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固若金汤的山体，很难经受住暴雨的持续冲刷。社会也是如此。当山洪不断侵蚀，也会伤痕累累。特别是在护坡措施不完善、截排水设施不牢固的情况下。从徐州到唐山，从河南村镇银行强赋红码到全国上百个楼盘业主强制断供，都能看到伤痕，有形的，无形的，财富的，精神的。不久前被网络热议的“沪漂”打工者阿芬的遭遇，也是一道伤痕，幸好已被修复。阿芬3月从河南到上海，想谋一份工，因为疫情，没有工作的她进了救助站，感染了新冠，在方舱治疗后痊愈。上海恢复正常后，她开始求职，因不符合很多企业“历史无阳”的要求，屡屡受挫，不得不住进虹桥地下通道的一个厕所。因为这里不用交房租，厕所还有免费的纸。这篇上海自媒体人的报道迅速引起有关方面反应，提出各部门、各单位都应按法律法规相关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新冠阳性康复者，不得歧视。社会各界不能给他们贴标签，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不该有的阴影下。第二天，阿芬在多方帮助下找到了一份顺丰快递分拣员的工作，开始试工。这周我离开上海到外地调研，但经常想到阿芬。持续数月的疫情，这样的命运并非个别。我想到《中国新闻周刊》公众号登过的一篇关于疫情中的盲人的文章。主人公之一也是河南人，也是女性，2001年就到上海，在普陀区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按摩师，并在这里遇到后来的丈夫，也是一位盲人按摩师。疫情前，两人工作日在店里吃饭，周末去附近超市买些熟食或速冻食品，回家用微波炉加热，也用买菜APP，“听”文字买菜。疫情一来，问题来了，当她朗读完所触区域的信息，再点击购买，至少要3秒钟，根本抢不到菜。后来菜有了，因为是全生食材，47岁的她第一次用明火做饭，一开始不熟练，左手食指被锅壁烫出了泡。这些命运让人无言，而对我的震撼更来自于比较。就在阿芬报道发表的前一天，一位发展商问我房价的问题，并向我介绍了最近“五星级红包楼”的“茶水费”行情。“茶水费”我是知道的，但“红包楼”还是第一次听说，现在一手二手价格倒挂越厉害的楼盘，星级越高。据说“红包楼”一平方米的“茶水费”在2～5万元，最贵的已逼近10万。还听说，有老板在企业里搜集“房票”，要是摇号中了，愿意给出“房票”的人以百万元计的“代持费”，说这也是一种“共同富裕”。当“红包楼”和阿芬居住的厕所同框，当我们在疫情中团购到的新西兰雪糕、面包和盲人炒菜的场景同框，我久久无法平静。我想到的问题是，谁来为他们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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