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可往，我亦可往！

1935年秋，随着日寇大军进关，热河、察哈尔、长城各口的失陷。蒋介石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把中华儿女推向了面临当亡国奴的命运边缘。此时，北京未名湖畔西南角军机处8号变得异常的热闹。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黄华，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俞启威，清华大学的学生代表姚依林........一大批平津地区的学生代表们往来与此，共同商议出《平津十校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宣言于1935年11月1日向全国发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中华民族抗日救我的热潮。而军机处8号，则成为了酝酿这场地下政治运动的军机处。那位令学生们汇聚拜访的军机处主人，则是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英国《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学生们的感召下，斯诺不仅帮助学生们联系上了远在南方的宋庆龄，还把学生们的消息第一时间翻译成英文，发给了美共领导下的新闻社。在12月9日当天，斯诺更是带领着大批国外记者上街，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列。可以说，学生们如果没有取得斯诺的支持，一二九运动很难取得如此之成功。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冲破层层阻挠，访问了陕甘宁边区，亲眼看到了“红旗下的中国”。返回北平之后，斯诺不仅热情的向北大、清华、燕大的青年学生介绍陕北见闻，让国统区的知识青年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还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与海湾出版，让中外进步人士都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真正形象。我们正面形象的广泛传播，不仅令延安成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