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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对外发布。
围绕重点行业用工、挖掘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政策举措。
这样一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未来如何改变我们的就业市场？又会如何影响到我们每一家企业和个人？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高质量”就业时代，要来了？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个背景，发文的这个“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是一个什么机构？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是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统筹全国就业与劳动保护。
2023年底由原“国务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2019.5成立）与原“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2019.8成立）合并更名，加挂“国务院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牌子，人社部牵头，办公室设在人社部。
如果从延续“就业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责来看，其主要职责是：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就业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统筹协调全国就业工作，研究解决就业工作重大问题；
研究审议拟出台的就业工作法律法规、宏观规划和重大政策，部署实施就业工作改革创新重大事项；
督促检查就业工作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的落实情况、各地区和各部门任务完成情况，交流推广经验；
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2025年3月，发布了《加力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城乡基层和中小微企业岗位挖潜扩容 支持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实施方案》的通知。
而今年《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应该算是“小组”成立以来偏顶层设计的文件。
在今年《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强调了两个“新”观念。
或者说25年的时候更多侧重还是：
挖潜、扩容、保重点群体；偏“扩量、补缺口”。
今年的关键词则是：
稳岗、扩容、提质
新增“提质”
提出“大就业观”，强调高质量充分就业。
“大就业观”是说：
大就业观：跳出只盯着正式编制、固定坐班岗位的狭隘想法，把灵活就业、自主创业、基层务工、就近就业等所有合法劳动谋生方式都看作正常就业，拓宽择业范围，理性看待各类岗位，多途径实现就业增收。
“高质量充分就业”则是：
就业机会充分、就业环境公平、就业结构优化、人岗匹配高效、劳动关系和谐；
劳动者不仅有活干，而且工作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职业安全、发展有空间、劳动有尊严。
可能会有小伙伴有疑问，可能从现实情况来看
“大就业观”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多少是有点矛盾的。
大家之所以感觉这两个目标在现实中有些矛盾，核心原因是那些被“大就业观”所容纳的灵活就业、基层务工等岗位，大量缺少足够的保障和看得过去的待遇。
平台劳动者收入波动大，工伤风险要自己扛，养老、医疗等社保连续性常会断档。
基层临时性岗位薪酬偏低，晋升路径模糊，常年原地踏步。
这种情况下，“大就业观”容易被听成是让人接受不够体面的活计，而“高质量充分就业”所说的稳定、收入合理、保障可靠，反而成了遥远的参照。
劳动权益的兜底网络没有织密，拓宽择业范围的倡导就被理解成对现实的妥协。
这种撕裂，根源在于不同岗位间保障和待遇的结构性落差。
从政策统一的思路看，要实现两个目标的合流，必须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把原来保障不行的岗位，保障水平系统地拉起来。
过去有企业靠压缩社保缴纳基数、用临时合作代替劳动关系、降低职业安全投入来获取成本优势。
继续放任，正规保障的企业会因成本高而吃亏，整个就业市场的质量都会被拖低。
此次方案明确，提质意味着推动劳动权益保障的全面覆盖和刚性执行，扩大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完善基层岗位薪酬增长机制，健全技能人才激励体系。
当各种就业形态下的劳动者都能获得大致相当的底线保障，并且有可预期的改善通道；
“大就业观”就不再是单向的责任转嫁，而成为真正的选择自由。
这样的政策取向一旦落实，对企业影响会很明显。
短期看，劳动用工合规成本上升，会挤压那些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的中小主体。
它们过去习惯的经营逻辑是人力便宜、随时可换、责任剥离，这套逻辑走不通后，盈利模型必须重构。
这会倒逼企业去提升管理和技术含量，将精力从压低人工支出转向提高单位产出。
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智能化工具和标准化流程的投入会明显加快。
用工稳定了，员工技能积累更连续，反而能降低招聘和培训的隐性成本，服务品质也更可控。
从更长的周期看，这有利于培育一批真正靠效率和信誉立足的企业。
对市场整体而言，当大量原本保障缺失的岗位被纳入比较健全的劳动保护网络，劳动者收入预期会趋于稳定，消费底气随之增长，内需的底盘得到实实在在的支撑。
就业结构会发生变化，一些不适合体面劳动标准的低效岗位可能收缩，但服务业升级、社区照护、技术运维等新兴领域会创造出更多附加值高、留得住人的岗位。
人力资源的价值开始重新定价，技能投资的回报变得清晰可见。
年轻人或许不再把基层或灵活从业看作无奈的过渡，而能看到长期的积累价值。
保障水平的提升需要与企业的承受能力、产业升级的节奏相互咬合，但方向一旦确立，就业质量的红利会逐步释放。
要把所有形态的就业拉到相近的保障水平线上，改革难度极大。
它牵涉到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也考验企业从低成本惯性中抽身的决心。
一些中小主体会经历阵痛，部分行业的用工模式要经历重新洗牌，监管的精准度与执行刚性之间也需要找到平衡。
但需要看清的是，这已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一个坚定不移的趋势。
人口结构的长周期变化、劳动者对体面工作的普遍诉求、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增长的内在要求，共同决定了就业质量提升不会是一条可进可退的选项。
改革的艰难恰恰印证了方向的真实。
高质量就业时代的轮廓已经清晰起来，主动融入这个趋势，总比被动卷入要体面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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