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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政策不是问题,问题是财富的扩散。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老百姓很穷,制造业很落后,当时需要的是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解决基本的就业,满足基本的吃饭问题。所以外贸优先。外贸优先的结果,就是资源向沿海集中,因为海运出口成本低,最初的产业链和财富也就在珠三角和长三角集中。中西部不能直接分一杯羹,当时财富向中西部扩散的方式:
一是中西部人口移民到沿海城市,作为低成本劳动力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二是中西部自然资源转变为工业原料和能源向沿海汇集,沿海低成本拿到后,再从财政上逐渐以转移支付反馈。
这就是中国大陆制造业初期低成本优势的制度性原因。技术进步和产业链汇集的优势,是在全球化期间,在以上基础上形成的。
外贸优先到一定阶段,本土资本积累,商品房改革开始,土地财政开始。房地产轰轰烈烈三十年,这三十年的城镇化,是财富创造和财富扩散最显著的时期。
婴儿潮带来的巨量人口有城镇化的居住需求,在房价偏低的时候,通过多种形式的劳动力积累,购买房产都是有望的。起步很低,预期很高,当年一个甚至没有读过高中的修车匠,在今天所谓新一线城市辛苦十年,也能买房安家落户,比起他小时候的农村生活,天翻地覆。
房地产会直接拉动大量上下游产业,建材、家具、家电、家庭日用品等等,甚至汽车需求的增长,也是因为城市扩大带来的,与此同时,城市服务业也从无到有。
整个房地产上升期,财富的扩散效应不仅针对所谓高端的高科技或者金融产业,更是显著影响了大量传统的、能够容纳最广泛劳动人口的传统产业。也就是在房地产上升期,财富的扩散效应是显著的,一荣俱荣。
作者并不认为过去三十年的房地产上升期还会再来一次,因为2015年后的房地产大潮,已经建造了远远超过实际需求的住宅。年轻人的婚育意愿被各种挤压后,六个钱包带来的家庭资产负债表问题未能修复时,住宅需求其实很难探底。
真正的问题在于,哪些产业才能重新实现地产上升期那样的财富扩散呢?
半导体+AI,如今成为了G2举国之力抬举的唯一产业。那这个产业政策对经济集中度的影响是好呢,还是不好呢?
美国举国之力支持半导体+AI,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已经空心化,金融业主导下的美国经济需要一个“科技制造”的新支柱,并且,美国的养老金制度支持资本市场的高科技泡沫向普通民众扩散。即便美国个体不主动参与股票投资,他持有的401(k)等养老金账户也会自动为他投资。换言之,即便许多美国人不在“半导体+AI”产业,即便美国的老登股也不行,但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市场化养老金体系下,一个普通人也能分享到高科技泡沫期的红利。
作者不是想说中国大陆应该抄美国的资本市场和养老金制度,因为这不可能抄得过来。作者只想强调,每个国家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平衡好技术进步、资本增值和财富分配。产业政策必须直面财富扩散问题,而不仅是计算产业增值自身。
如果力捧个别产业的结果,带来的是财富集中度的快速、高度集中,带来的是贫富差距更加悬殊,那被质疑的可能性就会不断增加。显然,这不是产业政策的本意。
曾经的地产上升期,财富扩散是可以惠及全民的,这个阶段结束了。如果只跟美国一样,拼举国之力捧一两个产业,财富扩散又受限,新产业又只能解决很少就业,甚至还要增加大量失业,那未来就不是K型的问题了,K 就可能会变形成 I 了。
不要扯什么靠税收解决未来的分配。看看新科技的利润,能收多少税?如果是这个思路,收的唯一税就是资本利得税,一旦开征,看看还有没有这个税?
要直面问题,一切的政策都不能只考虑“做蛋糕”,更不能只是在资本市场拼命做某种蛋糕。产业政策创造的中间需求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在老百姓收入预期比较差,最终需求十分不足的时候,所有游戏参与者都知道,这些产业政策制造的中间需求往往不具有长期持续性。既然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那怎么可能改变预期呢?
一言以蔽之,内需问题就是分配问题。即便是供给侧思路,产业政策也必须充分考虑财富扩散效应。
既要又要,很难实现;既不也不,可能更加麻烦。
总有一天,是要回头的。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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