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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经济学家们的估算,184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比例超过30%,远高于英国及其殖民地,可现实情况却是清军被无情吊打。
因为英国已经步入工业时代,对于任何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都是降维打击,原先的国力评判指标已不再适用。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存在一定偶然因素的——既有英国社会自身的开放活力,也有煤炭储量等先天条件,还有若干运气在里面。

近代以来只诞生过两个全球霸权——英国和美国,二者在模式和路径上存在很大不同。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参与者,但科技领域并没有同欧洲拉开差距,甚至略逊色于欧洲。
“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北美大陆易守难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收服拉美的一群小弟),外结好孙权(与英国保持良好关系),内修政理(专注国内发展);天下有变(一战和二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一路向太平洋远东方向),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一路向欧洲方向),诚如是,则霸业可成……”
与英美的崛起之路相比,德国堪称反面教材,每每在综合国力到第二、但却没有全面技术优势或地缘政治优势的情况下试图用武力改变既有秩序,结果都失败了。
另一方面,从德国的遭遇不难发现,既有霸权国家(英国/美国)很容易拉起针对挑战者(德国/日本)的优势同盟,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在位者优势”。
因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存在是有其历史渊源和广泛支持基础的,由于担心新霸权国家带来的“颠覆性”,大多数既得利益国不会主动倒向新秩序,而是倾向于维护旧秩序。
正因如此,除非现有秩序发生严重震荡,或挑战者掌握了下个时代的先进科技树,否则取胜难度很大。

与德国、苏联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并不需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
英德争霸的年代里德国之所以要掀桌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殖民地(当时拓展国家发展空间的主要方向)已经被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了,德国作为后起之秀感到心理不平衡,无的放矢。
美苏争霸的年代里,苏联基本被排除在了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之外。
中国与德国、苏联的处境都不同。

即第一步需要完成经济登顶,第二步再等待一个科技突破或地缘政治变局的机会。
有学者提出过这样一个模型:
“全球各国的经济活动可以看作圈层结构,美国处在中心圈层,为全世界提供货币流动性;第二层以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为主,以高科技研发和高端制造业为主;第三层为中国、东南亚等国,以制造业为主;最外面的第四层,是中东等提供原材料提供国;其余没有被纳入这个体系的则是一些边缘和游离国家。”
“同心圆模型”从中心到外围,以人均GDP 为指标,依次递减。

我们不妨从之前那个“四层同心圆”模型为出发点去分析,事实上,除了被纳入同心圆的国家外,其他国家均有掀桌子的意向——无论采用怎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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