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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运，还能持续多久？

2020年12月03日　

原创：财主家的余粮来源公众号：功夫财经

“我们不再是一个强国，也不会再这样（成为强国）了。”

“由于我们夸夸其谈、大吵大闹、风险不断、顽固不化，我们在贸易中获得的利润将更微薄，国库将更加空虚、就业机会将更加稀少，未来将不再繁荣。”

这是英国前首相梅杰（John Major），在11月中旬告诫英国人的话。

对一个“大国”来说，这话听起来是不是很“丧”？

要知道，英国是第一个将工业文明的曙光带给人类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一个工业化国家，更是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世界霸主。

即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也一直是全球经济总量排名第三的角色，仅次于美国和前苏联，直到后来被日本和德国超越。

日本和德国超过英国也就罢了，毕竟，大家都同属西方阵营。最让英国人伤感的，应该是被中国超越，而且差距还越拉越大。

其实，过去30年，面对中国经济崛起，不仅仅是英国人感到“丧”，几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会感觉很丧。

下面的这张图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张图展示的是什么？

是过去30年中国的国运！

是的，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国运来了，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

1990年，中国民众最关心的事情，莫过于亚运会了。

刚刚打开国门的国人，看到当时我国经济与西方的巨大差距，民族自尊心受到冲击，大多数国民，都把“为国争光”的希望，寄托在体育项目上。从排球到乒乓球，从射击到举重，只要听说中国拿到金牌，都能引发一波“爱国主义”热潮。自得知北京获得第11届亚运会主办权之后，全国人民热情空前高涨，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的教师工人，从耋耄老人到小学生，都在积极捐款，建设北京的亚运会比赛场馆。

参赛中国代表团也不负众望，参与了亚运会27个大项、308个小项的竞争，还有两个表演项目，一共获得183枚金牌、107枚银牌和51枚铜牌，高居金牌榜和奖牌榜第一位。其他亚洲国家所获得的亚运会金牌全部加起来，也抵不过中国的金牌数。

从此中国确立了亚洲体坛霸主的地位！

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如果从国际上的经济数据比较来说，这一年才是100多年来中国经济真正的触底时刻，中国经济在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占比，从来没有这么低过：1.59%！

要知道，2000年以前，中国人口规模在世界占比一直都在1/5以上。

以全世界1/5还多的人口，连1/60的经济规模都不到，对中国来说，这是怎样的一种耻辱。

通常，我们都会把中国经济崛起的时间，定位于1978年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

但是，从国际上可比较的经济数据而言，中国经济的真正崛起和腾飞，则是始于1990年。因为，从这一年开始，到如今整整30年时间，不管国际政治经济风云如何变幻，中国经济的世界占比，一路昂头向上，再也没有下降过。

1992年春节前后，已正式告别中央领导岗位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在广东发表了重要谈话，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这就是“南巡讲话”。

如何拥抱市场呢？

国内市场的价格管制已经放开，接下来，只能接轨国际市场。

要和国际市场并轨，第一步，就是先把人民币的汇率给并轨了！

改革开放伊始，外汇稀缺，国内物价水平波动也很大，所以政府实施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当时存在着两个汇率牌价：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而官方汇率一直远远高于调剂汇率——在1993年，外汇调剂市场上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8.7，官方汇率为5.8。但，外汇调剂市场的外汇交易额占比达到了8成，由此引发不少有权势、有门路的人的套利活动。

与高估的官方汇率对应的是，因为前一时期货币超量供应，1993年中国物价暴涨，官方CPI数据就达到了15%，国内外对人民币币值的信心不断丧失……

与此同时，国内刚刚兴起的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互相勾结，国内金融市场的汇率投机盛行。于是，兼任央行行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一方面出台16条措施，从商业银行剥离证券公司，另一方面在1993年底宣布，1994年元旦起实现汇率并轨。

1994年元旦，人民币汇率如期并轨，官方兑美元汇率，瞬间贬值50%，变成8.7。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8.3附近。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选择外汇储备作为印钞抵押品，相当于借助美元信用来为人民币背书。

稳定的汇率为外贸经济发展创造了基础条件，完整的基础工业，开放的思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土地资源、友好的招商政策，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使得全球制造业的产业链，从90年代中期，开始一步步地向中国转移。

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经济从此进入中国表演时间。

随着出口关税下降和贸易壁垒的消除，中国特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基础设施优势和大工业生产优势开始显现威力，直接投资 FDI猛增，先是大量境外制造业向国内转移，随后，外贸出口和贸易顺差开始出现大幅增长，中国国际收支顺差持续扩大，外汇储备一路猛增。

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360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经过10年的卧薪尝胆：

2000年，中国GDP超越意大利，变成世界第六；

2005年，超过法国，位居第五；

2006年，超过英国，位居第四；

2007年，超过德国，位居第三，此时GDP为3.55万亿美元，不到美国的1/4。

2010年，超过日本，位居第二；

2014年，GDP首次超过10万亿美元，达到美国的60%，成为二战以后第三个达到美国经济60%的国家（前两个是苏联和日本）……

从此中国确立了亚洲经济霸主的地位！

面对庞大的外部需求，与中国经济规模一起崛起的，是中国的产业链。

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完整产业链的国家。

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大概就是说我们的产业链如此完整，我们不怕美国封锁和制裁，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工业制造的产品，虽然质量差一点儿，但我们完全可以都做到自给自足……

不得不说，这个理解非常错误。

制造业的产业链并非一个抽象概念，它实际上包含了价值传输、企业生产、供需链接和空间转移4个维度。只有这4个维度互相紧密对接，才会有所谓的“产业链”。

我们所谓“完整的产业链”，其实只是指企业生产这块儿，我们有人，有机器，有点技术，可以生产出来……

但产业链的核心，是价值传输，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价值链，只有把生产出来的东西，匹配到相应的需求上，并正常实现空间转移，送达消费者手中，然后，所有参与机构，都在产业链中贡献自己的能力，同时收获价值，这才是完整的产业链。

也就是说，产业链的根本意义，在于有终极消费者买单，在消费中创造价值。仅仅有企业生产能力的产业链是残缺的，而且长久下去，必将走向衰落和消亡。

实际上，中国全产业链生产的基础——大工业生产，并不是在1990年代凭空出现的，而是此前40年产业不断积累的结果，只有这种基础的工业生产体系，结合庞大的海外消费市场，才会逐渐形成产业链。

很多人应该知道，前苏联在60年代前后，曾经拥有比中国还完善和庞大的工业基础，苏联人研发出来了3进制的计算机，还开发出了类似于今天互联网的东西，一个叫列昂尼德-库普里扬诺维奇的工程师，甚至还发明了更轻更小的便携式移动电话——在1965年，已经可以在200公里内有效工作……

但这一切，在计划经济的“指导”之下，没有一样东西创造出商业价值。

有先进的技术和理论，有完整的工业基础，有计划经济的基础研发投入，但没有商业应用，没有商业价值，没有消费者买单，这一套强大的工业体系和所谓的“全产业链”，到苏联解体前后，基本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苏联人连个电风扇和暖水壶都生产不好……

过去30年，经过我们一点点的奋斗和努力，我们建立起目前可称之为全球最完整生产链的制造业体系，但真正完整的产业链，除企业生产链之外，还是要坚持走市场经济道路，还是要实时与国内外市场对接，还是要把企业生产能力变成海内外消费者购买的商品……

未来，我们的国运能不能延续，直白点儿说，就是要看这个产业链会不会维持和延续。

更深一层说，就是要看我们还是不是坚持市场经济道路，是不是继续对内和对外扩大开放，中国企业是不是继续有能力从生产链向价值链、空间链和供需链上延伸……

（二）

产业链，当然不是中国在当今世界竞争力的全部。

在汇率改革的同时，1994年中国将国家税种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建起了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管理制度，同时施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等制度，这就是著名的“分税制改革”。

分税制改革，将原来隶属于地方的诸多税收收归中央，极大地压缩了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但是，根据中国几千年一贯的行政治理模式，涉及地方民生的诸多问题，责任归地方，权力归中央，权责不匹配之下，地方政府急于找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鉴于地方政府钱袋子太瘪，中央政府就把当时只在深圳特区试行的土地拍卖制度，扩展到了所有城市，地方政府被允许拍卖和出售城镇的土地，然后用得到的资金，补充地方财政收入——这就是现在被我们不断诟病的“土地财政”。

以城镇原本廉价的土地作为资产，将其很长一个时期内的使用权（国外则直接是土地所有权）抵押给想要通过开发土地而赚钱的人，可以将未来的巨额收益一次性变现。拿着这个钱，政府可以修建多种公共服务设施，从而大大改变城市的面貌，而开发商们拿到土地，则可以开发成相应的工厂、住宅、市场等，这进一步提升了城市的服务功能……

土地财政的本质，就是把土地价值紧紧握在政府手中，以土地为信用基础，积累城市化发展的原始资本。正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土地——房子——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城市的狂飙突进中，被紧紧地缠绕在了一起。

我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所在，其他的主要发展中国家，几乎都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复制中国的这一进程。

为了开发土地价值，1998年7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其核心就是，取消单位福利分房，实现居民住房货币化、私有化。为配合这一政策，央行已经准备好了金融政策和工具，《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及时出台，倡导居民贷款买房。

因为传统文化和长期计划经济思维，当时中国居民部门负债率接近于0，这对于现代社会的信用经济而言，可谓是一块待开发的超大型金矿，我们的邻居日本，房地产开发在1980年就已经被应用到经济扩张中，并促成当时日本的GDP雄踞世界第二。

除倡导和鼓励居民贷款买房，当时的各大城市，相继出台了买房抵个税、买房送户口等政策红利，银行更是全力配合居民贷款买房，房地产企业也大干快上，此后一直到今天，房地产投资以每年20%的增速飙升……

关于房子的大时代到来了！

当时身处其中的人们，如果能够嗅到一丝气息，敢于负债在大城市买房的话，今天的他们，应该早已轻松实现“财富自由”。但在当时，借钱买房的思维显得特别不合时宜，这，不仅与计划经济下福利分房的传统观念背道而驰，而且与几千年来中国量入为出的节俭文化和思维习惯相反。

可惜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财富积累，通常与绝大多数人的认知相反，只有那些能最先嗅到时代变迁气息的幸运儿，才能够立于财富的潮头。

从1998-2005年，中国大城市的房价上涨尚算温和，但随着房价的逐渐上涨，从2006年开始，许多人意识到了房子作为“资产”的价值。于是，买盘汹涌而来，而万科等房地产开发商，更是倾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拿地、盖房，赚得盆满钵满，挤满了那些年的中国富豪榜……

为什么房地产可以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一方面，居民的房子贷款和房地产商的企业贷款，可以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促进国内经济要素的流通，另一方面，房地产本身关联着众多的上下游产业，如水泥、钢铁、建材等，进而还可以促进生产和消费，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所以，伴随着房价一路飙升的，是中国债务和货币供应量同步快速上升。

从1999年到2020年年末，中国居民部门贷款，从接近于0爆涨到61万亿元，其中，房贷就接近40万亿元。

信用货币时代，货币与债务，就是硬币的正反面。所以，伴随着债务一起激增的，是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一路飞奔：

1993年底，中国广义货币总量仅有3.5万亿元；

1999年底，已经扩张到了12万亿元；

2007年底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夕，扩张到60万亿元；

然后，在2020年10月份，这个数据是215万亿元。

大多数人，可能只是关注到房价和货币供应数据，没有注意到的，是土地财政的另一面——基础设施建设，而这才是中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竞争力的关键。

依赖土地开发收益（大城市高房价的源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力，在1/4个世纪里，通过天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彻底重塑了城市化进程，过去30年几乎有5.5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重塑了中国社会，也让中国真正变成了一个以城市文明为主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从“八五计划”开始，开始持续加大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邮电通信、原材料（钢铁、煤炭、炼油等）等基础设施行业的投入；1990年到2002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累计投资高达8万亿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明显高于同期全社会整体投资增幅。在那12年里，中国的公路总里程从102万公里变成了176万公里，几乎翻倍，而每年新建公路里程数，是以往的3倍以上；铁路运营总里程也从原来的5.3万公里，增长到7.2万公里。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基础设施，才撑得起中国加入WTO后，整个产业链的飞速扩张，也吸引着外资蜂拥进入中国。

随着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高速公路迅速在全国成网，高寒的青藏高原也通了火车，高铁开始出现并联网，各个城市的水网、燃气、电网、轨道交通等，也越来越完善。

也就是说，加入WTO之前，中国就一直努力把钢用到刀刃上，把钱花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在加入WTO之后，中国也并没有放松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因东部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中国的基础设施开始向中西部不发达地区倾斜，全国一盘棋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分布格局基本形成。

2019年底：

中国铁路运营总里程高达13.9万公里，其中高铁里程高达3.5万公里；

中国公路运营总里程达到50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就达15万公里；

民用航空机场238个，年通航量100万以上人次的航空机场就有106个；

内河航道12.7万公里，沿海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有2100个，全国生产用的泊位码头更是多大2.3万个；

此外，中国城市轨道交通6200公里，发电量7.5万亿千瓦时，水泥产量23.3亿吨，钢产量9.96亿吨……

基本都位居世界第一。

正是在这些基础设施的支持下，中国国内、国际运输量都飞速增长，经济蓬勃发展，2019年全年完成营业性客运量176亿人，完成旅客周转量3.5万亿人公里，完成营业性货运量462.24亿吨，完成货物周转量19.4万亿吨公里。

总量的数字，很多人可能没感觉，我把它具体到14亿人身上你就能感觉到了：

2019年一年，14亿中国人平均每人出行12.6次，平均每人移动2500公里，平均每人搬动33吨货物，而且平均每人搬着1吨的货物移动了1.4万公里……

经过过去30年的发展，无论高铁还是高速公路，无论是港口码头还是发电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状况，目前正处于良好运营状态，与美国陈旧、老化的公路、铁路、电力设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些基础设施，再用个10年、20年，应该问题不大。

（三）

在90年代中期，除了汇率并轨对中国人影响巨大之外，还有一个影响深远的高等教育改革——中国高校招生的并轨与后来的扩招。

现在，读着我这篇文章的你，有很大可能，就是并轨和扩招之后的大学生。

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之后，中国的高校，一直施行统一招生、免费入学、国家投资、统一分配的高校模式，这也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的矛盾在于，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太多，而国家招生名额却太少。

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中国高校先后发明了“定向培养生”、“委托培养生”、“自费生”等模式，而不同的模式，高考分数线也都不一样，所以被称为“双轨”。

所谓“并轨”，就是在高考招生中不再考虑这些区别，统一划定分数线，统一收取学费，统一不再安排工作，这相当于彻底打破了计划经济的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只要你满足高考分数，就可以上大学，而且赋予所有大学生以自主择业的权利（当然，政府也放弃了分配的责任）。

到1999年，高校招生并轨任务基本完成后，教育部又出台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文件提出要大幅度提高高等教育的入学率，鼓励各大高等院校，在师资力量满足的条件下扩大招生数量——这就是接下来著名的“大学扩招”。

此后，中国的大学生数量如同井喷：

1990年，录取人数61万，毕业生61万；

2000年，录取人数221万，毕业生95万；

2010年，录取人数657万，毕业生575万；

2020年，录取人数867万，毕业生874万。

大多数人只是感觉，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却没有想到，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恰恰就是中国最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一群人，他们才是中国保持国运最关键的要素。

毕竟，无论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话术，国运的核心还是在人，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一个国家的国运的根本。

2001年，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提出了“金砖四国”的概念，特指当时新兴市场中最有发展前景的四个大国，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用这4个单词的首字母组合（BRIC），与砖的发音相同，后来，南非（South Africa）于2010年加入，变成了金砖五国（BRICS）。

2008年以前，依赖于售卖资源，巴西、俄罗斯、印度的经济，还基本跟得上中国。但，经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检验之后，只有中国经济，变成了经过火炼的真金，而其他4个国家，都被火烧成了真正的砖头。

从30年前到现在，以当时的美元计价，中国经济规模增长了40倍，而印度则增长了9倍，巴西增长了4倍，南非和俄罗斯，都是仅增长了2倍左右。巴西、南非和俄罗斯都已经明显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至于印度，印度根本就还没走到“中等收入”呢！

岂止是巴西、俄罗斯和印度经济与中国相比，变成了砖头，其他3个最近30年全球最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墨西哥、土耳其和印尼，与中国的经济崛起相比较，一样是砖头（见下图）。

为什么会如此？

除了资源诅咒（巴西、俄罗斯、南非都是全球著名的资源国）之外，最核心的要素，是中国拥有较完善的制造业，并拥有与全球第一制造业产值相匹配的人才体系。

根据中国科协发布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结构与科研人员流动》，不考虑专升本、死亡及出国因素，截至2018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015亿人，规模世界第一。根据可比参照，中国专科及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力资源，相当于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就意味着，中国有1亿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我们都知道，美国科技公司的电脑工程师位居美国最高薪四大职业之列（其他三种是律师、医生、金融），其平均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即便是本科刚毕业的程序员，录用年薪也在7万美元左右……

难道，是科技公司的资本家们都特别善良，所以主动给员工高新，让大家共同富裕么？

当然不！

是因为美国培养的电脑工程师太少，所以他们不得不给出这么高的薪水招人。

有人统计了2000年后美国理工科各专业每年的招生名额，结果发现，社会/行为科学、生物/农学之类的软理科专业占比在85%左右，而如数学/数据/计算机科学、工程学以及自然科学之类的硬理科专业，占比只有15%左右——单独说电脑工程师专业招收到的生源，一年也就4万人，根本满足不了美国发达的科技产业需求。

所以，美国科技产业，不仅为电脑工程师开出高薪，还招收众多印度或中国高校毕业的电脑工程师来补充……

2020年初，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共同发布了最新一期的《2020科学与工程指标》，向总统和国会汇报美国的科学、技术和工程发展的情况，并与其他国家、地区和经济体进行对比。

根据其文中数据，中国在2016年授予科学与工程类学士学位170万个，美国授予80万个，欧盟28个国家授予100万个，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授予的此类学士学位数量增长了一倍，且增长部分主要来自工程学。

无怪乎，有美国的智库哀叹说：

在过去10年里，中国所培养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加起来还要多，是美国数量的4倍，而得益于美国的研究生院的帮助和培养，中国大学也聚集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和工程学院，美国还有五分之四的计算机科学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授予给了外国学生，其中中国学生是最大的一部分。

美国智库的哀叹，正是中国人才竞争力所在。

在这些工程师人才的支持下，中国制造业最近10年，在全球一骑绝尘，打遍天下无敌手，占到了每年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30%，相当于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

为什么制造业这么重要？

因为，制造业可以把原始的资源，经过复杂的工业生产，转换成有价值的商品，而参与制造的劳动者也可以从中得到报酬，这变成了一个国家国民的就业与收入，然后这些商品再形成购买力，就会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

另一方面，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多数居民的消费品不需要进口，这样就会较少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为居民收入的切实提高做出了贡献，匹配这些制造业的工程师数量，也决定了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人数。

更重要的是，因为有了这些工程师们，即便是个别制造业企业生产，因为某些原因被中断，其他的企业立即就可以补充上来——有了如此庞大的工程师群体，只要不出现限制工程师们自由的国家政策，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了最庞大的不死鸟。

简单说，对于一个大型经济体来说，没有制造业，就没有未来，而培养一个与制造业体系相对应的工程师体系，则是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战之后，除一些小型经济体之外，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口在3000万以上的国家，从低收入跨入了高收入水平，而它们都是依赖于制造业起家的——这就是韩国与日本。

现在，中国正在复制日本和韩国的路径，只不过，中国的人口更多、中国的制造业更庞大、更完善，中国的工程师也更勤奋、更刻苦、更努力，人数更多。

随着中国源源不断的大学生毕业，中国的工程师数量也会不断增加，而中国的制造业总产值，在可预见的将来，在全球份额还将持续扩大，甚至占到世界制造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接近美国二战结束之时的水平。

想想看，中国制造业产值在世界第一的位置上还能保持多久，源源不断的工程师生产还能持续多久，这些工程师们自由选择的时间还能持续多久，中国的国运就还能持续多久。

（四）

中国过去30年的国运，依赖于产业链+基础设施+工程师；

中国未来的国运，还是会依赖于产业链+基础设施+工程师。

可以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除非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者是国家政策的突然转向，只要中国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只要中国坚持对外和对内开放，只要中国政府不限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自由选择，那么我相信：中国的国运再持续20年甚至30年不成问题。

然而，如果从中短期来看，中国的经济并非没有隐忧。

2011年，美国HBO电视频道出品了一部讲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片，名字叫做《Too Big To Fail》（大而不倒），电影中有一个剧情编排，颇为发人深省。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ank Paulson）带着外孙女前来出席开幕式，中国领导陪同，顺便讨论中国购买的美国房利美、房地美债券的安全，领导就给美帝的财政部长上了一课：你们国家背负的沉重的债务，这是你们的一处致命弱点。

的确，2008年之前，美帝背负着沉重的债务，所以它们爆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更重要的是，从2008年到现在，美帝的沉重债务不仅没有减轻，而且还加重了……

可惜的是，也正是从2008年开始，中国也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而且并不次于美国。

从绝对值上来看，中国2008年以来的新增债务，占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债务的一半以上，而这些债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借新还旧的不良债务，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我所说的隐忧，正是债务高企，可能会引发经济或金融危机的隐患。

名义上，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目前总的债务水平与GDP的相对比值，却比许多发达国家都还要高，更是远超出任何一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水平。

实际上，目前中国的实体经济债务/GDP，已经处于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众所周知，债务负担过重会引发一系列的违约事件，进而导致一个经济体爆发危机。

自2016年以来，中国前些年借贷的债务，开始出现大量违约事件，以信用债违约为例：

2014年中国仅有不到15亿元的债券违约；

而到了2015年就劲增到了接近400亿元；

2018年则达到了1200亿元；

2020年仅上半年的违约量就已经超过800亿元……

按照达里奥的债务周期理论，一个国家发展周期，通常经历五个阶段，每阶段约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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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阶段：国家很贫穷，人们也觉得很穷。

在这个阶段，人们收入很低，大多数人连维持生计都成问题，因为钱很稀缺，所以他们对每分钱都很慎重。

虽然在政府的操纵下，货币还是会不断贬值，但因为储蓄不足，除了不负责任的政府对外负债之外，社会整体上不存在债务问题。

第2阶段：国家正在快速致富，人们仍然觉得贫穷。

该阶段人们的表现与上一阶段类似，但人们已经基本能维持生计，因为人们担心未来，他们还是努力工作。

国家经济以出口为导向，以赚取有国际信用的货币为目标，整个国家的储蓄和投资量迅速攀升，先行一步的人们，开始对黄金、房产、债券、股票进行投资。

从国际上看，由于这些国家通常会采用固定汇率，让本币维持被低估的状态，这样劳动率和国内投资成本较低，所以它们在国际上能保持竞争力，国际收支将持续保持盈余。

更进一步，它们会将利率与国际货币储备国挂钩，利用出口带来的外汇储备增加，刺激国内的信用同步增长，同时产生良性的通货膨胀。

第3阶段：国家是富有的，人们也觉得自己富有。

由于之前对基础设施、资本商品和工业研发的投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人们收入快速增加，接近世界高水平。

同时，社会心理普遍从重视工作与储蓄，防止经济不景气遭受挫折，向提前享受、投资赚钱的生活态度转变——

社会心理发生大变化，是因为社会主体不再是那些从苦日子里挺过来的老一辈，而是没有经历过贫困时期的新生代，他们乐于负债，乐于消费和支出，对休闲娱乐和奢侈品的支出会大幅度增长。

越来越多的商人和投资者，开始在劳动成本低且与自己国家有共生关系的新兴国家进行投资以获取更高回报。

同时，本国资本市场和货币在全球发展到举足轻重的地位，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投资者，该阶段的大国，通常会成为世界经济和军事强国，为了获取并且维护其全球战略利益，它们会大力发展军事。

第4阶段：国家不再富有，但人们仍然自以为富有。

很长时间的富裕，让人们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大胆进行负债消费，债务杠杆逐渐上升，那些成长于良好社会经济环境下的人成为社会中流砥柱，虽然实际收入的增长率已经下降，但人们不愿意控制支出，国家储蓄率下降，负债不断增加。

由于消费支出维持在高位，所以表面看上去似乎还很富有，但实际上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已经不断恶化。

由于对基础设施、资本产品和研发的有效投资在不断减少，而对民众的福利却一直不能减少，城镇显得老旧，基础设施低效，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国际竞争力变弱。

在该阶段末期，大多数国家都会产生“双赤字”——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

然而，由于资产升值，提升了人们的借贷能力，对于全社会加杠杆提供了支持，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泡沫破灭——

该阶段末期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经济和金融泡沫反复出现并破裂。

第5阶段：国家通常进入长期经济衰退阶段，而人民却一直无法接受现实。

经济泡沫破灭后，债务去杆杠化开始，私人债务增长、私人部门支出、资产价值和资本净额都处在一个自我增强的负向循环周期中不断下降，政府债务、财政赤字和中央银行印钞量相应地快速增加，中央银行不断削减利率，以帮助所有债务人，同时通过货币刺激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使其高于名义利率，减轻债务负担，因为大多数人都债务高企，人们对货币贬值喜闻乐见，在此阶段的国家对世界的影响力也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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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债务周期理论，并不那么完美，但基本能解释各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与债务的关系，至于为什么每个阶段持续20年左右，是因为每一代婴儿长大到成年，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

根据这个理论，简单判断：

文章开头提到的英国，其实很典型地处于第五阶段；

美国，则是处于第四个阶段的末期。

至于中国，略略有点儿复杂。

从时间和发展阶段上看，中国最多也就处于第2阶段末期或第3阶段初期，但如果从债务规模及其与经济的相对比例来看，中国又像是第3阶段晚期。

但不管怎样，鉴于中国目前的债务问题，依然有可能通过发展来解决，中国肯定不是第4或第5阶段的情况。

所以，如果国际上的局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话，可预见的将来，只要我们自己不折腾，中国国运延续过去30年的升势，将是大概率事件。

至于，2020年的疫情爆发，只不过是更加凸显了中国的国运而已。

至于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爆发债务危机，可以参考本人文章：

2020年，中国会不会爆发债务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