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他辞去总书记一职，被排除出中央，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同志们在批判他，苏联来的代表禁止他参会，蒋介石到处在悬赏抓他，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学习。他拒绝去莫斯科，甚至拒绝参加中共六大，“中共的六大，为什么要在苏联举行？”他藏身在一条船上，半夜才能上甲板透气，他望着滚滚江水，愤懑地问友人：“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人了解还是外国人了解？是我懂中国革命还是斯大林懂中国革命？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研究？而要让我去莫斯科研究？”最后，他叹道：“中国革命还是要中国人来领导”。你听他这番话，是不是和后来的某个人很像？是不是有某种程度上的“远见”？当然，他这个想法，要到很多年之后，共产党和红军在西南的万水千山之中，在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之际，在一个叫做遵义的小城中得到验证。适合中国的科学理论，是需要一代一代人去探索、实践的。我们都知道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我们都知道他在大革命生死存亡之际对国民党反动派抱有幻想，甚至放弃了武装抵抗，导致了党组织对蒋介石的叛变和屠杀措手不及，这是他作为五届总书记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但客观地说，共产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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