作为产业后备军，以保证资本对劳动者的谈判和议价能力。就连充分就业的定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充分就业，并不只指全部就业。保持一定的失业率是资本主义的刚需配置。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必须解决就业。

古巴长期受美国封锁，根据1992年的“托里切利法”和1996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美国不仅禁止自己的公司与古巴贸易，还长臂管辖，禁止与古巴做生意的外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经济那么困难，也没有出现美国那样的斩杀机制，古巴的医疗更没有跟美国医疗那样，成为个人破产的首要因素。

这里再次暂时偏离一下主线，插播一下社会主义医疗与资本主义医疗的差别。古巴的医疗成为整个拉美国家的一股清流，百姓看病不仅免费，而且古巴的医疗水平也是世界领先。早在1982年，美国的一份报告都承认，古巴的医疗水平能够与发达国家媲美（其实古巴的医疗效率远非发达国家可比，那种从预约到见到医生需要几个月的事情，古巴人是没有经历的），不但南美领导人喜欢去古巴看病治疗，而且，就连美国都有人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去古巴看病。上世纪90年代，古巴是第一个研制出B型脑膜炎疫苗的国家。2012年，古巴研制出了第二种肺癌疫苗，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作为经济落后，医疗资源匮乏的国家，古巴的人均预期寿命比美国人还高。

这样一比较就有了鉴别，资本主义的市场化医疗体系，就是一种高成本却低效的制度。高成本，是因为医疗的每个环节都要满足资本利润最大化的需求，这些利润就变成了高昂到患者无法承担的医疗费用，也超过了国家和社会的合理承载能力。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22年的医疗保健支出为4.5万亿美元，占GDP的17.3%。2023年美国医疗保健支出为4.9万亿美元，占GDP的17.6%。2024年这个数据又变成5.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成为美国GDP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代价就是会有更多的美国人被医疗账单斩杀。美国医疗的低效率是因为提高医生的职业门槛保证行业垄断，确保医疗资本持续获取垄断利润。‌‌

资本主义就是医疗，都不把人当人看，救死扶伤的公益事业都要做成资本牟利的产业，让患者成为医疗资本获利的耗材。

医疗都如此逆天，就不能指望美国的其他制度会符合人性。实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没有资格谈人性和人权，丛林法则是动物世界的规则，把动物世界那一套规则适用到人类社会，这是文明还是反文明？

又回到本文的主线。

总之，要理解为什么人工智会让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无法持续，让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恶矛盾失去了调和的空间，就首先从就业的角度去理解。一个连基本就业都解决不了的社会经济形态，必定是无法正常运行，因而无法继续生存。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已经没有什么认知上的难度。

资本主义的主要受益者当然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无法在生产力上证明自己的永恒性与合理性，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加大对20世纪社会主义的污名化力度，通过舆论让20世纪的社会主义看起来更坏，去证明资本主义虽然有斩杀线，但依然是最不坏的制度，再用逻辑诡辩术来论证资本主义存续的合理性。

事实上，在整个舆论战的过程中，资本主义宣传机器都在使用这样的逻辑作为重要的防守战术。当证明不了自己的制度的优越性时，他们就先用抹黑手法，夸大社会主义的错误，用谣言抵消社会主义的成就，然后再用比烂的方式，构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比如，他们为了说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优越，就从世界银行开始，用数据换算的技巧，把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搞成只有南部非洲国家（南非除外）的三分之一，让人们觉得当时已经基本实现工业化的中国连没有实现工业化的非洲最穷国家都不如。他们不这么做，西方经济学从命题到假设，都要被现实撞击得头破血流。

所以，这里插播一下：即便给西方经济学带上现代经济学的帽子，还创立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用诺贝尔奖的声誉为西方经济学增信，西方经济学仍然是经济神学，是宗教在经济领域的折射，因为与客观现实相悖，马克思称之为庸俗经济学都是客气了，因为后来的经济学，虽然用了更多的数学模型，看起来更像科学，但从基本假设到基本逻辑越来越接近神学。

因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让人类的个体面对着空前的考验。这种考验让世界最大的富豪之一如马斯克，都在思考如何能建立一种模式，让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不会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普及，而成为一种普遍性的难题。马斯克的忧虑来自一个已经不是理论问题的现实困境：人类生产力已经发展到无法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反而开始消灭大多数就业岗位的水平。这个问题却被西方经济学竭力回避，因为这个问题对西方经济学而言已经严重超纲了。

这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反攻的最后堡垒，其实是宗教，除了传统的宗教之外，还有西方经济学这个自我标榜现代，努力看起来更现代但越来越与社会发展方向相背而行的现代神学的变种。

关于传统宗教，全球的宗教人口有的数据是77%，有的是84%，即使最保守的数据，地球也至少一半人还信仰传统的宗教，其中，基督教‌：约23亿人，‌伊斯兰教‌：约20亿人，‌印度教‌：约11亿人，‌佛教‌：约5亿人，‌其他宗教‌：约6-7亿人。这个数据还在增长。

而西方经济学作为现代神学，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和社会政策，受影响的人更多。

人类的科技已经走向星辰大海，但人类的物质世界受到西方经济神学的影响，让人们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让人在精神世界层面，更加依赖传统宗教，才能缓解精神的痛苦、焦虑，暂时忘记现实中的压力和烦恼。资本主义的精神麻醉不但剂量更大了，还形成了闭环。如果这还不够，还有物质毒品，同时摧毁人的精神与肉体。

把这样的制度说成是文明，认为这样的制度比社会主义优越，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的一大悲哀。中美网民对账和美国斩杀线话题，这一次冲击了西方的基本叙事框架，让美国这个“人类灯塔”的形象显得那么可笑。

这个叙事框架被击碎了，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后一点合理性基础，也是动摇了。

虽然有人会把美国的希望寄托在人工智能技术的领先，率先敲开新工业革命的大门。美国确实也把人工智能技术当成美国再次伟大的国运所托，美国现在的股市也很大程度构建在对人工智能的未来预期上，但人工智能技术也无法挽救美国的资本主义，美国要想改变国运，就不能只靠下一次工业革命，再给资本主义续命几十年，因为人工智能技术与以往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很大的不同点在于，以往的工业革命在消灭部分就业岗位的同时，会创造出更多的工作岗位，经济规模会得以继续扩张，资本的扩张也没有被完全窒息。

而且，随着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升级，从资本主义的中心国家开始，资本的扩张游戏，只靠实体经济越来越得不到满足，在实体经济扩张的同时，越来越依赖虚拟经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马克思发现了虚拟资本和经济虚拟化的趋势。所谓虚拟经济，就是脱离了生产过程，直接以钱生钱的活动。

虚拟经济的概念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马克思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从事物质生产这种倒霉事，它也不愿意去从事物质生产，它总希望有更快、更轻松的赚钱手段。他认为，虚拟资本是生息资本的特殊转化形式，是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物，如商业汇票、银行汇票和银行券等，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如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本本身没有价值，但是可以通过循环运动分配剩余价值。

经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一百多年以后虚拟资本的范围又增加了各种金融衍生品，虚拟经济的扩张速度明显快于实体经济，规模也超过实体经济。1997年底全球虚拟经济总量达140万亿美元，2000年增至160万亿美元，其中金融衍生品占95万亿规模。当时全球虚拟资本的日均流动量约为2万亿美元，是世界日平均贸易额的50倍左右。根据成思危的研究，“随着金融创新、电子商务和电子货币的进一步发展，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仍在持续扩大。然而，由于虚拟经济涵盖范围广泛（包括证券、期货、期权、金融衍生品等），且缺乏全球统一的精确统计标准，其当前的确切总规模难以给出单一权威数字，但普遍认为其体量远超实体经济。”

国际清算银行每半年发布全球场外金融衍生品交易情况，2024年6月的数据是，全球场外金融衍生品名义金额累计值为729.84万亿美元。加上场内的金融衍生品，2025年的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1000万亿美元。

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眩晕的数字，2024年，全球名义GDP总量为110万亿美元。仅仅金融衍生品的规模就差不多有GDP的10倍。‌

‌在上一篇文章里面，我们也提到过，2024年全球债务总规模攀升至318万亿美元，接近全球GDP的三倍。

一个越来越依赖债务驱动，也越来越依靠虚拟经济实现资本增值的经济体系，又面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就业一波超过一波的冲击，怎么能够持续很久？

不用面面俱到进行分析，从这几个问题出发，就可以判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生命的晚期，如果再结合资本主义在文化上的堕落，那就更明显了，西方这种文化堕落不只是表现在美国的上百种性别以及LGBT的乱象上，即使欧洲作为西方的文化故乡，也以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怪力乱神而谢幕，所以有人评论说：“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就是西方文明的谢幕。”

至于毒品合法化推动的毒品泛滥，成了美国和欧洲共有的现象。

现在的美欧作为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的中心，不但寄生性更加严重，而且，已经足够腐朽，政治接近或已经达到垂死的状态。美国“斩杀线”话题的展开，更让我们知晓，资本主义最先进的国家，社会整体堕落到了什么程度，已经不足以用礼崩乐坏来形容了。

综上可知，我们不仅身处百年一遇的地缘政治和文明变局的过程中，还生活在千年一遇的社会形态大变革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