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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得不联系到当前全球的时代特征。过去数十年，世界一直处于新自由主义主导的时期，而如今人类正面临一次重大的政治周期更替，即世界王朝“改朝换代”的关键阶段。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通常会出现两种错误的应对路径。
第一种是采取剧烈的暴力变革。这种情况多发生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薄弱、政治稳定性不足的国家。一旦走上这条道路，社会将陷入动荡，生产力发展将经历一次剧烈的调整与回调。简而言之，社会一旦动乱，技术进步与生产力发展必然受阻。这种过度激进、大破大立的做法，虽然可能实现“推陈出新”，但从国际影响来看，往往会使国家丧失在国际舞台上的主角地位。俄罗斯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它试图通过军事手段强行破局，从战略角度看或有一定短期收益，但在全球政治周期交替的背景下，这种激进方式使其难以主导未来世界秩序。因此，在为期三四十年的全球政治周期转换过程中，大破大立并非最优选择，因为一旦社会结构被彻底打乱，国家便很难再成为新时代的引领者。尽管对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可能有利，但代价巨大。
第二种错误路径是抱残守缺，行动迟缓，过于保守。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体系已趋于瓦解的今天，若仍试图维系旧有模式，继续充当新自由主义的盟友，就会出现严重的时代错位。例如，当资本发源地美国已开始反女权时，你却仍在支持极端女权。因此，在世界政治周期大转向的背景下，行动过慢同样是一种失败。成功者必须做到“不疾不徐”：既不能过于激进，打乱社会正常结构与秩序，导致生产力无法跟上；也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陷入僵化，使内部小气候与外部大环境相背离，最终因革新缓慢而陷入劣势。
每一次全球政治周期的转向，往往伴随着重大的国际对峙与世界级博弈，胜负在此决出。在旧时代，各国在相似体制下你追我赶，差距不大，缺乏结构性变局的机会。而一旦变局来临，谁能找到适应新形势的办法，顺应时代潮流，谁就能赢得全球支持并获得力量强化。
从这一全球政治周期的宏观视角来看，若率先举旗、试图推翻旧秩序，往往会遭受最猛烈的反扑，甚至可能被“残废”；若固守旧体制、抱残守缺，则必然被时代抛弃。因此，关键在于实现有序更新。
观察其所推行的这三项举措，总体上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尽管其做法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政治默契，但在国内外推进相对顺利，所获得的支持大于所引发的反对。即便得罪了部分利益群体，其整体政治实力仍呈增强趋势。
懂王建立私人武装、强化军警宪特力量的做法，具有深刻意义。这一力量体系与拜登、哈里斯时期依赖司法、金融与舆论的治理模式截然不同。司法与舆论系统多由主观文科背景人士主导，属于“理论派”或“书生型”治理，偏向松散的传统文官集团；而军警宪特则属于“实践派”，是官吏系统中的执行力量，更具组织性与行动力，是工业时代形成的高效治理形式。
而更深一步来说，司法舆论是阴性的“女权代表”，而军警宪特则是阳性的“男权代表”。当资本女权发展到反人类的极端女权时，就遭到了严重的反噬，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自然拥有暴力机器的“男权代表”会崛起，此消彼长亦是自然之理。舆论司法，本质还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部门；军警宪特，则是一个国家的暴力机关，属于是上层建筑中的核心部分。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决定意识形态，所以在时代的转折期，意识形态的滞后性最大，而上层建筑反而会领先于意识形态，所以领先的斧正滞后的也是自然之理。
就比如说某个案件法官罔判引起极端严重的社会性事件，这个时候靠舆论和媒体是没法善后的，这个时候权力就自然会移交出去。美国在内战前，就是司法的判决引起了社会的严重撕裂最终爆发了内战，结果天下大乱靠军队才重新统一国家。“阴性”的意识形态部门由于暮气过重引起的社会撕裂严重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动摇社会秩序，而这个时候只有国家的“阳性力量”才能重新恢复秩序，这个社会规律具备一定的普遍性。
在新自由主义衰落、后全球化时代来临的背景下，世界必将经历一轮重整与动荡。此时，依靠舆论与司法等传统主观文官式治理已难以应对复杂局势。相比之下，依靠军警宪特等国家强力机关组建的新型治理集团——即所谓“希拉维克集团”——更具权威性与执行力。正因如此，我们看到全球范围内陆续出现“希拉维克化”的趋势，即国家权力向实践型、强力型、中心化组织集中的现象。
自由主义的尽头，是国家的“希拉维克化”
在后冷战时代，最混乱的国家是俄罗斯。它在解体之后可以说是在新自由主义浪潮中受害最深的国家，因此也是最早建立起“希拉维克集团”的国家。换言之，当新自由主义退潮之后，第一个出现的样本就是俄罗斯。而在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时期，诸如白左、女权、人权大于主权、“把权力关进资本的笼子”等理念盛行一时。然而，最先尝试并严重失败的正是俄罗斯。俄罗斯不仅分裂成多个独立国家，国内也陷入严重动荡，人均寿命大幅倒退。
因此，俄罗斯实际上也是第一个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实践出一条新路的国家。这条道路与列宁当年的路线完全不同。从俄罗斯历史的角度来看，列宁的路线具有独特性。列宁依靠底层群众发动暴力革命，组织并掌握国家政权。而普大帝的做法则是将官僚体系中的强力机关——即现代化的军警宪特力量组织起来，重新接管国家。这也是普大帝一直对列宁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对于熟悉俄罗斯历史的中国人而言，可能既欣赏列宁，也欣赏大帝，但实际上他们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治理方案，即两种截然不同的接管混乱秩序的方式。
大帝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俄罗斯历史上总有一些懦弱、孱弱的人把权力扔在地上，让疯子捡起来，导致国家陷入混乱。他接着补充道，比如列宁，比如叶利钦。而那些“脆弱的人”，显然指的是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也就是所谓的“怂包”。
当时的大环境是自由主义兴盛发达、如日中天。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王朝的核心——美国，接连发动对伊拉克、南联盟的战争，并在小布什时期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展现出“天下布武”的强势姿态，尚无衰败迹象。因此，率先实现“希拉维克化”的俄罗斯呈现出一个特点：虽然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但在国际上处境艰难，因为它并非主流，尚未迎来属于它的时代。这便是普大帝的案例。
接下来是越南。越南这个国家实行的是轻工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实际上有多种类型，根据经济基础的不同，其社会特征和组织形态也各不相同。例如，古巴属于农业社会主义国家，越南是轻工业社会主义国家，朝鲜则是军工社会主义或者说是军事社会主义国家。这三者是后冷战时代、新自由主义时期成功存活下来的三个社会主义小国样本，其共同特点是产业结构单一，且均以国有制为基础。
它们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在任何社会时期，矛盾始终存在。资本主义是矛盾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也有是矛盾的另一个方面，只是矛盾的表现形式和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如同阴阳必须保持平衡。但是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着的双方既相互斗争，也相互依存。资本主义越强，对社会主义的需求也就越大。这是因为资本主义越发展，越追求利润，就越倾向于将产能转移到生产效率更高的地区。那么，全球哪里生产效率最高？这与地理环境关系不大，而与社会的组织形态密切相关。显然，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实现“全国一盘棋”，社会化大生产能力强，社会生产率高，因此利润率也更高。
正是如此，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是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资本主义的美国大力将产能转移到社会主义的中国。中国之所以能够承接这些转移，并非因为“听话”，而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生产率高，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能力强大。全球化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对生产力的择优配置，即按国家组织能力分配生产力。所谓“自由化”，就是“谁有本事谁上”；所谓“全球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挑选“女婿”，即挑选先进生产力的承接者。
在这种背景下，这几个幸存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具特色。朝鲜作为一个小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逆流而上，成功研制出原子弹，拥有了核武器。与伊朗相比，这一成就凸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威力。朝鲜在面临饥荒、敌国直接威胁（韩国对峙）以及被隔绝于世界市场之外的情况下，仍能获得核武器，某种程度说明黄种人的组织能力强大，更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组织能力极为强大。
古巴在美国眼皮底下，依靠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竟能长期坚持，并在医疗领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医疗领域的“灯塔”。这同样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的逆境中，古巴仍能维持稳定，证明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也展现了社会主义在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力。古巴地处热带，农业较为发达，即便无法实现共同富裕，至少实现了“均贫”，从而维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在此基础上，它使医疗和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分配较为均衡，社会因此得以维系。这是古巴的特点，即在低生产力水平下实现了社会分配的相对均衡，从而保障了国家的延续。
越南则是另一种情况。越南在发展路径上与中国亦步亦趋。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邻国，但朝鲜深受苏联影响，而越南虽曾试图接受苏联模式，却因地理上不与苏联接壤，且历史上因亲苏政策吃过大亏——亲苏势力遭到了军事打击，所以国内亲苏势力不盛，苏联式社会主义的作风远不如朝鲜那样根深蒂固。因此，越南长期处于亲华派与反华派轮流执政的状态：例如黎笋反华，其后的长征（越南领导人名字）则亲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越南则称为“革新开放”，其政府文件、政策设计这些“国之礼法”大多向中国学习，以现代化的华夏新中国为尊。
但越南地处更南、纬度更低，而纬度越低的地区，分权特征越明显，纬度越高则集中权力倾向越强。由于越南整体纬度较低，其社会内部更倾向于分权，与英美崇尚分权的模式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所以亲美倾向较强。因此，越南在政治结构上设计了“四驾马车”体制，相较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分权程度更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越南的分权力量与集中全力力量相比，前者相对更强。这一点与古巴相似，二者均为低纬度国家，不像高纬度国家那样具有高度集中权力的传统。
从人种基因角度看，越南北方人群与汉族基因更为接近，汉族基因比例较高；南方则更多呈现东南亚人种特征。经济上，南方也更亲美，北方更亲华。例如，前一阵《哪吒2》电影上映时，北方人普遍认为“哪吒是我们的，我们和中国人一样感到骄傲”；而南方人则回应“你骄傲什么？那是中国的”。由此可见，在基因、文化、经济等方面，越南南北存在明显差异：越靠南越亲美，越靠北越亲华。
越南近年来也经历了一次经济上的大溃败，即房地产泡沫破裂。当时越南首富是一位华裔女性，后来被判刑。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越南类似于军警宪特的“希拉维克化”政治集团出面接管政权。但其接管后并未改变原有发展路线，而是将强力机关转变为社会秩序的监管者，并未选择列宁式的革命道路，也未回归到列宁时代的治理模式。
还有一个案例则是美国。懂王虽为商人出身，但他所作所为已明显偏离自由市场逻辑：他利用权力干预市场，从中“抢钱”或“搂钱”，具有明显的国有化倾向。他获取这些资源后，并非用于个人利益，而是用于供养“军警宪特”等国家强力机关。例如，他在与加州州长纽森的博弈中取胜，正是通过派遣国民警卫队介入，而国民警卫队听命于他，体现出军警宪特系统对他的支持。
这些强力机关成员多来自“红脖子”群体，其内部具有更强的民族性，对LGBT、女权等新自由主义社会习俗持强烈反感态度，认为自身文化与社会地位受到严重侵蚀。
由此可见，懂王所代表的政治集团，本质上是美国的“希拉维克集团”。他们反对像路易吉这样的人物——路易吉以及亚伦布什内尔，代表的是底层良知，具有列宁式的革命与牺牲精神。然而这类人在美国虽受民众同情，却始终未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力量，无法通过暴力革命重整社会、打破腐朽结构。民众同情他们，但并不参与其行动，因此他们未能建立足以改变格局的政治势力。
而懂王不同，他依靠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组成的美国特色“希拉维克集团”，逐步掌握权力：从大企业手中获取资金，对州政府直接发号施令，不断赢得国民警卫队及其他军事力量的效忠。他允许各地自行组建治安性质的军警力量，广泛动用国家权力，将权力从“笼子”中释放出来，反而将资本关进“笼子”。这正是懂王当前所推行的路线。
这一次，该换谁进笼子了？
与资本一同被关进笼子的还有女权。懂王旨在打压女权猖狂嚣张的势头，不允许其继续干扰社会秩序，例如否定了“美国大儒们”考据出来的几十种性别，规定国家只认男女两种性别、不允许将游戏中的女主角全部替换为丑陋的形象，不允许从事这种反人类、反天性的行为。此外，他对大企业采取“全斗焕”的作风，即以权力压制资本，正如韩国电视剧《第五共和国》那句名言所说，虽然大企业很厉害，但是如果权力想打倒企业家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他明确表示要成为大公司的主子。他曾点名批评英特尔华裔CEO，威胁让他立马离职；但转天又改口称此人不错、非常好，显示出明显的敲诈勒索式手段——只要你效忠我即可。在此背景下，苹果公司库克向王赠送“玉座金佛”，也体现出美国的大企业家开始着重于去向权力“献谄”的现象。
美国当前大企业圈子迅速人情世故化，转向拼关系的模式。若关系不好，一旦被“懂王”点名，就必须马上“孝敬”，否则必将遭到整治。由此可见，过度自由主义之后，往往迎来的是“希拉维克化”。
若再往前追溯，韩国亦是如此。韩国在战争结束后，虽然仍保留了许多国家暴力机关的设置，但由于实行李承晚式的自由主义政体，发展极为滞后，又因战争影响，军队力量强大。自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起，国家便转入“希拉维克化”，将金大中等法律人士（金大中为律师）、金泳三等所谓民主派人物一一打压。正是在这种“希拉维克集团”——即韩式军警宪特强力机关主导下，韩国实现了“汉江奇迹”。
由于韩国作为自由主义体制下的国家，缺乏社会主义所具备的社会化大生产组织能力，因此通过“希拉维克化”，由军警宪特接管国家，从而代偿性地获得了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功能。这种代偿机制即是：越是缺失，其补救行动就越早、越强烈。从朴正熙到后续发展，这些案例共同说明一个特点：若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组织模式，即所谓“礼法”——国家制度、法律及运行规则的总和——属于新自由主义或自由主义范畴，那么当其经济运行失败，即新自由主义最擅长的领域也无法维持时，极大概率将转向“希拉维克化”。
为何如此？为何不转向“列宁化”？这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列宁化”的暴力革命通常源于民族国家在对外战争中失利，即落后国家被帝国主义欺凌（如巴巴勒斯坦），或在国际争霸中失败，从而引发内部革命（如俄罗斯帝国）。其逻辑在于：统治阶层只要尚有一线生机，宁愿发动外战也不愿引发内乱。与其让不稳定因素在国内爆发、导致自身覆灭，不如将其导向国外争夺地盘。
例如，苏联在列宁革命时期，沙俄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在一战中战败，死亡数百万人；而苏联解体时，即便经济衰退，其仍是世界第二强国、联合国五常之一，甚至位列“上三常”。因此，它仍保有强大的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普通民众缺乏专业镇压工具与暴力手段，难以像列宁时代那样推翻政权、接管国家。
因此，当前底层民众能够组织起暴力反抗的地区，往往是巴勒斯坦这类长期战乱、饱受欺凌的区域，容易形成高度组织化的暴力革命结构。而在成熟、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这种结构极难出现。
综上所述，从这个时代的俄罗斯、越南，再回溯上个时代的韩国，其共性在于：虽然国家面临危机、发展不顺，但总体上仍能维持基本生存，经济基础能够维持全社会的最基本需求——不至于饿死人。问题只是在于社会缺乏组织与秩序，陷入混乱与变局，而不是真正的“马尔萨斯陷阱”或者“三座大山”。此时，最有可能出面重整秩序、重建组织模式的，正是“希拉维克集团”——由国家强力机关组成的阳性权力体系。
因为在这一阶段，资本已丧失组织能力。其所操控的舆论、司法等工具，具象化表现为女权、哈里斯式政策等，已引发全民反感。而底层民众，如路易吉、亚伦布什内尔等，虽具良知与牺牲精神，却无法像巴勒斯坦那样组织起暴力革命。在成熟国家中，他们难以形成足以推翻旧秩序的组织力量。然而社会又亟需秩序，于是“希拉维克化”集团便获得历史机遇。这正是当前美国的特征。
因此，在这一轮全球政治周期中，从大国角度看，最弱、最先求变的国家——俄罗斯，已率先完成进一步的“希拉维克化”，即“希拉维克军事化”。普大帝所建立的由特务机关与行政机关组成的“希拉维克集团”，正逐步过渡为由军事少壮派主导的强力机关体系，进一步强化了强力机关对社会的监管。其民族主义属性日益增强，经济中的计划性也显著提升。
美国属于在上一个历史版本中自由主义发展最彻底的国家，也因此出现了这一轮最严重的结构性危机。其上任后，彻底将哈里斯等人打翻在地，严重破坏了美国原有的政治结构，显著恶化了营商环境，并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治力量，同时仿效朴正熙模式，对大企业进行整顿与控制。
不要只看到他向企业索要资金，他同时也向这些企业提供特权。大企业向“懂王”缴纳“保护费”并非毫无回报，美国政府仍需依赖这些企业继续为其创造财富。他的真实意图是将原本在幕后操纵政府的资本力量，转变为替政府敛财的工具。目的并非要消灭资本集团，而是要驯化他们。因此，懂王才会一天之内既猛烈批评英特尔的高管，又转而称赞其表现良好。这种反复行为的目的在于迫使资本屈服，而非摧毁他们。这与列宁式的革命有着本质区别。懂王的最终目标是将资本集团转化为其“希拉维克化”政府的财政工具，追求的是让资本臣服而非消灭资本。
这也是为何懂王并未纵容马斯克对民主党及其背后金主进行穷追猛打的原因。他所要的是对方臣服，而非彻底摧毁。马斯克未能理解这一点，而懂王则非常清楚。这也正是"王与马"最终决裂的深层原因。今日批评、明日又夸奖某位企业家，其逻辑始终如一：只要你服从我，你就是“好家伙”（good dog）；若不听从，便会遭到打压。这是一种典型的驯化过程。
因此，美国当前的营商环境已退化至类似韩国全斗焕时期的水平。
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哪里？
一个国家实力越强，其在任何变局中的惯性就越大。回顾二战前的历史，当时也经历了一轮全球性的“希拉维克化”进程，即强力机关接管国家政权的世界化大潮。
在苏联，斯大林发动清洗，使权力最终集中于以他为首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手中。他强调秩序，与托洛茨基等国际派、主张输出世界革命（国际化）、推行列宁晚年新经济政策（市场化）、引入市场化机制的路线完全相反，计划经济的比重迅速扩大，克格勃为首的强力机关权力迅速扩大。因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相较于列宁与托洛茨基时期，同样完成了一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希拉维克化”转型。
德国亦是如此。由于其生产力强大，德国并未选择内部革命，而是转向对外扩张。希特勒依靠容克军事贵族集团，抛弃并背叛了从平民中组织起来的武装——纳粹冲锋队，甚至清洗了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依靠军警宪特等国家机器，镇压了纳粹党自身的平民暴力组织力量。
美国同样如此。罗斯福在其任内建立了中央情报局（CIA），并在全国范围内审查出版物，打击舆论媒体的势力，为了防止记者传播不利言论，受逮捕或被惩罚者可能达上万人。同样，罗斯福也大力打击美国的自由主义从属的司法势力，当美国最高法院对罗斯福的某些政策作出违宪判决时，罗斯福对其下属表示，你就把他当成放屁就行了，咱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罗斯福还对企业征收重税，其手段与今日懂王直接向企业“抢钱”相似。当时的他仅凭一道行政命令，便将全国的黄金收归国有。
当时，美国经济中的计划成分大幅增加，美式“希拉维克集团”的地位显著上升。然而，相较于当时的苏联与德国，美国的情况无疑要温和得多。因此，当时的财阀巨头普遍支持罗斯福，因为他并非要消灭他们，正如今日懂王对待美国企业、或当年普大帝对待俄罗斯寡头一样。他并非要摧毁资本集团，而是要使其效忠于自己。尽管罗斯福向民众做出了一定让利，但他成功维持了国家免于暴力革命的冲击。
当时，麦克阿瑟也以军队强力镇压了前来华盛顿上访的老兵团体，对这些曾经为国尽忠却深陷贫困的群众“大展神威”，展现了美军“英勇一秒六枪”的“强悍”素质。
由此可见，二战前的三大主要力量——苏联、德国、美国——实际上都经历了“希拉维克化”过程，完成了从自由主义资本操纵政府向强力机关直接主导的治理模式的转型。
在二战之前的那个历史节点，基本上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发生。世界大国在二战前的这一时期，各主要参战国都完成了“希拉维克化”转型。但有两个失败者没有走上这条路，它们也是当时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英国和法国。
英国和法国之所以没有进行“希拉维克化”，是因为它们当时是全球范围内的既得利益者，经济状况尚可，尽管其生产力已不再处于第一梯队。英法的生产力水平在二战前已落后于美国和德国，但它们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仍强于美、德。因为法国与英国也拥有庞大的殖民体系，它们可以通过殖民地实现“内循环”：从殖民地获取原料，在本土由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工业企业加工成产品，再卖回殖民地，并通过贸易壁垒阻止美国、德国等生产力更强的国家进入其市场，形成“小院高墙”式的保护机制。因此，尽管全球产能过剩，它们的经济并未像德国或美国那样陷入严重危机。
由于它们不是“世界工厂”，而是“高利贷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帝国主义”的混合体，是世界的地主与债主，因此即便全球经济混乱，它们仍能关起门来维持相对稳定的生活。正因如此，它们未完成“希拉维克化”，最终成为二战的最大输家。二战后，英法两国基本丧失了大部分殖民地，全球战略资产归零，从此沦为二流国家。而在二战前，英法尚属世界一级强国。这是当时的一个显著特征。
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陷入混乱、旧有信用体系崩塌、自由主义“王朝”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各地经济危机此起彼伏。在这一时期，凡是生产力较为发达、体制较为成熟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走向了“希拉维克化”。
当然，“希拉维克化”之后选择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纳粹主义道路，这并不确定。因为“希拉维克化”本身并不涉及具体政策方向或意识形态选择，其本质是由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组成的统治集团接管国家秩序，即“把权力从笼子里放出来，把资本关进去”，并增加国家经济中计划成分的比重。换言之，“希拉维克化”是一种治理模式的转变，而非道路选择的确定。
它可以导向希特勒式的纳粹主义，也可以导向罗斯福式的改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式的强力计划经济。这些路径都是可能的。
那么，为何美国的“希拉维克化”程度最轻？为何其社会转型相较于当时的苏联和德国更为温和？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实力最强，生产力水平最高。二战前，美国的工业产量占全球三分之一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其国内拥有大量先进生产力，尤其是制造业力量，具备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这些产业具有高度专业性，依赖理工科等客观学科的知识体系来运作，人情关系竞争不过专业能力。例如高端制造业如造船、汽车等产业，无法由空降文科管理人员来直接接管。复杂精密的现代化生产单元难以通过“以文制理”的方式实现高效管理，没有实践经验、没有科学知识的人员很难迅速掌握其管理权力。而这些产业的重要性极高，必须由具备专业实践能力的人来运营。因此，这些领域中最行之有效的就是“工业封国”策略：从内部具有专业能力的人员中选择服从性高者，保留其基于产业发展的专业性和人事独立性，由此实现间接管理。这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分封化”而不是“郡县化”。正因这一部分的存在，美国保留了一大部分的市场经济和私有企业。
第二，对于那些技术含量低、但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如矿泉水生产、房地产等低技术、关系集中、既得利益者盘踞的行业，则可能实现“去中介化”，由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体系直接管理，无需通过私人资本或社会中介代为运营。因为这些行业不涉及复杂技术或先进生产力，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集合体。
例如房地产企业：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土地来自地方拍卖，建筑由建筑公司完成，最终卖给消费者。它本身不创造技术价值，只是整合各方资源的“中介”。同样，矿泉水企业：水源普遍，灌装技术简单，核心在于分销渠道、营销网络和经销商体系的构建。这类企业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集合，技术稳定，技术壁垒极低，因此容易被国有化，或直接纳入计划经济。
因此，治理模式往往分为两部分：一方面，对高技术、高专业性的产业，保留其内部人事权的独立性与有序性，不强行上收人事权，但掌握其经营方向与战略控制权，这样让人际关系拼不过专业能力，使得其维持较高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对低技术、成熟度高、依靠落后生产关系的行业，则直接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框架，实现资源的集中调配与统一管理，让其经济效益普惠与社会大众。
实际上存在两种情况。如果你是一个产业门类众多、社会发展高度复杂，且经营先进生产力的国家，那么你的计划经济占比必然存在上限。因为如果全部实行计划，就意味着扼杀了经济基础中专业性强的先进生产力部分，导致理工专业化职能无法正常运转。因此，对比德国和美国，虽然两国都经历了“希拉维克化”——即由军警宪特等强力机关接管国家——但其程度明显不同。
原本全球的技术中心在德国。二战前，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核工业领域的顶尖科学家均为德国人或犹太裔德国人。但由于德国的“希拉维克化”过于彻底和极端，导致社会中的精英分子、掌握专业知识者、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人才纷纷逃离，投奔美国。
而美国同样进行了“希拉维克化”，为何这些人选择前往美国？因为美国仅在民生保障、金融、舆论、司法等依靠社会关系资源来运作的领域采取了计划手段，并对这些领域的环境进行了强力整肃；而在真正的先进生产与专业性工业体系领域，美国则保留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例如在舆论、司法、社会保障、福利制度等方面，美国引入了国家力量的强监管和一部分国有化，并且实施了对底层民众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政策；但在产业发展与科学研究领域，如核工业的曼哈顿计划，罗斯福的“美式希拉维克政府”则给予了专业人员充分授权，为他们保留了一片能够自由发挥才干的天地，在国家的支持下的施展个人的专业技能，从而保留了这部分的活力。
美国并未像纳粹德国那样，在全社会范围内推行基于种族的清洗，或如苏联一样对所有产业实行完全接管。因此，美国的“希拉维克化”只完成了一半，但正是由于其没有极端化绝对化，所以使得阴阳协调，水火既济，反而具备了优势：它仅将与社会关系相关的领域进行了“去中介化”，把私人资本中介的资源整合起来由国家统一直接分配；而对于与先进生产力直接相关的领域，则保留了企业内部的人事权与经营权，同时使其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目标协调一致。由此，当时的美国形成了“阴阳协调”的治理模式。
由此可见，全球在同一时期向同一方向转型，这一趋势不受意识形态限制，而是由全球共有的经济基础所决定。技术进步与交通便利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实际上自英帝国时期起，全球经济联动便已初现端倪，只是各国经济捆绑的程度不同。但无论如何，全球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格局。在重大经济周期面前，不可能出现别国普遍萧条而你独享繁荣的情况。世界性的萧条期无差别地降临到每个国家头上，各国只能减轻或缓解其影响，而无法逆势而动，借机挽救新自由主义并成为其盟主。
这正是二战前英国和法国所尝试的道路，实则为抱残守缺，逆时代潮流而动，最终导致其成为二战的最大输家。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必须进行某种程度的“希拉维克化”。
实际上，尝试二战前英法道路对资本实行绥靖主义的还有90年代以后的日本和2008年以后的美国。当时的日本也是依靠海外投资和金融体系，使得实体经济一蹶不振，但是同时资本却在国际上跑马圈地，靠吃租子过得不错。由于经济基础脱实向虚，所以就代偿性地把技能点都点到了舆论控制和司法女权这些东西上，用舆论洗脑和女权官僚主义来压迫国家的阳性力量、生产性力量，以此来削弱制造业衰退带来的不稳定因素——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把自己阉割了来避免欲望过重犯错误。但是如此一来，经济体也就永远无法再恢复“雄风”了，只能苟延残喘，靠吹牛来找自信。
饶是如此，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必须要在世界的经济繁荣期和具备世界经济殖民地的基础上，才能这么搞对资本的“绥靖政策”，而如果一个国家的生产性力量强大，国际上的经济殖民地不足以支撑国家的正常运行，那么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所以保这个资产的价格，拉那个资产的价格，改善这个环境，开放那个领域，都是搞不定的。原因也就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世界工厂在世界性的萧条期没有对资本绥靖的退路，要不然如罗斯福一样成为英雄，要不然就是胡佛一样成为小丑。
斗争性是前提，如果没有了对金融资本的斗争性，那么上限也是死亡；而科学性是关键，要在对落后生产关系的斗争中尽可能保证生产力的先进性。
关键在于：怎么更好的实现“阴阳协调”：为掌握技术、具备理工科知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群体提供更优的社会环境，使其既能被有效组织，又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美国一方面作为二战前世界最强大的“兵工厂”，在二战中支撑了整个反法西斯阵营，包括援助苏联，为盟国提供物资，展现出强大的工业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它又能容纳爱因斯坦、海森堡等科学家开展科技探索，实施曼哈顿计划，成功研制核武器——若无这种对专业性人才的自由度，这一切不可能实现。
罗斯福政府一方面打破“牛肉托拉斯”等欺行霸市的“落后关系中介”，整顿民生领域；另一方面，对汽车行业如福特公司等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生产单元，既将其纳入国家体系，服务于国家战略，又保留其内部人事权与经营权，使其继续按照专业化原则高效运作，维持生产效率不下降。这正是美国成为二战后最大赢家的关键所在。
这也解释了为何苏联的工业最终未能超越美国。因为在自来水、公共卫生等民生领域实行计划经济；防止因继承权争端、私生子问题等影响国民生计与就业；防止山川林泽等公共资源被私人承包导致百姓“喝粪水”；但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领域，如汽车制造企业——这些未来可转化为坦克、口罩生产线的高效工业单元——给予了充分支持，使其既能服务于国家战略，又能在内部保持专业高效的组织结构。这种“计划与市场并存、控制与自由共济”的模式，构成了世界工厂长期竞争力的核心。
它并不反对“内卷”，恰恰相反，它允许生产效率高的主体通过竞争淘汰生产效率低的主体。随后，将这些高效率的生产单元纳入社会化大生产体系，纳入国家力量的阵营之中，使其成为国家发展的前驱力量。这些“虎将”“虎臣”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竞争机制的存在。拼关系才是内卷，发展技术拥有了超额收益去打价格战给消费者让利不是内卷，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技术进步。
持续的有效竞争是维持生产力先进性的关键
一旦失去竞争，生产力便会迅速退化、劣化。
当生产的好坏不再被社会认可时，问题便全面显现。最典型的领域是影视工业。当行业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把持，上下其手、结党营私时，便无法产出优秀作品，只能充斥着商业气息浓厚、缺乏内涵、三观奇葩的影片，导致观众流失，所谓“电影工业的寒冬”便由此而来。
而新一批导演，多为通过高考选拔、具备理工科知识背景的人才，他们所创作的影片，不仅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秉持唯物辩证的历史观，且能与广大人民群众产生深刻共鸣。而且，电影工业的技术水平也在持续提升。这正是因为行业内存在竞争，未形成垄断的派系，通过不断竞争，最优秀的人才得以涌现。
因此，市场经济与市场竞争在特定阶段，实质上体现为是否以人民群众的需求为重，因为人民群众的需求会通过市场需求表现出来。电影工业正是一个典型案例：社会大众通过市场选择，逐步将三观正、能力强、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需求、代表人民立场的优秀人才和优秀文化产品选拔出来。这是先进文化生产力崛起的典型特征。
如果扼杀了市场竞争，也就等于扼杀了先进生产力更新迭代的机制。在社会萧条期，必须经历一轮“出清”过程，不能过度保护僵尸企业和落后产能。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正是采取了后者，导致经济长期停滞，数十年未能恢复。
具体而言，当经济出现问题时，日本既未进行“希拉维克化”，又采取了“救民先救官”的错误策略，类似于电视剧中和珅所代表的那套“保官不保民”的腐朽理论。它不去救助消费者，不去扶持先进产能和先进企业，反而优先救助与既得利益集团紧密绑定的僵尸企业。宁可牺牲先进生产单元和社会大众的利益，也不愿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其结果必然是国家陷入长期沉沦，发展受阻。
因此，美国之所以能在战胜苏联，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将那些属于落后生产关系的集合型企业——如金融、舆论、民生等——纳入计划经济体系进行改造；而对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则保留并维持了一定程度的市场竞争。对这些先进生产力，美国保障了其专业性与竞争氛围，使其始终保持活力，持续进化，从而确保了生产力的先进性。
若世界经济基础萎缩，或全球信用体系萎缩乃至破灭，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信用收缩与系统性危机，意味着全球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动摇。在此背景下，奉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将暴露出问题，遭遇困难。
此时，较弱小、受压迫较深、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国家，可能爆发列宁式的革命；而在社会生产力较强、国际地位较高的国家，则更可能发生“希拉维克化”的转型。
综上所述，当新自由主义——即“将权力关进资本的笼子”——这一社会结构走到山穷水尽之时，“希拉维克化”便会成为一种世界的普遍现象。当世界主要国家相继进入“希拉维克化”阶段，全球格局将发生深刻变化。
那么，在这一全球性变革之后，哪个国家能获取更强的国际地位与更多世界资源？谁能在全球高强度博弈中占据先机？这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
第一，谁的经济基础强，工业制造能力与国力最为雄厚；
第二，谁在经济改造过程中，能否尽可能多地将生产关系集合型的中介型私有单元纳入社会化大生产的计划体系，同时尽可能保留先进生产力的专业性与产业竞争性，使其持续进化，确保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不被削弱。
大国的惯性大，船大难掉头，这是时代趋势阶段性回调的主要原因。美国在西奥多罗斯时期，就形成了打击私人垄断型社会中介——托拉斯的社会共识，但是又经历了威尔逊、柯立芝和胡佛三位对资本绥靖的总统，才又切换到小罗斯的“美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上来，这说明了新事物的发展是一波三折的，是螺旋上升和起伏前进的。
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发展，是依靠斗争来进行的，一个国家对于落后生产关系的斗争性越强，则对于先进生产力的促进作用越大，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中越多地维持了自由竞争机制的领域，人才的涌现度就越高，越强大的国家就能维持越多的自由竞争机制。如果对于落后的生产关系采取绥靖政策，但是对于先进的生产力又用行政力量、舆论力量进行打压破坏其竞争机制导致人才被遏，小人盛行，那么就是阴阳反背，其反常者必不久，这其实是一种反向的蓄能。
美国在29年发生大萧条后，当时的胡佛总统就是坚持维护自由主义，拒绝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结果倒行逆施导致举国动荡，这使得美国的各个阶层都在深刻反思，结果就是从企业家到流浪汉，都形成了一致的共识，那即是必须把罗斯福主义请回来，必须把各个托拉斯赶出去，美国再不搞社会主义色彩的社会改造国将不国了。
任何在历史大势中的反动，都是凝聚社会共识，积蓄时代力量的“储能期”。高度集中权力的纳粹德国前面，是极端自由主义的魏玛德国，小罗斯福美国的前面，是胡佛的美国。
越大的国家，产能越强的国家，就会在这种反动起积蓄起越多的力量，这种力量宣泄的方向，决定了国家发展的水平。
在二战前的世界，一流的国家如美国是针对舆论媒体、司法、官僚体系、低低技术托拉斯、有钱没产业的金融资本家下手，而保护了科学家、实体巨头，同时赋予了军警宪特等国家强力机关以权力；
而二流的国家则是对着民族下手，比如纳粹德国，就是部分阶级，不论社会分工，只要是犹太人就抓进集中营。
女权与男权的矛盾，是文官与武官的矛盾，意识形态部门与上层建筑暴力机关的对立，也是资本与权力矛盾的投射，更是外部力量与民族主体的对立。
西式女权的诉求，包括了在司法领域凭主观给男性定罪的特权，包括了舆论媒体领域构建性别霸权的话语权，包括了消费主义榨干劳动者钱包的诉求，包括了开放自身性资源给外部力量的反民族特许权。这样必然形成一个受害者的“复仇者联盟”。反女权，就是反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落后的意识形态，反对落后的生产关系，就是践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维护民族精神，就是支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不打不闹，就是看论文讲道理，但是全民参与经月不辍，这就是中国人民斗争性与理性共存的明证；
对于比亚迪、华为这样的坚持技术自主，坚持理工科劳动者掌权的先进生产力生产单元自发地支持，在舆论阵地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打破话语权垄断，这是在先进生产力领域，再现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优越性；
对于历史文化产品，正本清源，自发抵制满清封建思想的渗透，自觉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构建唯物辩证历史观的群众叙事，将以少制众，殖民华夏的反动集团重新认识之抵制之，拥护水平高且三观正的电影作品，让文化领域去腐生肌，革故鼎新；
自发地重新找回华夏衣冠，恢复生产文明的浩然之气，排斥军事文明混入华夏的“他者、异物”，开启中华的文艺复兴。在顶着重重打击之下仍然由弱变强，由寡及众，让广大的少年也参与其中，不畏人心之险，不惧遗丑之恶，着华夏之服，行华夏之章；
这样的中国，这样的华夏，这样的生产文明，是不可以被战胜的，是不可以被腐蚀的，是不可以被奴役的，是必然由世界工厂进化为世界之主的。因为整个社会的意识，已经在几百年的沉沦中与几十年的长眠中苏醒过来，与强大的物质基础结合起来，形成了斗争性与科学性的结合，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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