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内卷，到底难在哪里？

3月30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通知。

通知中明确提出：

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综合运用各类反不正当竞争措施，着力防治平台经济、光伏、锂电池、新能源汽车等重点行业和领域“内卷式”竞争。

这已经是中央第N次下文，要彻底整治“内卷式”竞争了。

2024年7月30日，在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首次提出要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行，通过业自律、优胜劣汰、落后产能退出，来解决“内卷式竞争”的问题。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进一步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而且这次专门Q到了地方政府，提出要规范地方政府招商引资、补贴内卷等问题。

2025年3月，全国两会也把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写去政府工作报告。

2025年6月，新《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围绕着内卷式竞争这一问题。

到今年3月，在全国两会上关于反内卷的提法，从“综合整治”升级为“深入整治”，并给出了明确的组合拳手段，是历年政策的加码与深化。

不过，从24年提出要“反内卷”，到26年继续提出要“深入整治”，也意味着在部分行业“内卷”这个事情不仅没有破除，反而更严峻了，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一起聊聊：

反内卷，到底难在哪里？

反内卷，到底难在哪里？

这个问题，我在不同场合问过不少企业家、地方政府官员，也问过经济学界的朋友。

大家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识是清晰的：谁都讨厌内卷，可谁都不敢先停下来。

为什么不敢停？因为停下来的人，在当下的游戏规则里，几乎注定要成为被踩在脚下的那一个。

要理解这件事的底层逻辑，我们得回到一个基础的经济学原理上去。

1974年，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因为“对货币理论和经济波动的开创性研究”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真正影响深远的贡献，是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反复论证的一个命题：

知识是分散的，任何中央机构都不可能掌握做出最优决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

这个命题放在“反内卷”这件事上，一下子就捅穿了问题的本质。

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一个个市场主体在局部信息的驱动下，做出的理性选择。

一家光伏企业看到别人扩产，自己不扩产就要丢份额，于是咬牙跟进去。

一个地方政府看到隔壁城市给了高额补贴，自己不给，优质项目就跑了，于是财政再紧也要掏钱。

每个参与者都在自己的信息边界内做出了最优决策，但叠加到一起，就形成了谁都挣不到钱、谁都不敢退出的囚徒困境。

如果把这个逻辑推到底，会发现内卷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被“治理”的对象。

它不是某个违法经营行为，可以通过一纸禁令叫停。

它是成千上万个主体在分散决策中涌现出来的宏观结果。

哈耶克告诉我们，试图用中央计划的思维去消除这种自发秩序下的某种现象，最终只会制造出新的扭曲。

这话说得很直白了。

完全解决内卷，背后藏着一个预设：

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治理者，能够掌握所有行业产能、所有企业成本、所有地方招商力度的实时信息，并且有能力精准调控每一块拼图。

这不就是计划经济最经典的幻想吗。

我们当然不能走到那一步。

那为什么中国的内卷会如此疯狂，远远超出其他成熟市场经济体的程度。

我在和一些做实业的朋友深聊之后，渐渐摸到了一条真正的症结。

在中国当下的竞争格局里：

一旦输了，就是一无所有

你投入十年心血做一家企业，如果在这一轮行业洗牌中被淘汰，留下的不是被市场尊重的退出者遗产，而是一身债务、一个失信人身份、一个再也无法翻身的结局。

你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在产业招商上慢了半拍，落下的不只是经济指标，还有整个仕途的天花板。

你是一个普通打工人，如果在这轮裁员中失去岗位，面对的可能是房贷断供、子女教育断档、整个家庭生活轨迹的断裂。

输的成本太高了。

高到没有人能体面地接受失败。

于是所有人都不再像一个理性的经营者那样去计算边际收益，而是像一个押上了全部身家的赌徒那样去死磕到底。

赌徒心态的最大特征，不是贪婪，是恐惧。

恐惧一旦这把输了，连桌都下不来。

这个心态一旦成为全社会的普遍情绪，内卷就不再是几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变成了一种生存本能的集体爆发。

每一家企业都知道继续扩产没有利润，但更知道停下来就是死。

每一个地方政府都知道补贴大战不可持续，但更知道断掉补贴之后，自己辖区内那几万工人的就业、那几十亿的存量投资，会瞬间变成灾难。

这才是反内卷真正的难点所在。

它不是某个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某次中央发文明令禁止就能见效的。

它嵌入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契约里：

我们到底允不允许竞争中的失败者

保有一份基本的体面和退路。

政府真正该做的，也许不是挥舞指挥棒去“整治”内卷这个表象。

因为只要恐惧还在，内卷的形式就会不断变异，从价格战变成融资战，从补贴战变成舆论战，从产能竞赛变成技术路线的赌注竞赛。

该做的事情，是兜住那条底线。

要让每一个在竞争中拼尽全力却依然倒下的人，不至于真的跌入一无所有的深渊。

企业退出时，有畅通的破产重整通道，而不是让企业家背着无限连带责任终身无法翻身。

产业调整时，有扎实的再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网络，而不是让被优化掉的员工独自面对断供的房贷。

地方发展转型时，有常态化的转移支付和官员考核机制，而不是让主政者在“要么冲上去、要么滚下去”的二元选择里赌上全部。

当输的成本降下来了，赢的执念才会降下来。

当没有人需要押上全部身家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明天，那些理性的、克制的、差异化的竞争方式，才可能在市场的土壤里自己生长出来。

说到底，反内卷不是要把竞争消灭掉。

竞争永远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来源。

真正要解决的，是那种让人一旦输了就万劫不复的底层恐惧。

治理的智慧，不在于让所有人都不摔倒，而在于让摔倒的人，还能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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