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史料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写篇短文聊一下。

《史记·夏本纪》里写夏禹开国时，用的都是无以复加的溢美词句：“禹为人敏给克勤，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几乎把夏朝开国的功劳，都放到夏禹的个人品德上。

写夏朝亡国时，《史记·夏本纪》又用了这样的词句：“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把夏朝亡国的责任都推到夏桀的个人品德上。

至于夏禹开国时有什么优势条件、臣属做出什么贡献、参与者还有哪些人，一概不写。夏桀亡国时做了什么错事、帮凶有些谁、他们又帮助夏桀做了什么恶，也一概不写。

给人的感觉就是，夏朝开国和亡国就是夏禹、夏桀两个人的事，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关系。

不止夏朝有这个问题，往后的商周都是如此。

商汤开国是因为“汤修德，诸侯皆归汤”，商纣亡国是因为“好酒淫乐，嬖於妇人，慢於鬼神，为长夜之饮。”

周文王“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诸侯不至。”

秦朝以后的史料，虽然“含德量”逐渐减少，但史官继承了上古修史的传统，仍然把是非成败系于一人之身。

秦始皇能灭六国是“气吞六合”，秦朝十五年亡国是“始皇暴虐”，绝口不提秦朝的基层组织崩坏、秦法和秦吏的残酷性。汉武帝能北伐匈奴是“英明神武”，武帝晚年昏乱是“酷似始皇”，也不提汉朝地方势力坐大、官员不作为等因素。

唐玄宗开启开元盛世的关键原因是“知人善任”，造成安史之乱的决定性事件是“宠信贵妃”，土地制度崩坏、朝廷财政恶化、门阀士族贪污剥削等历史脉络被轻轻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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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史料，基本如此。如果你完全相信这些史料的记载，就会被蒙蔽，只有把史料中的蛛丝马迹拼凑起来，才有可能查到历史的真相。

那史料为什么这样写呢？

涉及到的原因有很多，但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绕不开的——中国史料的主线是政治史，而中国古代政治又非常善于“造神”和“毁神”。

造神即把一个人捧的高高的，并通过各种故事和素材，把这个人塑造成无所不能的形象，明察秋毫乾纲独断，最终让这个人成为整个开国集团、治政集团唯一的正面代表。

通过造神运动，这个人获得了最大的权力和最高的地位，其他人不能与“神”争锋，便隐藏在神的阴影下，经营自己的一方世界。

毁神即把这个人拉下神坛，打倒批臭再踩上一万只脚，再把所有的错误归咎于他一人之身，成为整个开国集团、治政集团唯一的负面代表。

通过毁神运动，这个神承担了整个集团的所有责任，其他人则把自己摘的干干净净，再开始新的轮回。

前文列举的史料中的成功者，其实都属于“造神”，失败者都属于“毁神。”

而之所以出现这两点，造了神又要毁掉神，根本原因又是另一项源远流长的政治原则——朝廷的本意是好的，出了问题是下面没有执行好，歪嘴和尚念错了经。

这个原则和造神是紧密相关的。

永远光鲜亮丽才是神，永不犯错的才是神，动不动就被怀疑、问责、质问，还怎么维护形象呢？神的形象都无法维护，阴影下的人，利益还如何保障？

所以维护神的形象，就是维护人的利益，不论出了什么事，神都不能沾上一点因果。

阴影下的人，自然也不会主动去承担责任，沾染因果。

但问题是，一个集团做的事不可能每件都成功，一个王朝做的决策不可能每个都正确，总会有出纰漏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错误和纰漏会积累的越来越多，矛盾会越来越激烈。

因为神和人都不沾染因果，那么很多错误都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很多矛盾都无法调和。

慢慢的，朝廷的威信大降，无法维持集团和王朝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最简单的办法，便是立即抛弃造神的立场，用一百八十度漂移的姿势，把所有问题、所有责任一股脑的推到最高神的头上，保全阴影下的人。

中国历史上的过山车政治，大抵来源于此。

长期不沾因果的神，沾上最大的因果，苦心经营的形象轰然倒塌，但集团和王朝的威信得以重塑，那些造成问题的人，又能以正面形象重新开始。

王朝的血祭，就此完成。

新的神，也即将开始塑造。

只看结局的话，这样的结果似乎对“神”很不公平，但如果以漫长的历史时间线来看，他们有最高的地位、最大的权力，那么承担最大的责任，其实也很公平。

不过，王朝更替时进行血祭倒也罢了，很正常，而且对所有人都有好处，没有理由不做。但在王朝中后期，对汉武帝、唐玄宗、霍光、张居正之类的“神”进行血祭，肯定不能常做。

如果一直造一直毁、再造再毁，那就一点体面都没有了。

你这个集团、这个王朝，又算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