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在外面跑，现在才有机会坐下来讲一讲最近的热点——《反外国制裁法》。这个法案出台首先是为了弥补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短板。2019年，在伟创力扣押华为物资的事件中，我国相关的法律的短板暴露了出来。2019年5月15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及其子公司列入“实体名单”，禁止华为及其子公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购买美国技术产品及服务，伟创力随即停止了与华为的合作。5月17日，华为就派了几十辆货车前往伟创力的珠海工厂，准备将那4亿多人民币的华为物料和设备运出来。伟创力珠海工厂却突然接到来自其公司高管的指令，称根据美国出口管制的相关法律法规，伟创力不能将这些华为拥有物权的设备和物料放行。这一举动当场惊呆了所有在场华为的人员。5月29日晚，珠海伟创力曾在表面上恢复过华为手机生产业务，但其过程几经反复，要求华为承诺各种保障条件，最终的结果就是全面停止生产。直到6月中下旬，伟创力才同意将华为物料及设备陆续归还，但条件是——将这些物料及设备转运给一个不属于美国“实体清单”涉及到的华为及其68家关联企业的第三方，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由华为自掏腰包。一个在中国的企业，因为一条美国的法律，单方面终止了合约，同时拒不退还物资，而我们却没有对应的法律去制裁，这简直令人愤慨！这个事件之后不久，商务部就出台了《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规定凡是从事破坏中国国家主权完整、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扰乱中国市场秩序的外国实体，中方均按此规定实施制裁。说实话，商务部的《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多少有点临时应急规定的意味。在中国扩大改革开放并且倡导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贸然应用《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进行报复制裁，在国际上容易授人以柄——因为这个清单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现在问题来了，在2年之前国家层面就已经意识到——要对抗美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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