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话确实出自于鲁迅之口，原文为：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绝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譬如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姜的[姜]字或一个[鸾]字到方格子里面去，能够不偏不歪，不写出格子外面去，也得要化一年功夫，你想汉字麻烦不麻烦？——与[救亡情报]访员谈话

实际上鲁迅抨击汉字绝对不止于这一处，包括他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提到“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关于新文字》中提到

“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不但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的可能，就是有钱有势的特权阶级，费时一二十年，终于学不会的也多得很。”

从鲁迅的一贯的主张来看，反对汉字原因非常简单：汉字太难学，阻碍了大众教育的发展。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教育非常重要，为了普及大众教育，所以要废除汉字。

所以关键问题是：汉字是否阻碍了教育？

客观的是：“汉字阻碍了教育”这是当年知识分子的共识，且不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也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共识。

只是除了一点：它不是事实。就算是再多的共识也不能替代事实。

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有人提出过文字改革，最早提出的是德川幕府的幕臣前岛密，前岛密在1866年12月上书德川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认为国家的根本在于教育，简便的表音文字显然比汉字更容易，因此应当废除汉字。

此后日本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文字之教》中说到：

“日本既然有假名文字，还在使用汉字确有不便之处。但是，古往今来举国的日常书写都是靠汉字完成的，所以废除汉字也有不便之处。时下马上废除汉字很难，要做也得找寻时机。袖手旁观、消极等待不行，从现在起可以渐渐迈出废除汉字的步伐，方法是写文章时尽量少用难字;只要不用难字，汉字的数量就能控制在2000—3000字以内。”

随着明治时代日本知识分子大量的留洋，日本人深切感受到日本和西方之间的差距，因此他们提出了两个论点：

第一，学汉字浪费时间太多，而没有时间学有用的知识，因此必须赶快改良或者废除汉字。

第二，尽早吸收欧洲启蒙主义知识，谋取国家独立，追求文明开化，因此应当废除不合时宜的汉字。

1882年，日本民间最大的文字组织“假名会”和“罗马字会”结社，发起了“驱逐汉字”运动，在《用西洋文字写国语》《用罗马字表国语说》中明确说到：

“罗马字只需要知晓26个字母，儿童和妇女就能像男人一样读写，普通百姓也能读懂君子的文字……所以废除汉字，用外国优秀的文字来表记日语，就像给日本人换了一套值得骄傲的服装一样。”

日本人这种认知在哪个年代并不奇怪，在当时西方强势，东方衰落的情况下，任何与东方联系起来的东西都会被视为“腐朽”，明治时代的知识分子认为汉字导致日本：

“无法与海外诸国竞争……西方进步愈速，吾国进步愈缓，如此优劣差异则更甚，此种不堪一用之文字实不能期待与西方人共进步，日本国民莫大之损失皆源于汉字之使用也，阻碍吾文明进步，其程度之甚，实不可估量”

其实此时还是就汉字的本身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后来发展方向渐渐诡异起来，比如说“汉字影响大脑发育”，“汉字不利于言文一致”，“废除汉字则可以解决所有困难”之类的奇怪思想和言论都出来了。

这种思想奇怪吗？不奇怪，一百年后我们依然有，把生产力不高的罪过往往归结到种种莫名其妙的东西上来，最典型的就是编造所谓的“国民性”，比如说“德国人严谨”，“法国人浪漫”之类的，因为“德国人严谨”，因此德国人能造出更好的汽车，机械，因为“法国人浪漫”，所以法国人才能造出更好的奢侈品。

关于“德国人严谨”甚至能写出类似于“青岛下水道油纸包”之类的连小孩都骗不过的谎言。

这次德国在疫情上如此糟糕的表现，所谓的“严谨”在哪？

但是透过背后，实际上就是当时的日本人以及后来的中国人对于落后于西方的心理：不甘，四处求索又无从下手。

当然，后来日本发达后，日本人又自吹自擂搞出了日本精神如何如何优越之类的，不提也罢。

中国有完全不同于日本的国情：首先对日本人来说，汉字算是“外来物”，实在不行还可以用片假名平假名之类的替代，所以废不废汉字，至少从情感上来说没有太大问题，只是可能会割裂日本自己的历史，以及日常极不方便----片假名和平假名是没有空格的，汉字即便是在现代日语里面也充当了分隔符的作用。

且假名有天生的问题：它们都属于“拼音文字”，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组合起来才有意义。片假名用来书写外来专有名词（所谓外来语）。平假名用于常用的标准的日语本来的单词和日语汉字的标音（相当于拼音），片假名大多用于外来语和专门用途（如广告，公共标志等）

日语确实可以把所有的汉字都写成假名，只是阅读起来就坑了，类似于你看这段文字：yiduan wenzi doushi hanyu pinyin yiyang。（一段文字都是汉语拼音一样），不能说看不懂，就是看起来特别费劲。

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可是源自于中国之物，天生感情就不一样了，只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国人为了救亡图存，所以把很多本不应该是文字背负的东西归咎在文字身上。

20世纪初，当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开始流行，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也在《天演论》流行后在知识分子里面大行其道，外加上欧洲发达，东亚落后，归结其原因，结果汉字就成了“罪魁祸首”。

在《进化与革命》一文中写道：

文字所尚者, 惟在便利而已, 故 当以其便利与否, 定其程度之高下 。象形与表意之字, 须逐只记之, 无纲领可携, 故较之字画括于数十字母之中者为不便 。由此可断曰, 象形 、表意之字不若合声之字为良。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 惟良者存, 由此可断言曰, 象形表意之字, 必代之于合声之字, 此之谓文字革命

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表意文字，象形文字太过于复杂，不方便，必然被表音文字所取代云云。

文章又写道

进化者, 前进而不止, 更化而无穷之谓也。无一事一物不进者, 此天然之自然 。苟其不进, 或进而缓者, 于人则谓之病, 于事则谓之弊。夫病与弊皆人所欲革之者, 革病与弊无他, 即所谓革命也。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 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

革命是为了“求进化”，而表意文字落后，表音文字先进，因此表音文字必然替代表意文字，这样文字问题就和进化论联系起来了。

当我们回头展望这段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古老的中国打开国门后，由于落后导致的文化焦虑和浮躁的心态，这种心态整整缠绕了中国人一个世纪，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写道：

“各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再过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或许长，或许短，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他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侵犯他们，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

这是很明显的社会达尔文心态。

一些中国古老文化传统被视为“腐朽”打翻在地，除了文字以外，最典型的就是儒家。

其实儒家自诞生以来被批判的不是一次两次了，比如说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到建国以后历次批孔运动，其实和儒家本身没什么关系，拘泥于儒家一些经典与现代不能融合的东西，比如说孔子说了什么错话，论语里面又有什么问题，根本无关紧要。

因为本身就是几千年前的东西，不能指望几千年前的人能预测到几千年后的生活，像基督教的旧约，翻开一看：好家伙，这上帝动不动就玩种族灭绝的，现代人为了掩饰，又对旧约做出种种的“诠释”，来彰显旧约的“正确”，这很正常。

对于过去废除文字也好，打倒孔家店也好，汉字也好，儒家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和中国整个历史捆绑在一起的，历次废除汉字，打倒儒家都未曾成功，原因也很简单：对于中国这种历史性连续很长的国家来说，你不能割裂历史，也无法割裂历史。

虽然当时的人们是因为一些意识形态完全抛弃汉字，但是在诸多抛弃汉字的借口里面，有一点是当时确实难以解决的问题：打字机。

这个东西，叫双鸽牌打字机，是以日本万能打字机为模板推出的；

原理是将索字盘和活字盘集成在一起（这也使打字员需要看着镜像的字检字）

我不用说你就能看到这个机器的复杂度。

打字问题一直纠缠着中国人，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当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柏杨就这个问题说到：

今天打字这么快，计算机这么快，都不是方块字可以胜任的。我一直向往我桌子上有一部中文打字机，能使我打出中文稿件，不再做爬格纸动物。不过汉语拼音化并不容易，主要的是我们有心理障碍，认为我们用ABCD是英文字母，拼出的是英文。

对于打字问题，现代小朋友可能没有什么意识，因为自你们出生以后，整个中文输入系统已经非常发达了，但实际上哪怕在90年代末都不是这样。

以我刚接触电脑为例，那是九十年代末，当时风靡全国的是五笔输入法，五笔输入法需要背字根，需要拆字，需要学习成本，因此其实是有门槛的。

实际上即便是我们今天的拼音输入法也是有门槛的，因为你学了拼音，你的成本是在你幼年的时候付出的，只是你没有感觉而已。

当时的拼音输入法非常不好用，普遍用的是一种叫“智能ABC”的玩意。

其实这玩意一点都不智能，而且由于没有互联网词库，又没有智能系统，实际上输入的时候只能输入一些较为简单的单词，输入的时候还需要一个一个的拼音打出来，非常的费劲，打错字是常有的现象。

如今，技术的进步拯救了传统文化，年轻人也敢穿着汉服上街溜达，“汉服”不再被视为“老派保守”的象征，反而视为一种“潮流”，年轻人在打字的时候丝毫不觉得不方便，九宫格的汉字设计丝毫不逊于英文，但是倒退几十年，我们还在为汉字能不能适应电脑时代忧虑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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