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难再续。2012-2018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和比重连续7年出现双降，7年间减少了2600多万人，2018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2008-2018年，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84%，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占比，从2009年的42.8%下滑到2016年的35.1%。近些年，工厂工人加速流向第三产业，如快递、外卖、直播等。2019年快递从业人数突破1000万人，外卖员总数突破700万人。2020年大疫之年，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扩张，加剧了劳动力的迁移。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只是中国制造困境的冰山一角。中国制造的真正挑战是被困在一个庞大的宏观系统之中。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中国制造的系统性困境。与第三产业相比，制造业在工资、工作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偏弱，尤其是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新一代工人更易掌握驾驶、网络配送、直播电商等技能，他们更愿意从事相关职业，而不是在工厂工作。报告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快速提升，2008年这一比例为11.4%，2017年超过20%，2019年达到24.6%。与上一代工人不同，年轻人渴望在城市生活，而高房价提高了生存成本，给他们构成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让他们逃离工厂，工厂的雇佣成本上升。这是货币超发的成本传导机制。劳动人口下降、工人流失以及工人年龄结构老化，导致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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