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用两条铁路，把《隆中对》变成现实！

如果遇到山河破碎的危急时刻，西南地区就是中国最后一块战略要地，保存火种或者收复失地，都要仰仗这里。

然而，西南地区群山环绕，进来很难，出去更难。

西南地区能不能在危急时刻发挥它的作用，关键就在于，能不能打破地理环境的制约，解决进出皆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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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漂泊半生的刘备到隆中拜访诸葛亮，请教恢复汉室的策略，诸葛亮就在回答他的问题时，提出了层次分明的三条策略——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荆州（湖北和湖南）四通八达，益州（川渝和云贵）经济富庶，荆益一体，可以建立稳固的根据地。

这是第一层，打造一个建功立业的平台。

“若跨有荆益，保其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

利用西南地区群山环绕的地理优势，建立一整套军事防御体系，确保外敌不能轻易的打进来，然后和东、西、南三个方向的政权建立统一战线，保证周边政治环境的安全。

这是第二层，内外兼修，确保后方安定。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在后方安定的前提下，一旦出现战略机遇，便兵分两路，直扑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建立秦皇和汉高定鼎中原前的战略优势，以进可攻退可守的姿态参与中原逐鹿，直至消灭群雄，恢复汉室。

这是第三层，打破地理环境的制约，从西南地区走出去。

诸葛亮的三条策略，史称《隆中对》，是一份非常漂亮的方案。

但问题在于，《隆中对》要从方案变成现实，有两个必要条件——

其一是荆益一体必须维持。

既然益州被群山环绕，荆州却四通八达，那么在荆益一体的格局下，益州就可以做西南政权的大本营，荆州则是西南政权的前哨基地。

一旦荆州和益州分裂，益州便自动演化为龟缩一隅，荆州则沦为人人可以进出的交通枢纽。

其二是交通路线必须顺畅。

因为无论进入西南还是走出西南，都依赖交通路线，如果没有顺畅的交通，便不能打破地理环境的制约，夺取荆益和出兵北伐都是一句空话。

诸葛亮的《隆中对》犹如指路明灯一样，照亮了刘备灰暗的人生，给恢复汉室的事业指明了方向。

但可惜的是，就在镇守荆州的关羽北攻樊城、威震华夏时，孙权命吕蒙偷袭荆州，切断了“荆益一体”的战略布局，此后诸葛亮屡次北伐，便因孤军深入而无法成功。

可以说，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成就了诸葛亮的前半生，却也蹉跎了诸葛亮的后半生。

2

此后的1700年里，无论政权如何更迭，西南的地理环境始终是一柄双刃剑，它们既是天然的军事堡垒，同时也是难以打破的天地牢笼。

但，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困住了诸葛亮和历代豪杰，却没有困住新中国、没有困住教员。

时间进入1964年，随着三线建设拉开序幕，教员不得不面对诸葛亮曾经面对过的困境——

美国和苏联威胁中国的南北两端，世界级大战随时可能爆发，到那时，西南地区自然是中国的战略后方，但通过宝成铁路把工业设备、人员、物资都搬到西南以后呢，如何巩固西南地区的战略安全，又如何走出来收复失地？

教员征战半生，指挥军队进攻要大穿插、大迂回、大包围，指挥军队防守要建立敌后根据地、四面开花、以攻代守，从来没有和敌人打过呆板的消耗战。

所以，诸葛亮在《隆中对》里留下的难题，教员是必须要解决的。

至于如何解决，其实也不难。

巩固西南地区的战略安全，最佳策略是把甘肃、陕西、湖北、湖南、贵州、云南都做为四川的外围防线，再通过宝成铁路连接陕甘、川黔铁路连接贵州、贵昆和成昆铁路连接云南、襄渝铁路连接湖北、湘黔铁路连接湖南。

走出西南收复失地，则需要通过以上铁路进入陇海、京广、浙赣等铺设范围更广的铁路干线，抵达北京、广州、郑州、徐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兵家必争之地。

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整体规划，就是按照这套方案来设计的。

截止到1968年，宝成、川黔、贵昆铁路都已修成，成昆铁路也在全力施工，西南地区的铁路内循环即将完成，周边没有和四川连接起来的省份，只剩下湖北和湖南。

在这样的背景下，修建两条通往两湖省份的铁路，便势在必行。

这两条铁路一旦修成，西南地区便打开了封锁千年的东大门，真正实现“荆益一体”，西南地区做为中国的战略后方，也有了走向四面八方的顺畅交通。

3

1968年，四川到湖北的铁路开始破土动工，计划从重庆、广安、达州翻越大巴山进入陕西，再通过紫阳、安康、旬阳进入湖北的十堰、谷城，最终抵达襄阳的老河口站，称为襄渝铁路，代号2107战区工程。

修成以后，襄渝铁路便可以把成渝铁路（成都—重庆）和汉丹铁路（武汉—丹江口水库）连接起来，打通成都、重庆、襄阳、武汉的联系，并在武汉进入京广铁路，贯通南北。

四川到湖北的路线不止一条，那为什么要绕一大圈，修建这样一条复杂的铁路干线呢？

原因有二——

在所有规划的路线中，这条路线的沿线山脉最多、火车行驶最隐蔽，一旦战争爆发，这条路线最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可以做为战略生命线。

第二汽车厂准备落地湖北十堰，襄渝铁路经过十堰，不仅可以借用第二汽车厂的资源，也能将第二汽车厂生产的载重汽车运到南北两端，为整个三线建设贡献力量。

可以说，襄渝铁路就是为战备而生的。

然而，要修建襄渝铁路，难度很大。

那时，全国共有六个县不通汽车，襄渝铁路的陕西段就占了两个，紫阳和旬阳，所以要修建襄渝铁路，平原地区可以按部就班的施工，唯独这两个县要先做另一件事，修公路。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九万民兵奔赴大巴山，用钢钎、铁锤、炸药在近乎笔直的绝壁上，用一年时间，硬生生凿出旬白、安旬、恒紫、紫巴、渔紫五条战备公路，彻底结束了两个县不通汽车的历史，把这两个山区县拉进了现代中国。

汽车通了，人和物资进来，铁路便可以全线施工了。

1969年12月，周总理和铁道部等部门研究部署了“襄渝铁路大会战”，准备把整条铁路分为三大段、十小段，沿线三省各自成立“襄渝铁路修建指挥部”，分段修建，共同完成接轨通车的任务。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次年初开始，铁道兵相继出动八个师、六个师属团、两个独立团，将近二十四万兵力奔赴襄渝铁路各段，铺路、建桥、炸隧道，一寸一寸的打破地理环境的制约，推进铁路工程。

铁道兵是修建襄渝铁路的主力，民兵则是修建襄渝铁路的重要辅助。

在襄渝铁路施工的最高潮期，共有五十八万民兵散布在各施工段，但这些民兵不是强制摊派出来的，而是出于对新中国的拥护，自愿报名前来，有些人甚至咬破手指写血书，坚决要求参加新中国的铁路建设。

例如陕西旬阳段的两千七百名民兵里，就出现过"父子同上四十六人、兄弟同上一百四十八人、姐妹同上八十八人、夫妻同上四十二人"的壮观场面。

安康有一支"铁姑娘排"，共有五十四个姑娘，平均年龄十八岁，经常和青壮男性一样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一丝娇滴滴的模样，把“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精神发挥到极致。

民兵们不仅自己上工地，还要给工地捐赠物资。

铁道兵和其他战友没地方住，他们就把自己的房子腾出来，没有粮食吃，他们就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有个叫罗发莲的女民兵，甚至和父亲商量之后，把家里的三十五根寿木、十六根房料，全部捐献给工地。

尽管民兵为襄渝铁路做出巨大贡献，但在襄渝铁路的工地上，最特殊的人群不是他们，而是一群孩子。

1970年，陕西省在中学毕业生中招募了两万五千人，并按照部队编制，分成141个连，统称为三线学兵。

这批孩子的年纪在15岁到17岁之间，看起来非常稚嫩，但他们胜在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学东西非常快，所以他们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没过多久，相当一部分人就成了能打隧道、架桥梁、拉电线的技术骨干。

而这些学兵骨干里，其中一人是高西庆，他在襄渝铁路工程中受到锻炼，后来在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外贸学院，最终成为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国投资公司总经理。

综合统计下来，修建襄渝铁路期间，共有八十五万人参加施工。

他们吃着粗高粱面和红薯干，忍着浮肿、风湿、胃病等身体病痛，付出了牺牲两千余人的代价，铺设859公里铁轨，终于在1973年10月，全面建成襄渝铁路。

而在修建襄渝铁路的同时，湘黔铁路也建成完工。

1970年8月，湘黔铁路会战总指挥部在湖南怀化成立，并按照行政区划，同时成立了贵州和湖南的省级指挥部。

随后，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亲自兼任总指挥，并签发了全省总动员令，相继动员起六十万民兵，全力配合铁道兵和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的主力部队，攻坚克难，铺设铁轨。

此后两年，湘黔铁路的施工队伍，用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政策，以半机械化半手工的简陋条件，修出905公里的铁路。

经过如此快节奏的施工，到了1972年，湘黔铁路便建成通车，打通了贵州贵阳到湖南株洲的联系。

至此，西南地区封锁千年的东大门，被襄渝铁路和湘黔铁路彻底打开，西南地区和湖北湖南紧密联系在一起，荆益一体变成现实。

4

门打开了，铁路贯通了，中国的格局就全变了。

北线方面，襄渝铁路把成渝铁路、汉丹铁路连接起来，成都的火车便可以经重庆、安康、襄阳直抵武汉，而武汉又是京广铁路的枢纽，向北可以通郑州、北京，向南可以下广州。

南线方面，湘黔铁路把成渝铁路、川黔铁路、浙赣铁路连接起来，成都的火车可以经重庆、贵阳抵达湖南株洲。随后，要么在株洲进入京广铁路，前往北京或广州，要么进入浙赣铁路一路向东，前往江西南昌、浙江杭州，再转入沪杭铁路，直抵上海。

此外，早已完工的宝成铁路，可以把成都的火车送往陕西宝鸡，并在这里进入陇海铁路，向西出甘肃兰州，向东进入陕西西安、河南郑州、江苏徐州等地。

如果说成渝、川黔、贵昆、成昆等铁路打通了西南地区的铁路内循环，那么襄渝、湘黔、宝成等铁路便打通了西南地区的铁路外循环。

到了这一步，中国才初步的安全了。

即便有一天，美国和苏联全面入侵中国，中国进入山河破碎的危急时刻，西南地区也能确保物资运转流畅，做中国保存火种的战略后方，同时还能以湖北、湖南、陕西做前哨基地，将西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输送到全国各地，发动人民战争，把丢失的土地一点一点的收回来。

所谓攻守兼备、以攻代守，不外如此。

5

从诸葛亮到教员，从汉朝到新中国，时间相隔1700余年，但两个天纵之才、两个千古流芳的政权，做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那就是以西南地区做根据地，靠打破地理环境的制约来实现伟大复兴。

不同的是，诸葛亮失败了，教员成功了。

这背后有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的原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和教员面对的局面截然不同——

诸葛亮的荆益一体，只是立足西南的手段，北伐宛洛和秦川才是他的最终诉求。

东吴偷袭荆州，虽然破坏了诸葛亮的战略规划，但并没有影响他的北伐意志，所以在关羽和刘备死后，诸葛亮再没有谋求荆州，而是调整方案，改为从益州孤军北伐，六出祁山。

换句话说，诸葛亮是有退路的。

但教员要面对的，是另一种困境。

在三线备战的时代背景下，如果东部沿海地区被美苏占领，那么一马平川的中部地区也难以守住，到那时，一旦西南地区再守不住、再不能奋起反击，中国就要亡国灭种、就要被开除球籍。

教员是没有退路的。

因为没有退路，教员和同志们才会以最悲壮的心情，发起举国动员，把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压在铁路上，准备和潜在的侵略者做殊死一搏。

正是以上两种不同的局面，导致《隆中对》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结果。

可以说，《隆中对》这份志在打破地理环境制约的战略计划，是诸葛亮提出了方案，教员和新中国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用襄渝铁路和湘黔铁路，将其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