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制度选择和美国的制度选择都非偶然，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基础的。二十一世纪一个最大的悲剧可能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美国，但又因为中国的存在，使得美国不愿意实现社会主义。其不仅仅拖累美国，还会拖累一干国家。如前文所说，中国当下围绕政经政策的讨论与调整，是在（2）（3）（4）的框架与范畴之内进行的，而非在（1）与【（2）（3）（4）】之间的探讨。这也就是意味着，不会涉及对私人所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化，不会涉及对已“先富人群”获得财产的重组与再分配，也就是上个世纪中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发生的事情。用官方话语表述，目前我们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框架和范畴内的。对于大众，还有一句话更加通俗的、直观的表述，即这些并不涉及所谓的“革命”。而如果讨论是在（2）（3）（4）范畴之内发生的话，那么，当下中国的讨论是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它是任何一个发达市场/经济体都在面临相似的政治经济选择的一部分。在做大总体蛋糕的初期，中国的政经政策位于右端，彼时希望优先效率，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大了，才更有条件和能力讨论公平。蛋糕做大了，也不能不去讨论公平。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说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所以，伴随蛋糕越做越大，中国的政治经济政策会逐渐向左迁移。过程中，国际国内环境仍然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时我们可能也会观察到一些在左右之间的小的调整。但这些调整将主要是局部、微观的，技术层面的，不涉及大的政经政策的转向。当然还有其他极致情形的出现。比方说一种情况即中美发生大的地缘政治冲突，整个大的经济和贸易环境的恶化，甚至出现了武装冲突。这种情况，政策亦然可能发生调整，向左或右均有可能，在特定的环境下都可能有道理。但排除掉这些小的调整，大的方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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