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周里，世界各地陆续出现了民众大规模游行的混乱局面。

这些活动的动机不一，但都显示出聚集规模大、暴力化、冲击社会治安的倾向，并且在更多国家和地区蔓延，这种情况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成为常态。

虽然示威者的诉求并不相同，彼此间也并没有组织和联络，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浪潮正在暗流涌动，不断寻找新的爆发点。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文 | 李峥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研究员

编辑 | 蒲海燕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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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流涌动，不断寻找新的爆发点

近半年以来，全球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的地区不断扩散。

10月25日，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爆发了号称百万人参加的街头示威抗议行动。参与游行的人群和车辆堵塞了交通要道，公共交通全面陷入瘫痪。而且，抗议是非和平的，连续数周的抗议行为已经导致全国至少有19人丧生，数百人受伤和7000多人被捕，政府不得不宣布了紧急状态和宵禁。这场示威的由头只是政府宣布上涨地铁票价。为优先应对国内局势，10月30日总统皮涅拉宣布，智利将放弃主办APEC峰会和气候变化大会。

（当地时间2019年10月24日，智利圣地亚哥，智利由地铁票涨价引发的骚乱不断升级。）

在黎巴嫩，政府要求对网络通讯软件征税的行为引发了一场社会危机。数以万计的抗议民众组成南北向人链，封锁当地交通。黎巴嫩国内多处学校及银行已经关闭超过一周，而试图打通道路的军队与民众发生冲突，造成至少6人受伤。

（2019年10月25日，黎巴嫩贝鲁特，当地示威抗议持续，真主党支持者与防暴警察激烈对峙。）

在印度和沙特，洋葱的涨价和政府对水烟征税都引发超出政府预期的反弹。类似情况在当地并非首次发生，但这一波抗议的烈度超过以往。

伦敦、纽约和华盛顿则同时遭受了抗议气候变化激进分子的突袭。他们此次不仅身着奇装异服，也试图堵塞当地核心要道，并且用泼洒油漆等方式毁坏公共设施和标志物。英美警方拘留了绝大多数示威者，著名影星简·方达也在其中。

放眼全世界，除智利之外，另一个示威游行的爆点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

加泰罗尼亚示威人群和警方发生了更为严重的冲突。他们不仅“占领了”机场，蒙面示威者还纵火焚烧公共设施并向警察投掷石块。警察则使用高压水龙头、橡皮子弹、催泪瓦斯和警棍进行还击。场面混乱又暴力。

（2019年10月26日，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首府巴塞罗那再次发生骚乱。）

可以看到，上述示威活动有几个共同特征：

第一，示威者完全放弃了传统的和平示威模式，不再强调传递政治符号和政治诉求。

第二，示威者将公共设施和治安力量作为主要攻击对象，并不顾及此类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第三，示威的由头多是非政治性事件，例如涨价、加税、气候变化等，政府对此类示威活动的突然爆发缺乏心理准备。

相比先前发生的“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等类似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当前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游行示威有更强的扩散性和联动性，像病毒一样不断传播、感染和变异。

虽然示威者的诉求并不相同，彼此间也并没有组织和联络，但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浪潮正在暗流涌动，不断寻找新的爆发点。

新一轮大规模的“世代冲突”？

对于这类暴力示威发生的原因，有部分西方学者和媒体认为，这可能是继上世纪60年代后的全球新一轮大规模的“世代冲突”。

首先，此轮病毒式的动荡示威与一些国家的政府短视政策有关。

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将维持经济增长势头作为一切政策的初衷。为了维持增长和促进就业，不少国家采取了大规模减税、向市场注入过多流动性、救助经营困难的私营企业等临时性措施。

但如今，随着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一些政府仍然没有停止上述政策，试图将不受约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常态化。富人和精英白领是这种非常规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全球贫富分化不断扩大。

非常规政策让财政和社会福利的赤字不断扩大，房地产泡沫高企，这些问题必将由下一代的中下层民众承担。

如今，一些国家的民众已经将这种政策视为可能威胁其未来生活质量的主要风险，进而将愤怒转向了长期被此类政策绑架的政府。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社会缺乏对于全球性问题的关注。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导致西方社会产生一系列疑问，例如，西方能否继续承担国际责任，西方是否会放弃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努力。

气候变化问题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

在为气候变化奔走呐喊的民众看来，数据和极端天气频发的局面已经证明了气候变化不是一个谎言而是一个真实的威胁。如果西方放弃了在这一议题上的坚持，那么人类文明在未来的20到30年可能会面临一场生存危机。

这场危机的真正受害者将是如今的儿童和青年一代。这些年轻人同样担心西方会在更多领域中放弃责任和“领导”。

从历史经验看，西方社会即使不会最先遭遇全球性问题的冲击，也不可能在类似灾难来临时幸免。

第三个原因是数字化的深度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渗透，国际社会正在进入一个数字化时代。

国家政府的治理、力量和形象主要通过数字化方式实现。个人的隐私、言论和性格也被转化为社交媒体上的数据。数字化社会带来了新的安全感、价值观和政治表达方式。

一些政治活跃人士发现，在社交网络的筛选下，网上发表言论并不能够引起广泛关注，必须通过示威游行的方式才能引起关注。在示威游行中，冲击公共设施和执法人员的行为能够引发最大范围的传播，进而让人们关注到其宣传的政治诉求。

第四个原因，“后真相时代”社会规范对民众的约束力下降了。

虽然发生示威游行的国家不同，但似乎一旦这些示威者走上街头，示威者都会变成同一类人。他们不再遵守法律制度，更不用说道德规范。这种现象体现出社会规范约束力的式微。

近年来，社交媒体上遍布着“假新闻”和“造假视频”。

主流媒体不再报道新闻，而将新闻演变为一种“叙事”。

国际舆论进入到“后真相时代”——没有真相，也无法证明真相。

一些政客有意借助这种新的舆论环境传播极端声音，而民众在适应了这种环境后也开始质疑传统社会规范的合法性。

事实上，社会规范来源于社会对于“正确行为”的共识，如果“正确行为”本身难辨真假，那么社会规范的根基也会土崩瓦解。

西方民主难以解决当今社会新矛盾

上世纪60年代的“反战运动”与当前的情况有不少近似之处。

例如，越战和冷战在当时的西方主流政客中被认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头号议题，是为了阻止苏联阵营向西方扩张。然而，年轻一代却认为他们才是军事冲突最主要的受害者，也不满基于战争需要所采取的战时政策。两个世代的交锋在于是否终结越战。

（图为越战期间，美国的反战游行）

如今，不少国家也都面临着类似的政策选择——

选择之一，是继续坚持非常规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将经济问题推给下一代；

另一个选择，是忍受下行压力，祛除掉国内经济的一些积弊。

两种选择都会带来一些政治成本，后一种选择可能会导致采取短视政策的政党取代采取可持续性政策的政党。

怎么办？

立足于应对眼前的抗议活动，政府需要改变应对示威者的方式。

政府和示威者处于完全对立的双方，彼此的诉求截然相反，难以构建沟通的渠道。政府普遍采取震慑性手段来应对示威者，例如通过发布示威者暴力行为的证据和逮捕部分极端人士等方式来试图阻止更多人参与。但这种方式容易被示威者所利用。

示威者认为，由于民众无法目睹示威者和政府的所有行为，因此在矛盾发生时的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示威者被逮捕或被还击的情况反而显示出其“弱者形象”。民众难以确定何方是正义，但弱者总能够获得更多同情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需要有一个更“个人”的形象，展现出更多的灵活度。

从中长期来说，政府需要重新恢复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为民众在数字化时代提供新的安全感。

与上世纪60年代不同，当前全球示威者并没有一个最为突出的反对目标，如果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和民众安全感不能被修复，那么暴力性示威仍然将成为社会不满者最优先的选择。

恢复社会秩序的合法性需要一系列努力，包括重新恢复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限制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商业化，解决法不责众问题等。政府也应当推动互联网企业、用户和政府之间签订数字时代的社会契约，加强对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将个人安全感作为数字化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这些动荡局面也证明西方所谓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解决当今社会新的主要矛盾，尤其不足以迅速适应社会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新现实。

政治制度不同的各国政府都或多或少面临着类似的社会挑战，即如何确保国家战略服务于以人为本的中长期发展目标，如何避免不可持续短视政策的诱惑，以及如何与不满的民众打交道。

如果政策取向和沟通出现了问题，民众很可能就会找寻借口涌向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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