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由来已久，这与港英时代留下的后遗症息息相关。回归前，香港作为亚洲最大的金融中心，自由经济的教条充斥在社会各行各业乃至各个阶层。什么叫自由经济？即最大限度的不干预！即便是回归后，这种不干预的政策也深深地印刻在香港的法治理念中。而正是因为港英政府留下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和管理机制，使得亚洲这个最自由的城市豢养出一个不愿意承担责任的官商利益共同体。官商们或许不全都是大奸大恶之徒，他们当中甚至充斥着一些关怀社会、努力工作的公务员与商人，他们会不吝的捐献出自己宝贵的时间与财富，为社会变得更加公平而不懈奋斗。但是，由管理制度所衍生的扭曲的资源分配格局，是个体努力完全不能改变的现状。香港经济一直在前，可社会上大多数人体验不到收入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成果只会落入小部分人的口袋。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蛋，香港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外部势力的插手，而是内部的结构性失衡。这个结构性失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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