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以来，富豪税都是欧美社会话题的热点之一，而随着最近民主党又一次提出了富豪税的构思，以及马斯克的进场对线，让这个话题的热度再创新高，以至于最近一段时间，甚至可以在欧美部分科技网站上面看到“亿万富翁税会不会影响人类对于太空的探索”这样的讨论。虽然最近这次“亿万富翁税”因为民主党人的内部矛盾，大概率也会无疾而终，但是讨论的热度始终不减。

当然，这几年对于富豪税的关注度，并不只是因为马斯克的大嘴，更多是因为现实的挑战。从里根时代开始，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理念成了社会主流意识，按照他们的宣称，给大公司和富豪降低税收，会带来社会的公平进步，但是现实是，贫富差距却一直在增大，所谓的涓滴效应并没有起效，最富有的三十名富豪的财富相当于地球最贫穷的三十亿人财富之和。

而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发达国家大量放水来抵消经济上的压力，通货膨胀对大多数人造成了巨大的生活压力，但是富豪的财富却出现了几何级的增长，资本增殖的效率远高于劳动带来的报酬，这个残酷的事实被十分直接的揭露了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社会公平的呼吁，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富豪税这种有助于再分配的东西，必然会拿到桌面上进行讨论。

用税收进行再分配去实现社会公平，算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想法了，但是能否实现效果，这就很不好说。目前来说，各国针对富豪的税收，大多数都是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收入越高税收越高。提高极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税率来限制富翁，是一个十分常见思路，这倒也是比较符合美国国情，美国针对富豪的个人所得税比起欧洲不算高，确实有着提升的空间，美国人民也比较能接受。但是效果恐怕有待商榷，前任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经济政策之中，就有针对年收入超过一百万欧元的人收取75%的富人税的内容。但是这个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法国很多富人改变了自己的国籍来避免税收，甚至奥朗德最终的下台，都与这个政策的不成功有一定的关系。

究其原因，这样的政策得罪人不说，也没办法多收多少钱。就像是巴菲特说过的，他交的税还不如他的秘书多。亿万富翁的收入形式多样，其中很多收入，并不包含在传统个人所得税的范畴之内。同时通过手里边的权力，他们可以通过多种手段，规避自己需要缴纳的数字，最常见的形式就是各种基金会。很显然，传统的个人所得税是不足以限制这些人的。

这个观点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比如说《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就支持征收资产税。而这几年以来，美国民主党提出的几个富豪税方案，也超过了传统个人所得税的范围。比如说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中，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的纲领就有针对富人的资产税，身价5000万美元以上的人，每年收取百分之二的富人资产税，身价10亿美元以上的人，每年支付百分之三的资产税，如果富人想要更改国籍，直接按资产一次征收百分之四十的资产税。而这次引起的争议的亿万富翁税，则是针对净资产超过10亿美元或是最近三年每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的人群，按照他们持有的股票等资产的增值，征收资本所得税。

应该说，无论是哪个方案，比起传统的累进式个人所得税，都有不少的改进。毕竟，富豪榜上说某某富豪有几百亿，这几百亿绝大多数都是股票的市值，这样的征收确实更符合现实情况。当然毫无疑问的，这会带来更大的反弹，因为有些问题并没有改变。传统的征收方案之下富豪能轻松避税，除了税制的问题之外，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在于，富豪可以利用他的资本，在多个领域产生巨大的影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政治献金，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之下，无论是什么样的方案，依然会有各种合法或是不合法的避税思路诞生，因为很大程度上，资本并不是钱的数字，而是人支配人的一种权利。在这个现实情况下，富豪必然是最有避税能力的群体，无论是什么税制，都会存在可以利用的漏洞。

实际上，虽然对于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冲击各个阶层都感同身受，但是美国人民因为多年的资本主义教育，对于富豪税这种东西，依然不是很能接受。不说共和党，就是民主党内部，也有很多人认为虽然贫富差距是个严重的问题，但是完全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方案。很多美国人民会觉得，如果美国征收富豪税，美国就要国将不国，这是违背了美国国父们的教诲。

因为美国税务部门强大的能力，和美国长臂管辖的能力，如果真的狠下心来收取富豪税，应该说是可以做出来一些成果的，像是其他国家常见的财富转移之类的问题，如果真的撕破脸皮，凭借着美国强大的国家机器，很多问题确实可以处理一部分，最起码会比奥朗德的富人税效果好不少。只是单纯这样并不能减少贫富差距的问题，得把这些钱落实在公共投资上面，才可以减少贫富差距。

实际上，民主党的年轻力量支持富豪税方案，不光是觉得美国贫富差距太大，很大程度也是因为他们有些规模巨大的投资与社会改造方案，需要巨量的资金。以民主党年轻议员AOC为例，她之前有一个巨大的计划，叫绿色新政，计划的内容大致是十年放弃所有化石能源，全部转型绿色能源，通过这个过程实现更加公平的美国，再附带上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这个计划当时在美国年轻人这种很受欢迎。但是按照其他机构的估计，这个计划十年需要二十万亿到八十万亿美元的资金，可以说是海量。

面对美国政客们为了选票做出的各种浮夸计划，富豪税即使能征收，也很不够看。按照相关机构的预测，如果这次的富豪税法案落实的话，每年大概可以给美国提供两千多亿美元的税款，这确实不少，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就不是很够用了。

严格来说，美国政府每年的收入无论是绝对值还是占据gdp的比例都是相当高的，而因为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还可以以几乎为零的成本大规模举债。显然，美国的公共投资距离社会公平的距离，并不只差这两千亿。马斯克在嘲讽富豪税的内容里边提到，他不认为政府比私营部门配置的效果更好。这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老观点了，可以说是不值一驳，但是具体在美国政府的公共投资上面，这一点恐怕部分是成立的。美国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实在是相当的低下，像是加州高铁这样花费了天量资金，最后却落个烂尾下场的工程不在少数。

这种还不算最糟糕的，最起码得到了一定的投资，很多公共设施基本的投资都没有，就像是弗林特市的自来水铅中毒事件，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节省成本而更换了水源地。这些事情和人力成本的提高也几乎没什么关系，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公共设施投资额是下降的。相比之下，美国似乎更喜欢在军事力量和情报机构上面进行投资，毕竟，这是维护世界霸主地位的关键要素。所以，就算这两千亿真的到手了，美国说不定只会选择多造几架战略轰炸机。

美国实际上有很多治安和管理都非常良好的社区，执法人员也不会像是在战场那样神经兮兮，也很文明礼貌，是完全可以做到很好的社会管理的，不过这些地方几乎都是富人区，得到了充分的投资。可以说对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落后的地区，虽然投入不一定能解决经济与社会的不公，但是没有政府投入是一定解决不了问题，在这种地方投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不符合资本利益最大化的原则的，所以这必然需要其他的投入，而想要在这些不发达的地带，把账面上的数字转化成为能用的各种设施，需要的可不只是投资本身。

纵观新中国建设的历史，许多事例都是如此，从赤脚医生运动，到村村通工程，再到现在的精准扶贫，这些基层建设的实践，除了大量的资金投入，更是依靠着社会治理能力所进行的，从顶层设计到基层群众，都参与到了这些工作之中。也只有这样的全民参与，才能真正的改变不发达地区的现状，而最终的成果，也可以惠及全民。也只有群众的参与，才能违背资本的规律去进行人民群众需要的建设。

目前看来，美国也没有多少人打算真的去面对这个问题，在可以通过现在的世界体系吸血的情况下，美国很显然对于各种社会矛盾有着更强的耐受能力，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真的去解决问题呢？

可以说，对于美国来说，很多问题并不是富豪税能够改变的，就算把富豪税换成其他什么东西，比如说碳税之类，也是如此。不过从笔者的角度来说，是希望欧美在这方面多尝试尝试的，欧美在这方面的实践，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对于我们也一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毕竟，关于贫富差距的挑战，这也是我国社会未来很长时间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

将视角放回国内，与美国不同，自改开后、甚至可以说自建国起长期以来由于资本匮乏，我国最主要的矛盾是整体性的落后，资本积累的不充足。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缩小贫富差距上的投入长期不如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上的投入。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国已经迈入发展的新时代，这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就上升为主要矛盾了。

而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中，很显然，贫富差距过大就是其中的典型。从税收角度说，中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主要来源是工薪收入。2000-2012年，工资性所得税收收入平均占比达到56.09%。按网上的一些数据，占人口20%的富裕阶层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个税的比重10%左右，中低收入阶层缴纳的个税占个税的比重在60%左右。中低收入的人缴纳了大多数的个税，富裕人群之所以缴纳的少，是因为他们有各种各样合法避税的手段。工薪收入阶层只有工资收入，而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源泉更多，形式更多，机会也更多。

从2020年多轮次整治文娱圈开始，我国的税务稽核各种专项战役打轰轰烈烈。从最早的霍尔果斯影视企业纷纷重新进行报税清查，最终霍尔果斯影视公司特区被事实上消灭掉，再到范冰冰、郑爽等人的偷税问题被爆出，以及近期的薇娅、张庭等人偷逃税款，案值越来越大。特别是自2021年以来，在国家政策制定层面，原有的税制不平等问题已经受到了重视，自2022年起，原先的核定征收的一般纳税人企业，2021年起全部改为查账征收。

所谓的核定征收，就是征税机关与企业进行协商，按照一个约定的数字缴纳税款。这是税务机关由于精力有限，无法清查规模较小的企业的具体经营账目，不得不采取的妥协。这也就诞生了大量的“税收筹划”的行业和大量的“合理避税”操作。与书本上的“税收筹划”不同，书本上是根据各个课目税率不同、征税方法不同进行账目的课目调整，以获取最低税率，而我国过去大行其道的“税收筹划”则是系统性利用核定征收本身的漏洞，具体操作大致有这几种方法：

1.设立“空壳公司”虚开，例如A公司为了减少企业所得税，专门成立B公司给A公司开具费用发票，B公司利用核定征收的优惠政策，个人所得税税负较低，但A公司利润大幅下降，企业所得税大幅下降，B公司享受优惠政策但没有实质性运营；

2.成立“空壳公司”转让利润，如 A公司为了减少企业所得税，专门成立了一家个人独资企业B公司，A公司将货物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B公司，B公司再按照正常价格销售给客户。B企业利用核定征收的优惠政策，个人所得税税负较低，而A公司由于销售收入下降，企业所得税大幅下降，A、B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缺乏商业目的，属于有意偷逃税款，薇娅的违法案例就属于这种方式；

3、员工通过个人企业降低工资税负，例如甲是A公司的高管，年薪适用45%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为了降低税负，甲成立个人独资企业，给A公司开具发票收取咨询费，个人独资企业申请核定征收，税负较低，从而达到节税的目的，这里面实际甲依然为A公司员工，甲成立的个人独资企业给A公司开具发票属于虚开发票，实际上去年一些地方的外卖平台勒令外卖小哥自己注册个人企业，就打的是这样的算盘；

4.利用核定征收攫取税收优惠的政策红利，譬如核定征收的企业也可以享受一小型微利企业的税收优惠。

归根结底，这都是由于国家运行过程中，由于行政能力有限、行政成本有外部约束，所以不得不“眼不见为净”之下的线性规划解。本质上与包税、与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如出一辙，是信息不对称和政令不畅造成的。然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改变了社会运行的基础。随着金税四期工程的落地，大数据全流程进入生产经营流通环节，社保、个人劳务和工资的数据税务机关也可以拿到，尤其是国家机构改革后税务机关全垂直管理，确保了政令在形式上的统一。对于我国来讲，这是开天辟地的头一遭，税务机关真的可以按照理论税率查账征收。

不过话说回来，受制于本身结构性的矛盾，税负公平性的改革启动是从舆论影响大而实际影响力小的影视文化和电商带货这两个板块开始。相比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分量十足的直接税税种，文娱行业的普遍补税和规模以下企业由核定征收改为查账征收，就显得不那么有重量了。

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许多人财富的迅速增长并非是因为辛勤劳动或者长期经营企业、资本积累的方式，纯粹是另外一种资本的放大形式，资本集中。这实际上是由于资本家处于经济运行核心关键环节上，资本家利用自身在经济循环或者说叫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优势地位，攫取到了大量的无风险利润。其实一方面既没有付出劳动，另一方面也没有承担与其利润相匹配的风险，骤得暴富仅仅是因为他站在那里。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形进行调节和清理，就显得很有必要。税收是消除这种不平等，打击这种非对称获利的重要手段，是基础。

如果说自2015年房价进入“永远涨”之后，地方政府不但没有用房产税来遏制房价，反而借助“土地财政”推波助澜，是税负不平等的基础，那么当不同地区的房价通过炒作和银行贷款的杠杆，变成高房价地区吸干低房价地区的金融资本后，房产税的刚性需求就是国家稳定基层治理的基础举措了。土地财政有其极限，城市扩张有其边界，没有什么会永远膨胀，永远扩大。当人们普遍意识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与财力相挂钩，而全国三线以上城市的财力，除京沪深依靠总部经济，其余土地财政依赖都在50%以上，这种情况下没有房产税无异于说城市公共服务行将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则是随着金融深化的发展，证券化将是未来财富的主要形式。经济平等也就意味着富有之人需要根据其享有的财富规模来缴纳维护市场的费用。毕竟，村里筹粮盖土围子防水灾防土匪，地主老爷和佃户缴纳一样的份额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仅仅收取流通的费用——印花税，对证券市场来说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考虑到税务的大数据应用，在几年内应该想办法对证券市场按照增值的份额比例进行征税，否则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劳动公平的逻辑将失去意义。

2015年之后，我们看到了金融领域各方面的整顿，尤其这两年，包括反垄断，税收等等的整顿越来越快力度越来越大，但这些还并不是终点。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还有更多的历史变迁中的怪事，仍然需要得到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