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也在发生截然不同的事情：北京以新发地农贸市场为中心，出现了小规模的本地爆发，一周多以来有上百宗确诊病例。北京的反应是：公共卫生响应等级提升至二级，进行软性的“封城”——出城居民需要出示七天有效的核酸检测，同时北京以外的城市对来自北京的访客采取了不同的限制或隔离措施。对少数出现疫情的企业进行停工停产（例如百事可乐）。把疫情风险系数定义到街道/社区上，而不是对全市全区一刀切。这些手段远比1月下旬武汉封城时的措施更加灵活和人性化，体现了中国防疫基础设施、技术手段及体系的升级进化。另外，北京还启动了对全市常住居民的核酸检测（以企业和社区为网格单位，带有自愿性的组织进行）。北京对COVID-19疫情是严阵以待。除此之外，生产生活又大部分正常。社会在防疫和生活生产之间大体上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并且伴随经验积累，对疫情的适应还能不但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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