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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坛又爆“大瓜”，而且这次的主角直接就是首相府。
12月4日，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脇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递交控告书，直指首相高市早苗涉嫌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这则由共同社率先披露的消息，让本就深陷“黑金”泥潭的自民党再遭重锤。
更耐人寻味的是，仅在一天前，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因同款问题被同一位学者告上法庭。
短短48小时，日本政府两大核心人物接连“爆雷”，这究竟是巧合，还是自民党政治生态早已烂到根里的必然？
先看高市早苗这场“数字游戏”的细节。
控告文件显示，2024年8月26日，高市担任代表的“自民党奈良县第二选举区支部”收到了来自东京某企业的1000万日元捐款。
可根据日本《政治资金规正法》，这家注册资本1亿日元的企业，全年政治捐款上限仅为750万日元。250万日元的差额，相当于普通日本工薪族半年的收入，绝非“记账误差”能解释。
更讽刺的是，面对指控，支部给出的回应堪称“甩锅教科书”：“误会了企业的规模，已经启动退款程序”。
这话要是能信，恐怕日本民众都得相信“政治献金能自动合规”。
要知道，日本政治团体接收捐款前，核查捐赠方资质是法定流程，更何况是首相担任代表的选区支部。
连企业注册资本对应的捐款上限都能“看走眼”，要么是支部工作人员连基本法规都没吃透，要么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有日本网友吐槽：“上次派阀回扣说是‘没登记’，这次超收说是‘看走眼’，下次是不是要说是‘手抖多收了’？”
再看“陪绑”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
上脇博之于12月3日向横滨地方检察厅控告，小泉担任代表的“自民党神奈川县第十一选举区支部”同样存在超收企业捐款的问题。
要知道神奈川县可不是什么普通地方，这里聚集着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日本核心军工企业，而小泉作为防卫大臣，手握每年万亿日元级别的防卫预算审批权。
企业捐款超上限，防卫大臣站台背书，这其中的利益勾连，难免让人浮想联翩——是企业想靠捐款换订单，还是大臣想靠献金保选票？
答案恐怕不言自明。
这场看似突发的控告，实则是自民党“黑金”丑闻的必然爆发。
时间倒回2023年11月，共同社的调查就曾揭开惊天黑幕：
自民党内多个派阀要求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议员，相关资金根本不登记在收支报告中，成了彻头彻尾的“秘密资金”。
当时这场丑闻直接引发政坛地震，时任首相岸田文雄被迫道歉，2024年8月更是放弃连任，草草结束任期。
可岸田的辞职并没有换来自民党的“洗心革面”，反而成了“换汤不换药”的遮羞布。
2025年10月高市早苗接任首相后，组建的内阁堪称“丑闻重灾区”——7名高级官员都牵扯过2023年的“黑金”事件。
这种“带病上岗”的操作，已经不是“态度含糊”能概括的，分明是对规则的公然藐视。
难怪公明党在今年10月毅然退出合作了26年的执政联盟，理由直白又无奈：“自民党在政治资金问题上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回应”。
更讽刺的是，自民党早已为此付出过惨痛代价。
受“黑金”丑闻拖累，该党在早前选举中遭遇惨败，70年来首次同时失去参众两院控制权。
可即便丢了议会主导权，自民党依然没把改革当回事。
高市上台后，既没推动《政治资金规正法》修订，也没清理党内涉事人员，反而放任“问题官员”身居要职。
这背后的逻辑其实很简单：自民党的权力根基本就建立在派阀与企业的利益捆绑之上，动“黑金”就是动自己的“钱袋子”和“选票仓”。
日本政治资金问题从来不是“个人失误”，而是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败。
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长期靠“企业献金换政策倾斜”的模式维持执政，形成了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
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2023年自民党全年政治资金收入中，企业献金占比高达42%，远超个人捐款的28%。
这些捐款绝非“无偿支持”，而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投资”——企业掏钱帮政客当选，政客掌权后用减税、补贴、订单等方式“回报”企业。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的防卫产业。
近五年来，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增长，2025年已增至GDP的2%，而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企业的防务订单随之暴涨。
这些企业既是自民党的“金主”，又是防卫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小泉进次郎作为防卫大臣，其选区支部接收企业超额捐款，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利益输送的预付款”。
正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佐佐木毅在《朝日新闻》专栏中所言：“自民党的政治资金体系，本质上是企业与政客的利益分赃机制，《政治资金规正法》早已沦为摆设。”
这种腐败模式不仅侵蚀日本政治生态，更直接损害民众利益。
2023年“黑金”丑闻曝光后，日本内阁支持率一度跌至23%的历史低点，超过70%的民众认为“自民党已失去执政合法性”。
可即便民怨沸腾，自民党依然能靠派阀抱团维持政权，根源就在于日本选举制度的缺陷——选区划分偏向农村，而自民党在农村地区的“金元攻势”往往能精准收割选票。
普通民众的不满，在真金白银的政治操作面前，显得格外无力。
而政治腐败正在让日本的对外政策逐渐偏离理性。
高市早苗本身是出了名的右翼政客，上台后不断推动“修宪扩军”，而支持她的企业中，不少是军工、能源等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行业。
这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必然会推动日本走向更激进的安保政策，比如增加防卫预算、强化与美国的军事绑定、在台海问题上煽风点火。
毕竟，只有地区局势紧张，军工企业才能拿到更多订单，政客才能收到更多献金，这种“战争生意”的恶性循环，正在给东亚安全埋下隐患。
面对此次控告，高市内阁至今保持沉默，既不否认也不解释，这种“冷处理”的套路与往届如出一辙。
按照日本司法惯例，类似政治献金案件往往会拖延数月甚至数年，最终大概率以“罚款了事”或“证据不足”草草收场。
这里随便举两个例子：
2018年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俊博涉“派系资金违规”，涉案金额达8000万日元，最终仅以“缴纳20万日元罚款”结案；
2020年自民党某派阀违规收受企业献金案，最终仅以“负责人辞职+罚款50万日元”结案，涉案的1.2亿日元秘密资金不了了之。
有了这些“先例”，高市团队恐怕早就吃定了“法不责众”。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
上脇博之教授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此次控告“掌握了充分证据”，包括捐款凭证、企业注册信息和支部资金流向记录。
更重要的是，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自民党连续两届首相栽在“黑金”上，已经说明问题不是出在个人，而是出在政党本身。
随着自民党政治资金丑闻的反复发酵，已经深深地暴露出日本政治体制的深层弊病，除非进行彻底的改革，否则信任危机只会越来越加剧。
从岸田的“道歉辞职”到高市的“沉默应对”，自民党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黑金”问题，因为这是他们维持权力的“命门”。
当一个政党把政治当成“生意”，把献金当成“资本”，把民众当成“工具”，所谓的“民主”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的幌子。
如今的自民党，就像一艘满是漏洞的船，却还在靠“金元补丁”勉强航行。
这场控告会不会成为压垮自民党的最后一根稻草？目前还不好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政治腐败成为常态，当利益交换取代民意诉求，即便是曾经的“经济大国”，也终将在自我消耗中迷失方向。
毕竟，再多的献金也买不来民心，再巧妙的借口也掩盖不了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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