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在投资与分配之间做取舍！

作者对简中网曾经流行的所谓“林毅夫大战张维迎”毫无兴趣，作者认为，林毅夫在前三十年比张维迎可取得多。但前三十年是什么时代呢？是超级全球化的时代，是中国大陆白手起家融入世界的时代，是先发国家已经先行进入老龄化，老龄化和各种内部博弈导致先发国家本土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大企业将产业外迁，后发国家可以利用自己的劳动力数量和价格优势，尽情吸收先发国家技术转移、产能转移的时代。

换言之，在三十年前，甚至在二十年前，林毅夫坚持的投资主导的方案都是对的。这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坚持的，也是很多学者坚持的。作者介绍过，早在1994年，《人口研究》就发表过张志刚教授的关于中国大陆在当时“已迎来较低人口负担和充裕劳动力供给的‘黄金人口年龄结构’”的论文，这比OECD在2000年提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还早了六年，而“人口红利”这个概念正式引入中国大陆，是更后的事了。

尽管今天许多老百姓对“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已经存在很多不满，但历史地讲，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陆在产业上“皆尽劣势”，只能依靠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起步，既承接先发国家转移的低端技术与产能，又融入全球市场，同时还能解决本土就业问题，实现原始的资本积累。

所以，在当时，压低劳动力价格，其实是与东南亚、南亚、东欧等后发国家争一条“起飞的跑道”。因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拼的就是成本。这个成本一方面是最重要的劳动力价格（工资），另一方面就是基建水平。可以讲，没有这条当年起飞的跑道，后面的发展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但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产业已经尽皆优势了，已经达到二战前后美国、1980年代日本的产业水平，此时再压低劳动力价格（工资），已经毫无必要了。从出口结构来看，2025年机电产品出口2.3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61%；高技术产品出口0.95万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25%。换言之，中国大陆当前高达86%出口额的产品，都不再是低质低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了。

在经受住疫情全球断链的考验，以及欧美过去若干年de-risk和China+1战略的冲击后，中国大陆的出口不降反增，对产业链的控制力愈发强壮。实务界和研究者们及时总结，这不是靠低价导致的，而是产业链的综合优势。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要轻易拿掉中国大陆的出口份额，都是十分困难的。

以此为前提，林毅夫们当年的目标策略其实是实现了，这应当是他们欣慰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坚持投资主导，甚至不惜投资海外，而继续忽视分配呢？

三十年前，因为落后，要跟东南亚、南亚和东欧争一个起飞的跑道，争低端产业链迁转的机会，因此压低工资水平是有道理的，那今天这个道理的前提还存在吗？

我们讲的是道理，不是谁的影响力大，谁的学术地位高。吾师与真理之间，很多人总是放不下“吾师”，其实很时候都不是他们的师，是别人的师。

这个道理在于，在产业尽皆优势，产业链优势如此巨大的时候，再压低工资，是讲不通的。过去三十年发展的目标难道不是不断提升各行各业民众的收入水平吗？如果说某些行业目标承压，是没办法提升收入（例如还没出清的房地产行业），但出口年年创新高，创到除了跟自己竞争，都没有竞争者了，怎么还不能提升收入呢？

一辆电动车，出口到欧洲，价格比在中国大陆翻倍都还有利润。这说明什么？一方面说明欧洲的消费能力一点都不弱；另一方面说明，占出口产值份额最大的产品，完全通过提高价格的方式来增加盈利。

增加盈利之后就有两种分配方案了：一是股东利益优先，劳动者工资收入保持不变；二是劳动者利益优先，全面提升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那应该选哪个方案呢？

分配给股东，财富进一步集中，员工收入水平无法实质提升，国内消费能力继续被压制；分配给整个产业链上的员工，股东当期利益是减少了，但内需会有巨大提振空间。长远看，哪种方案更有利？

林毅夫今天宁愿继续主张投资到一些落后的国家，帮助解决当地就业，来消化中国大陆的产能，也不愿在一个比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基建、文化水平、法治水平、消费潜力都要巨大的本国去实行第二种方案，究竟是为什么呢？

作者过去提过提高农村养老金，也提过员工博弈，需求侧改革是作者一直坚持的。但在今天这个话题上，作者根本没有讲整体的需求侧改革的问题，作者只是讲，在今天整体经济不振的前提下，在出口依然旺盛且产业尽皆优势的前提下，在出口目标国的消费能力根本不受你提高价格影响的前提下，你为什么不选择提高出口价格来获得更多盈利，再把外贸部门的盈利分配到更多员工手中，从而成为激发内需的一条可行路径呢？

既然欧美日韩都认为你出口的价格太低了，存在诸多补贴，对他们不公平，那就高起来嘛，怕什么呢？你的LED电视价格提高50%，你的电动车价格提高80%，你的充电宝价格提高100%，难道这些产业就被越南、印度抢走了？抢得走吗？

所以一条可行的路径是什么呢？应当是：

外贸产品价格提高—>外贸企业盈利提升—>产业链上游盈利提升—>外贸企业和产业链上游员工的收入提升。

那么这条路以前有人走过吗？

在WTO之前，德国长期存在的出口卡特尔，日本甚至在WTO之后都存在的财团企业之间的产能与价格协调机制，都是活生生的现实。

为什么这条路在今天是通的？因为先发国家的消费能力并没有大幅萎缩，反而是中国大陆产业内卷不断降低出口商品价格，让他们在俄乌战争、美伊战争导致的大通胀面前还能醉生梦死。凭什么呢？就像野口悠纪雄所言，辛辛苦苦地生产，向欧美提供廉价商品，结果人家非但不会说声谢，还要骂你补贴、倾销、影响人家的产业发展。

产业尽皆优势，是中国大陆当前面对再全球化的一个前提，这个提前，是过去的理论家和实践家去推动形成的，是中国大陆14亿劳动人民辛苦付出换来的。但同时，产业尽皆优势，众多关键产业链的不可替代性，也意味着，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掌握了全球财富再次大转移的一个工具。

你们的美元，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产品，也是你们的问题。

投资与分配是非此即彼的吗？当然不是。关键在于，主张投资丝毫不稀奇，甚至主张得过剩了。但对分配的关注，在分配领域的改革，太不够了。

有人讲，那企业赚了钱，不分给员工怎么办呢？两个办法，一是员工博弈，你该争的，就去争，不是计划经济，官方无法直接干预；二是出口退税是一个杠杆，各种潜在的补贴、支持也都是杠杆，这些杠杆曾经让大企业的股东老板们盆满钵满，当然也可以让员工更有所获。

为什么作者要集中讲外贸领域分配变革的可能，因为这是作者长时间思考后，认为当前唯一具备突破可能的方面。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