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党建百年，世所瞩目。热门大剧《觉醒年代》，就将百年前的浪潮、觉醒、抗争描绘得淋漓尽致。剧中，李大钊的澎湃、坚定与深情令人难忘。不同于陈独秀与胡适，从北京乡下的长辛店，到面临辫子军迫害南下乡村调研，到躲避京师警察厅追捕回河北昌黎种地，李大钊的精神基地和思想路径，始终与乡村紧密联系在一起。李大钊曾写过一篇《青年与农村》，号召“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去”。他认为，一是“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二是要推行民主政治、“立宪”，就先要有个民主、立宪的民间，先要“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才有培养民主的沃土。第三条很实在，他说，现在许多青年，天天在城市里漂泊，找不到出路，“农村中很有青年活动的余地，并且有青年活动的需要，却不见有青年的踪影”，这是一种“自误”——可叹的是，百年后的今天，这个观点依然成立。五四的另一个重要思潮，即是这“新村运动”。与陈延年等在城市组织工读互助社同步，一些理想主义者在农村建造“新村”，实行财产公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同过着一种一边读书、讨论，一边从事农业、手工业劳动的新生活。周作人、毛泽东都是积极探索者。同步“德先生、赛先生”、社会主义理论的引进，一代寻路者们就认识到，要改变中国面貌，必须发动广大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到民间去”。这也是百年中国第一次乡建运动。如果说第一次乡建运动同五四运动一样，尚限于思想、文化运动范畴，到30年代就已发展为一种广泛的社会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中国须从农村开始。于此形成两种不同路径。其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是土地制度问题。从土地改革入手，改造农村生产关系，再以广大农村为根据地，进行全国变革，最终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去往农村发动革命，改造农村，建设苏维埃。其二是晏阳初、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为“愚、贫、弱、私”，应对此开展平民教育运动，即通过对“人的改造”的教育工作，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根本。从平教运动，到发动大学教授、原政府高官到河北定县实践，到抗战期间建设乡村建设学院，及至战后因得不到政府支持远赴菲律宾、危地马拉等国继续开展国际性的乡村改造运动，他的一生，充满着“平民而伟大”的现实主义光芒。梁漱溟则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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