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全球化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面对这一跨越国界、阶级、文化的世界公共卫生危机，人们呼吁全球合作、共度难关，但一些国家却采取保护主义政策来排外自保，这些现象都严重阻碍了国际团结协作对抗疫情。疫情过后，我们将面对的是更为恶劣的全球化退潮，还是对全球化的全面反思？本文作者认为，全球化退潮的现象只是暂时的，但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以欧美为主导的全球化模式了。中国以及许多新兴国家的未来发展仍仰赖于全球合作、共同发展，然而，在“贸易战”“文明冲突论”等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的流行话语里，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真正挑战——全球经济融合与全球政治协调的不平衡与不匹配、全球化红利与全球化成本的不均衡分配等问题却被掩盖了。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是更为有效的全球治理架构。无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中国中心主义”，都无益于构建一种超越“霸权主义”逻辑的全球新秩序。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包含的对具有包容性和平等性的发展道路的探索，或许将成为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本文节选自《超越陷阱：从中美贸易摩擦说起》(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中国人与近代世界秩序的初步接触，是在现代武力的巨大压迫之下进行的。在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下，原本支配着中国人思想的“天下秩序”逐步崩解；在外部武力的直接威胁下，“天朝上国”的自满迅速转化为“保国保种”的生存焦虑。从此，外部世界不再是“蛮夷之疆”与“化外之地”，而是强有力的他者。中华文明也不再是世界之中心，它只是众多文明之一。这种危机感激发了古老文明体内部强烈的救亡意识。此种意识是在过去的辉煌与当下的困境的强烈对比之下产生的，是一种极为强烈的集体激情。它有利于凝聚人心和积蓄力量，但也容易激化为对自身传统和外部世界的怨恨与悲情。这种集体激情成为近代塑造中华文明新主体——新的民族、新的国家、新的政党——的重要条件。然而，它同样也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时间历程来消化与激情伴生的怨恨和悲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中华民族重新塑造和中华文明政治体的现代转型，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程，是一个在与外部世界的复杂互动中不断自我定义和自我革新的动态历程。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长，不论是思想界还是普通民众，对中国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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