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到底该不该干预经济活动？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争论百年，其中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最为著名。但时至今日，政府与市场之间、干预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依然无法调和。这也成为诸多经济问题的来源之一。192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十年后，《通论》在大萧条背景下问世，他向新古典主义发起了堂吉诃德式的“凯恩斯革命”，以干预主义的需求经济学埋葬了萨伊的供给经济学。新古典主义节节败退，马歇尔开创的剑桥阵营被凯恩斯的“门徒”琼·罗宾逊、卡尔多、斯拉法占领，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与哈耶克主动迎战，苦苦支撑。1970年代，欧美世界的滞胀危机终结了凯恩斯主义长达40年的统治，以弗里德曼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埋葬了国家干预主义，自由主义再次回归。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凯恩斯主义者大呼，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后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现代货币理论，在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里“暗度陈仓”，掀起财政赤字货币化及福利民粹主义之风浪。天道有轮回，新冠放过谁？大疫之下，时局纷乱，不干预，大难临头；干预，温水煮青蛙。何解？本文试图解开这一百年谜题，从经济学的成本、风险与效益分析方法中抽出一条清晰的逻辑，透视国家、政府、福利、制度与自由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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