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里的四条历史经验！

我们之前说的历史，很多都是和家国天下相关的宏大历史，与个人的日常工作生活关系不大，今天我们就聊聊《资治通鉴》里的四个小故事，总结一点和日常生活、职场谋生相关的历史经验。

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做事方法论的。

公元306年，晋朝的东海王司马越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初步确定了晋朝诸侯总盟主、“八王之乱”最后胜利者的地位。范阳王司马虓（xiao）因为战功卓著，则被司马越任命为司空、都督河北诸军事，镇守河北重镇邺城。

同年10月，司马虓重病，死在邺城。

那时，成都王司马颖虽然战败了，但他在河北地区仍然有极高的威信，现在就被囚禁在邺城。如果不做处理，司马颖就有可能召集河北豪杰，再举义旗，南下洛阳和司马越争锋。

可如果处理司马颖，又用什么理由呢，谁敢轻易诛杀晋朝的亲王宗室？

就在众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司马虓的长史刘舆站出来，伪造了一份命令，干净利落的赐死司马颖，然后再给司马虓发丧，一举稳定了邺城的局势，消弭了可能出现的战乱。

然而，此事过后，刘舆并没有得到诸侯总盟主司马越的赏识，反而遭到冷遇。

为什么？

因为刘舆追随过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等八王之乱的主角，即便现在为司马越立下功劳，司马越也认为，刘舆的历史不清白，不值得绝对信任。

但刘舆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满，反而在洛阳做了一件所有人都不会做的事——

阅读。

刘舆阅读的内容，并不是寻常士子奉为经典的诗词歌赋经史子集，而是利用职务便利，翻阅了晋朝档案库存放的兵员名单、军队驻地、牛马存栏、器械种类、地方赋税、山河地理等一切和当前局势相关的数据信息。

读完这些资料，晋朝在刘舆眼中就是透明的，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刘舆都能推导出前因后果以及解决办法，达到“论天下事如指掌观纹”的程度。

这样一个人，任何时候都堪称国士，无论谁掌握军政大权，都需要这样的人辅佐。

换句话说，刘舆把自己从无用的人变成有用的人、拥有专业技术的人、能解决问题的人。

于是，刘舆的命运开始改变了。

每次上朝议事的时候，面对地方州郡的战乱、灾荒、流民等具体问题，所有人都唉声叹气、相顾无言，唯独刘舆，能援引各方面的数据和信息，给司马越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至此，刘舆得到司马越的赏识，不仅被提拔为左长史，还得到晋朝日常军政事务的决策权。

“舆密视天下兵簿及仓库、牛马、器械、水陆之形，皆默识之。时军国多事，每会议，自长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对，舆应机辨书，越倾膝酬接，即以为左长史，军国之务，悉以委之。”

从投闲置散的边缘官僚，到东海王司马越离不开的国士，刘舆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刘舆完成命运变化的关键变量，其实就是那段苦心孤诣的阅读时期。

放弃虚浮的文学，阅读实用的信息。

不为满足个人兴趣，为的是解决问题。

与其说刘舆是在阅读，不如说刘舆是在调查。

教员在《反对本本主义》里做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的论断，和刘舆做的事，几乎没有区别。

而完成一次全局调查，再去分析、解决局部的具体问题，自然是水到渠成的，就像教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说的：

“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

从刘舆到教员，都证明了“调查全局”是解决问题、改变命运的第一把钥匙。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用人克己的。

公元316年，凉州牧张寔已继位两年，渡过了政权交替的动荡期。为了实现凉州大治，张寔下了一道命令：“所部吏民有能举其过者，赏以布帛羊米。”

开放言论自由，让凉州军民检举张寔的过错，凡是说的对的，都有重赏。

张寔以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通过这项举措，一定能帮助他查漏补缺，把执政过程中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尽快让凉州政通人和。

然而，贼曹佐隗瑾给他泼了一盆冷水，说：

“今明公为政，事无巨细，皆自决之，或兴师发令，府朝不知，万一违失，谤无所分。群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虽赏之千金，终不敢言也。谓宜少损聪明，凡百政事，皆延访群下，使各尽所怀，然后采而行之，则嘉言自至，何必赏也。”

隗瑾用一句话，就指出张寔执政的最大问题，那就是事必躬亲，搞一言堂。

这么做，好处是出现政绩以后，都能归功于张寔统御有方，但坏处就是，凉州境内出了任何问题，都可以把责任推到张寔身上，有损张寔的威信和地位。

既然所有事情都是你决定的，那你不负责，还能让谁负责呢？

抛开张寔不论，仅仅就凉州政府来说，张寔搞一言堂还会引发另一个弊端，即政府各部门以及相关官员，不用做决策也不用承担责任，那么他们就没有“做事”的主观能动性，唯一的出路是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时间一长，凉州政府就人浮于事，陷入瘫痪，对于凉州的长远发展来说，这是相当不利的。

各部门和官员连分内之事都不愿意操心，还愿意给你提意见吗？

显然不可能。

在这样的背景下，隗瑾给张寔的建议就是，不要再搞一言堂，把一部分权力和责任下放给各部门各官员，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他们有了决策权，就要为自己的决策负责，而要想做出政绩、不影响日后的政治前途，他们就要综合考量，拿出合理的政策，并呈送到张寔的案前，和他讨论、商议、决定。

这，不就是帮张寔查漏补缺、归正错误的过程？

如此一来，虽然张寔的权力削弱了，但调动起所有部门和官员的积极性，有利于凉州的长远发展。即便出了问题，张寔也最多背一个“识人不明”的责任，而不是这个错误的全部责任，可以最大程度的维护张寔的威信和地位。

可以说，张寔的命令核心点是“个人”，而隗瑾的建议核心点，则是营造一个健康的政治生态。

张寔是深明大义的人，见到隗瑾的上书，马上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便心悦诚服的接受了隗瑾的意见，并给隗瑾加官三级。

此后凉州出现政通人和的局面，和张寔、隗瑾的这次互动有很大关系。

现在的人，尤其是在单位做管理岗的，多读读这个故事，恐怕也是有用的。

第三个故事是关于自我定位的。

公元364年，东晋的扬州刺史王述，被任命为尚书令，成为朝廷日常政务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早年间，王述安贫乐道，不追求功名利禄，以至于三十岁了还没有成名，旁人都说他“痴愚”，辱没了太原王氏的名声，还是出自琅玡王氏的王导看不下去，才以“门第”的名义，任命王述做了中兵属。

但出仕做官以后，王述的性格大变，遇事非常急躁，和人争论起来也寸步不让，甚至因此得罪了王导的堂侄王羲之。

此次任命，王述的长子王坦之有些担心他风头太盛，便说道：“故事当让”，遇到朝廷任命要推让一番，以示谦逊。

谁知，王坦之的话刚一出口，王述就来了一句：“汝谓我不堪邪？”怎么，你觉得我的能力，不足以胜任尚书令一职吗？

王坦之当然不敢贬低父亲，恭恭敬敬的回答道：“非也，但克让自美事耳！”谦逊、退让是君子的美德，您出自太原王氏，演也得演一下，吃相不能太难看。而且大家都这么做，您要是不做，岂不是不合群？

王坦之的话是有道理的，做官要和光同尘，不能特立独行。

但王述不接受王坦之的意见，回了一句：“既谓堪之，何为复让？”能力不足的人，感觉不能胜任新职位，才会谦逊退让呢，以便出了问题也有借口。既然我能胜任尚书令一职，又何必退让？

这个态度，其实就是王述的自我定位。

没有能力做的事坚决不做，刀架在脖子上也不做，有能力做的事当仁不让，无论旁人如何冷嘲热讽也要做到底。

不做不能做的事，可以避免绝大部分错误。

尽量做能做的事，可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优势，出成绩，巩固当前的地位，并为日后的前程铺路。

我们现在说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无非是这个意思。

但要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经常反思过往、刨析自我，才能给“人”做一个准确的定位，同时要熟悉业务，大致了解它的全部流程，才能给“事”做出准确定位。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如果不能知己知彼的话，要么和赵括一样眼高手低，露多大脸现多大眼，要么和很多习惯自我否定的人一样，不敢尝试新事物，白白错过改变命运的机会。

第四个故事是关于给上级提意见的。

公元416年，西凉（甘肃酒泉）的李暠和北凉（甘肃张掖）的沮渠蒙逊为了争夺凉州，闹得不可开交，经常爆发武装冲突。

或许是想开拓西凉的疆土，或许是想在凉州争夺战中占据上风，某天，西凉司马索承明给李暠上书，提议起兵东征，讨伐沮渠蒙逊。

李暠见到索承明的上书，脑子有些懵：

“西凉要想发展壮大，必然要向东发展，所以讨伐沮渠蒙逊是正确的，没有问题。但你既然提议东征，总要附带相关的战略战术吧，例如沮渠蒙逊的兵力分布、基本政治情况、我们要动用多少兵员、如何安排行军路线、哪支部队主攻、哪支部队策应、万一失败了如何撤退等等。现在你什么都不管，就说一句众所周知的废话，把所有问题都甩给我，你是什么意思？”

胜利了是你有先见之明，立功受赏，失败了是我的指挥有问题，承担全部责任，是吧？

下属可不是这样做的。

于是，李暠召来索承明，不温不火的骂道：

“蒙逊为百姓患，孤岂忘之，顾势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当为孤陈之，直唱大言，使孤东讨，此与言【石虎小竖，宜肆诸市朝】者何异？”

指出问题并提出意见很容易，所有人都能做。

但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容易，需要有极强的能力、深入的分析、深刻的洞察。

李暠的意思是，你要给上司提出意见，就要同时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的话，你压根就不要说，说了也没有任何意义。

听到李暠的话，索承明随即明白了自己的错误，羞赧而退。

那如何才能给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呢？

这就要向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刘舆学习了，深入阅读、做全方位的调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以上四个故事，分别对应了工作方法论以及对下、对己、对上的工作策略，虽然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它们的效果经过历史检验，还是能完成逻辑闭环的。

希望能对大家的日常工作生活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