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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6年3月1日起，“育儿减少工时计划”在国内部分城市开始实施。
这项政策的核心是“给年轻父母每天减少一小时的工时，为接送孩子提供时间”。而且要求工时减少一小时，但薪资不能减少。
然而，更重要的是，减少的一小时工时的薪资，其中八成由财政向企业补贴。
任何改善劳动者待遇的政策都有一个问题：成本由谁出。
很多针对劳动者的善政往往最终落空，都是因为企业和雇主用各种手段暗中甚至明着违法法律法规。
这里面固然有资本家贪婪逐利不顾劳动者利益的因素，但也有政策调子起得太高却缺乏必要的物质支持，导致企业只有贴本才能符合法规要求的因素。
这导致一些小雇主委屈：“唱高调的好名声被你拿走，真金白银我来出。”
而“育儿减少工时计划”的优点之一就是务实性，帮企业承担了八成的薪资，企业自己只需支付二成。虽然企业仍然需要提高成本，但还算可控。
但依然有批评者认为这个政策依然流于表面难以实现：
缩短一个小时的工时，企业损失的不是一个小时的薪资而是劳动者一个小时的产出。而且政策的激励力度也有限：
企业要想获得补贴，减少工时每月须至少实施10天、实施至少3个月，合计至少30小时，每名受雇者最高补助约3200元人民币。
这样算下来，对于每名受雇者每个工时，企业最多获得补助100余元。
而员工要享受这一政策也有门槛：企业必须在本市登记，而且员工也要有本市的户籍。
政策的支持者则辩称，目前较小的财政投入和适用范围，是因为政策还在处于试点阶段，保留扩大经费注入的弹性，如果反响良好，财政将会加大投入。
之前，根据问卷调查显示，对于生育扶持，市民最期待为“提高育儿或托育补助”，占比达48.8%，其次为“协助家长兼顾工作和带小孩”，占比47.9%。可见减少工时的政策会是很得人心的。
提出这项政策的年轻市长指出，这不是增加企业负担，而是市政府与企业携手留住优秀人才，提升职场向心力，同时也让企业更能落实社会责任，追求永续经营。
他还强调，让每位愿意生、敢生的家长知道，“在本市养育下一代，你不是孤军奋战！”
至于各路反对的声音，政策支持者认为，全省出生人口屡创新低，而且已经陷入连续61个月出生人口低于死亡人口的“生不如死”的人口减少困境。
而反观东亚另一个以低生育率著称的社会，韩国，近两年出生率止跌回升，这和韩国采用“育有幼儿或小学生子女的家长，可以在不减薪的情况下每天缩短1小时工时”有关，本市这是引进国际先进经验。
据力推“育儿减少工时计划”的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称，如果政策试点效果良好，将有期望进一步推广到台湾省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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