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大“不确定”中，日本人启新的纪年。令和时代的日本能否像平成时代一样，对战争敬而远之？这是一个未知数。文|王广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青年副研究员编辑|李雪瞭望智库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文章，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5月1日，日本新天皇德仁正式即位，日本进入令和时代。为迎合喜庆气氛，日本政府决定在原有黄金周的基础上，安排长达10天的公共假期。令和时代从悠长假期开始，但日本政府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项课题却并不轻松。可以说，日本人以复杂的心情告别“平成”，以半分迷茫、半分期待的心情来迎接“令和”。1极化，“格差社会”的隐患刚刚过去的平成时代，对日本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平成时代日本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多元化，传统与现代多维兼容。舆论界有关于日本政治右倾化和保守化的讨论，但是，这是否将必然导致整个日本社会的右倾化和保守化，还存在讨论的空间。实际上，观察日本社会变迁，与前述这类意识形态色彩较为浓重的表述相比，“极化”和“固化”更有助于大家理解真实的日本社会。这里的“极化”体现在多个层面。例如，在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上，日本社会“中流”和“下流”的两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自1980年代中曾根康弘政权“新自由主义”改革以来，日本社会持续分化，“格差社会”逐渐成型。【注：格差社会一词源自日语，指的是民众之间形成严密的阶层之分的一种现象，包含各人之间、地域之间的差距。不同阶层之间经济、教育、社会地位差距甚大，且阶层区域固定不流动，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极难。】曾几何时，日本也是一个被称为“一亿总中流”的社会。按照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村上泰亮的解释，“中流”是居于“中间阶层的大众”，即我们熟知的“中产阶层”。“中流”曾经构成日本社会的主体，稳定程度很高。长期的通货紧缩以及实际收入的降低，导致“中流”的大量破产，向下层流动。稳定的日本社会逐渐开始出现“格差”，而所谓的“下流”（即底层），不仅仅指收入下降，还体现在道德水准降低及对公共安全的破坏等各个层面上。极化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固化”。就其本质而言，日本如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正在或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或“超熟社会”。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大众消费欲望下降，导致经济缺乏新的增长点。在低欲望社会的背景下，日本民众政治参与的热情降低、选举政治中的中间阶层（无特定支持政党的选民层）大量诞生，年轻人工作的积极性降低。这些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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