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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十天的美东之旅，告一段落了。
昨天说五个对美国未来的判断吧文章有一个小伙伴说：
去了美国多久，去深入理解美国了吗？就有这么多深刻认识？
的确，如果单单说在过去的这十天中走到的美东三个地方(波士顿，华盛顿，曼哈顿)其实都很难说是真正的“美国”。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这三个城市其实都是“深蓝”的地方。
2024年大选
波士顿民主党支持率超70%
曼哈顿民主党支持率超80%
华盛顿民主党支持率超90%
而2024年美国大选是特朗普获胜，所以这三个城市，当然是不能代表美国的。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谁在反对全球化
这三个城市非常反MAGA，也是有确切的原因的。
从经济基础上来看，这三个城市都是靠金融、科技、大学、传媒、国际机构、全球贸易在赚钱。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这三个城市都是移民多、族裔多元、普遍国际化、高学历。
从意识形态上来看，这三个城市都支持全球化、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多元文化、环保等问题。
这三个城市
不代表中西部、南部、乡村、小镇这些MAGA大本营
不代表白人蓝领、制造业工人、受全球化伤害者
不代表宗教保守、反精英、反全球化、本土主义
更不代表美国一半以上的地理与人口
所以，我这次走马观花的溜达一圈，肯定不能说了解美国，更谈不上“深刻认识”美国。
如果说“认识”，最多也就是“认识”了一部分，在过去九十年中，主导构建了全球金融，文化，军事，经济秩序的
美“全球化”国
而 美“全球化”国 ≠ 美国
90年前，1936年
三方货币协定（Tripartite Pact)九月份签订。
大萧条后各国“货币战”“以邻为壑”贬值，全球贸易崩溃。
美国、英国、法国签订了货币协定，三国停止竞争性贬值，稳定汇率，同时互相支持货币、协调货币政策，建立有限的全球货币合作机制。
这是美国第一次主导全球货币规则，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元开始逐步取代英镑成为实际锚货币，也为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构建埋下伏笔。
这是美元取代英镑的第一块基石，也是美国从“旁观者”变成全球货币秩序领导者。
90年前，1936年
罗斯福第二次以压倒性优势在11月连任。
罗斯福523票 vs 兰登8票，赢下了46州，这意味着，罗斯福新政彻底合法化。
标志着政府干预、社会保障、扩大出口、全球经济责任的美国，走上了国际政治舞台。
也意味着，美国政治上终于走出了多年的孤立主义，为未来全球化扩张铺平了国内的道路。
90年前，1936年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RTAA）》正式落地见效、美国贸易从“极端保护”正式转向“开放、主导全球贸易”
如果说1930 斯穆特-霍利关税（Smoot-Hawley）意味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到达顶峰，美国关税平均升至 59%，全球贸易战爆发。
那么到1936年，美国与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巴西、墨西哥等 13个国家 完成互惠贸易谈判。
美国主动下调工业品，农产品关税，换取对方对美商品开放市场。标志着美国从“闭关”变成“全球开放引擎”
一晃眼，90年过去了。
在这90年中，美国也逐步从国际秩序和国际贸易的边缘玩家，逐步成长为全球化的旗手。
而以波士顿，华盛顿，曼哈顿为代表的这些“城市”，成为了全球化的受益者，
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华尔街、联合国、美联储、五角大楼、常青藤
美国的知识经济与高科技未来，波士顿大学的科技创新、纽约的金融、DC的智库
美国的多元文化、移民、国际化，美国作为“世界国家”的吸引力
都在这三个城市得以体现
但是，代价呢？
代价主要由三类人来承担。
第一类是经济地理意义上的失落者。
他们集中在传统制造业带、资源枯竭型城镇、农业机械化后劳动力溢出的内陆腹地。
产业转移带走的不止是就业岗位，还有围绕这些岗位建立起来的整个社会组织方式。
这一类反对者的核心诉求是经济安全的丧失感。
他们并非拒绝外国商品或资本，而是拒绝一个对他们来说只有支出没有收入的全球化账本。
第二类是文化心理层面的防御者。
让他们不安的是符号秩序的漂移。语言景观在改变，节日日历在增厚，公共空间里的默认假设不再自动指向他们从小习得的那些规矩。
这一类的反对带有更多的象征性，比如对移民政策的敏感、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不满、对官方语言地位的法律确认。
他们要保卫的是一种想象的连续性，一种不必解释自己是谁的舒适区。
第三类人是本土建制精英中的主权焦虑者。
他们分布于政府核心部门、国有经济命脉、安全与情报系统、部分具有国家主义传统的学术圈层。
这个群体从未在经济上受损于全球化，恰恰相反，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资源掌控力往往因国家整体实力的上升而强化。
他们的反对并非源于个人处境的下滑，而是源于一种制度性的警觉。
他们在担心全球化是否在悄悄解构国家能力的边界，是否在侵蚀他们传承了几代人的权力。
所以有了MAGA
MAGA叙事的底层逻辑，就是“反全球化”叙事。
如果多读读历史就会明白
从国家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全面反对全球化等于选择一种低水平均衡。
这一点，经历了清末上百年闭关锁国的我们，非常了解这一点。
这种在某一阶段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向收缩的动员。短期内确实能凝聚内部共识，建立某种自给自足的完整性。
但拉长到三十年甚至更长的尺度，技术进步的集体学习过程会明显放缓。
封闭系统内部的创新更多是改良性质，缺乏范式跃迁所需的异质刺激。
人均资源承载力的天花板会逐渐压下来，导致社会矛盾向其他出口转移。
反过来看，毫无节制的开放同样会瓦解国家能力。
当资本流动速度远超社会调适速度，当文化符号的更替快于代际传递，国家内部会出现功能性碎片化。
一部分区域和人群完全接入全球网络
另一部分则彻底脱嵌
这种内部分化一旦越过临界点，国家层面的集体行动能力就会衰退
因为基础设施建设、跨区域财政转移、全国性教育标准的维系，这些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共同身份认同作为支撑。
而这，就是美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逐步成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那我们内部会有人反对全球化吗？
我们可能会比较特殊
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让数亿人摆脱绝对贫困，这一事实使得反全球化情绪在中国缺乏最核心的动员素材。
大多数中国家庭在过去两代人的时间里经历了生活水平的绝对上升，即便增长速度存在地区差异和阶层差异，改善的方向是明确的。
这跟某些国家长达三十年中位数收入停滞的局面有本质区别。
因此，社会目前对全球化的态度主流仍是积极的，外贸依存度高的沿海省份如此，承接产业转移的内陆城市也仍在享受开放红利的外溢阶段。
但这不等于没有反全球化的潜流。
它的表现形态会不同，但绝不会消失。
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至少有三件事是需要提前准备的
我们要承认全球化必然产生内部受损者，并提前设计补偿通道。
我们要承认文化变迁会引发焦虑，并在主流叙事中保留足够的连续性锚点。
我们承认开放会带来外部风险的传导，同时建立更有韧性的防火墙。
这三件事做得越早，未来反全球化的声浪就越难形成气候。
中国人口结构正在经历快速变迁，老龄化社会天然带有更强的保守倾向。
在人口窗口完全关闭之前，在开放中积累的财富和制度经验将决定下一代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时的从容程度。
其实，全球化从来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平坦大道。
它更像一条需要不断疏浚的河道，水流带来生机也带来泥沙，堤岸需要加固，航线需要勘测。
但是拒绝水流只能让下游干涸
放任泛滥则会使上游坍塌
认识这一点，并在此认识基础上行动，或许是对历史负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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