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出生于广东惠州一户农家，启蒙老师陈敬如为其改名“叶挺”，意为“人要上行、叶要上挺”，有挺身而出、拯救中华之期冀。

叶挺先后就读于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长信，抒发“振污世，起衰弱”之志。1924年，叶挺前往苏联学习，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1923年2月，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任陆海军大元帅。1924年10月，鉴于铁路交通经常被军阀、土匪骚扰，孙中山批准组建了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简称“铁甲车队”。铁甲车队有3个排，每排有3个班，总共编制163人。其中，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均为共产党员，由此成立了共产党小组。

可以说，铁甲车队是一支由中共广东区委领导的军事力量，直接归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建立的最初实践与尝试。

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铁甲车队参加作战，所向披靡，向社会显示了共产党的军事能力。6月，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直接参加了省港工人罢工，支持五卅运动。

在大革命背景下，周恩来等人决定建立一支规模更大的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队伍，机会很快来了。

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独立旅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原旅长张发奎升任师长，下辖3个团。

叶挺和家人合影。图｜新华社

彼时，叶挺已经回国，担任第4军参谋处处长。第4军军长李济深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他不愿叶挺在自己的身边，就说：“给你一个团，你到前方打仗去吧。”于是，叶挺成为第4军12师34团的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铁甲车队人员均提级使用，队员可任班长，班长可任排长，排长可任连长。

1926年1月，12师进行整训，将所有别动队、先遣队合并，编为新34团，原34团则改为独立团，直属军部领导，仍以叶挺任团长，就此被称作“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名义上归国民革命军第4军建制，实际上由中国共产党完全掌控，团长、营长和骨干都是中共党员，部队内建立了党支部，下辖6个党小组。这也是我党在军队中设立的首个基层党组织。党支部初期约有20个党员，不属第4军政治部管，而是属中共两广区委军委直接领导，请示汇报工作找周恩来，周恩来不在广州时，就直接找陈延年。

此后，叶挺利用在广东肇庆驻训的半年时间，以苏联红军模式打造独立团，初步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实行政治教育，开展“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运动，清除了军阀习气，树立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思想，并确立了以“铁的信念、铁的意志、铁的团结、铁的纪律、铁的作风”为核心的“铁军”精神。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战争先遣队，先期开赴讨伐军阀的作战前线，首战碌田，轻取对手；再战醴陵，重挫守军；力克平江，敌军逃遁。接下来又直入中火铺，奇袭汀泗桥，抢占咸宁城。

8月27日，叶挺独立团一举攻占咸宁，直捣湖北境内，截断粤汉铁路，逼近鄂南门户汀泗桥。吴佩孚急忙调主力南下，据险死守汀泗桥。两天后，独立团又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与第4军各部及第7军合力强攻敌军主力据守的贺胜桥。尽管吴佩孚亲自督战，斩杀败退的旅长、团长数人悬首示众，仍然无法阻止官兵雪崩式溃退，叶挺独立团一战成名。

9月6日，北伐军占领汉阳，7日占领汉口，武昌成为一座孤城，处于北伐军四面包围之中。叶挺独立团兵临武昌城下，面对坚城顽敌，组织了敢死队，共产党员1营长曹渊亲自带队，越过城壕，架起云梯，强攻城头，虽伤亡惨重，但视死如归。

经过40天的激烈战斗，叶挺独立团最终登上武昌城，创造了北伐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战绩。牺牲的191名烈士被埋葬在洪山脚下，墓碑上刻有“精神不死”“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碑文，作为永久纪念。

1927年1月，旅居武汉的粤籍团体特意在汉阳兵工厂铸造了一块铁质盾牌，以表达民众的敬慕之情。盾牌正面铸有“铁军”两个隶书大字，背面刻有四言赞诗：

“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迹，威振迩遐；

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

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

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忆万年。”

市民将这块盾牌隆重赠送给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奉命接受了盾牌。从此，叶挺独立团的“铁军”称号威震八方。当时，在叶挺独立团中流传着这样两句口号：

“党在心，枪在手，铁军铁心跟党走。”

“战旗永随党旗飘，铁军铁心跟党走。”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革命军进行了扩编，原第4军12师升格为第4军，10师升格为第11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改编的第4军25师，师长由第11军军长朱晖日兼任，叶挺任副师长。其中，叶挺独立团的主要部分成为25师73团，原来的参谋长周士第担任团长，从独立团调出的许多干部，则新建了74团和75团。

2017年7月28日，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图｜新华社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南昌起义爆发，“铁军”及从其中走出的骨干，发挥了三大作用。

一是，在南昌起义中，叶挺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11军军长，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此外，叶挺指挥第11军的24师71团，在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与守军展开激战，令敌缴械投降。

二是，在国民革命军扩编过程中，“铁军”的各级骨干充分交流，血脉遍布24师和25师，这些部队构成了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三是，“铁军”73团在南昌起义中，始终信念坚定。

南昌起义预定参加的部队主要有国民革命军4个军的部队：第11军的24师、10师；第4军的25师73、75团；第20军全部；第3军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共2万余人。

其中，25师情况非常特殊：周士第任团长的73团参加南昌起义有着绝对把握，但其所属的25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另外2个团中，75团团长孙一中愿意起义，但该团刚刚组建，内部成分复杂，加上与师部驻扎在一起，行动非常不便；74团则因为团长思想反动，根本没有动员的可能，只有该团侦察连连长系共产党员，能够被我军掌握。此外，第25师的驻地紧邻第4军12师，而该师正是张发奎起家的部队，一旦发现异动，势必前来阻挠。

为此，周恩来等人决定，作为骨干力量的25师变成预备队，暂留驻地马回岭一带。为了避免敌人发觉，除73团外其他部队一律不带背包、行李和粮食辎重，仅携带武器弹药，以野外演习的名义离开营地。

8月1日，起义军奋勇当先、攻坚克难，经过4个多小时战斗，拂晓前全歼南昌守军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挺）、子弹70余万发、大炮数门。凌晨，起义军的旗帜高高插在了南昌城头。

当天下午，周恩来就派聂荣臻想办法把第25师带到南昌，策应城中的起义行动。聂荣臻到达后，周士第率领的73团毫不犹豫，经过动员的75团3个营和74团机枪连也宣告起义。

第4军军长张发奎听到这个消息，大惊失色，乘车赶往马回岭火车站，车没停稳就跳了下来，向整装待发的起义军队伍大喊：“大家不要走！我是你们的张总指挥！”张发奎是25师老长官，如果开枪打死他，队伍可能发生混乱。聂荣臻见状急中生智，令卫士向天开枪震慑张发奎。枪声一响，张发奎马上登车，吓跑了。

最终，聂荣臻成功将以73团为主的25师的大部分力量带到了南昌，支援了南昌城内的起义。

1927年9月18日，南昌起义军辗转到达大埔县城，决定第一次分兵。次日，周恩来、贺龙、叶挺等率起义军主力直下潮汕往海陆丰转移，朱德率25师起义部队和第9军（原南昌军官教导团）3000余将士扼守三河坝，为掩护主力部队南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后，起义军主力兵败潮州，73团等起义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战闽粤赣湘边，最后仅剩800余人，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秋收起义的部队会师。

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也有“铁军”血液存在，那就是卢德铭。

卢德铭是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生，叶挺独立团建团时曾任4连连长，独立团改编为73团后，其凭借在北伐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任团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组建时，卢德铭荣升警卫团团长。南昌起义时，卢德铭率领警卫团2000战士东下，与起义部队失联，遂转道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在秋收起义中，卢德铭担任总指挥。起义军转战井冈山时，在萍乡芦溪与敌军遭遇，卢德铭亲自断后，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2岁。毛主席率领剩下的队伍向井冈山转移，并建立了土地革命战争中第一个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1927年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等人的领导下，广州起义爆发。12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苏兆征任主席（因病未到职，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

广州起义惊动了中外反动势力，他们出动炮舰轰击广州市区，派海军陆战队在长堤登陆，攻击我起义部队。12日下午，张太雷牺牲，起义军撤离广州，起义失败。自此，叶挺开始了10年的流亡海外生涯。

中国共产党在创军初期的“三大起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铁军”战士都有参与，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突出贡献。

朱德和毛泽东井冈山会师后，1928年４月28日，中共湘南特委决定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中剩下的火种，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原叶挺独立团改编为第4军10师28团，成为了红军中的主力团。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积极实践他对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考。有一天，他找到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唐天际，给了他两件“法宝”——“党支部建在连上”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让他到28团1营2连任党代表。唐天际到任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列宁室（俱乐部）和士兵委员会（军人委员会），实行政治课教育制度。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受到热烈欢迎，被战士们写在包袱皮上、床头上、门板上，反复背诵，视作行动指南。后来，“六项注意”发展到“八项注意”。

1947年10月，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自此以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严格遵循的行为准则。

1929年，28团还参加了古田会议，见证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后，28团被编为红一方面军1军团2师4团。

1934年10月16日，全军的前卫团——红4团涉过于都河，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这一天也成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纪念日。在长征中，红4团挑起了“开路先锋”的重担，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历经重重险阻。

在长征中的湘江战役，红4团首先突破湘江，并占领重要渡口觉山铺，全力阻击蜂拥而来的国民党湘军何键部，为中央红军最终突破湘江封锁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1月2日，红4团来到贵州省余庆县素有“天险”之称的乌江。当天，由第3连连长毛振华率领的8人突击泅渡失败。夜间，连队再次组织18人乘竹筏渡江。最终，毛振华带领4名战士渡河成功，其余竹筏被急流卷了回来。

次日9时左右，红4团发动强渡。由第1营第1、第2、第3连战士组成的突击队乘竹筏，冒着江面密集的敌军炮火，奋勇前进。在突击队接近北岸时，潜伏在崖下一夜的5名指战员突然对敌发起侧击，配合主力强渡。

第1连战士在攻入敌主阵地后，立即展开追击，长途奔袭40多里，夺占了黔军“前敌指挥部”，为乌江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到1月6日，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全部渡过乌江。为表彰红4团第1营第1连的突出战绩，红1军团授予该连“强渡乌江模范连”光荣称号。

此后，红4团参与四渡赤水战役，进而会同其他部队攻取遵义。遵义会议后，红4团转战云南，智取禄劝、武定、元谋三县后，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穿越凉山少数民族聚居区。

在前往川西的路上，红军遇到了天险大渡河。大渡河水急浪高，河面又宽，难以架桥，渡口偏狭，无法满足数万大军渡河之用。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4万人马曾被清军围困在大渡河畔，渡河无策，最终全军覆没。蒋介石指挥国民党正规军和国民党四川军阀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云集到大渡河，宣称“让共产党做石达开第二”。

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汇报后，决定让红军沿大渡河西岸北上，抢占泸定桥。夺桥的任务在28日下达给红4团。从地图上标出的位置看，红4团此时距泸定桥240里，留给他们的行军时间，只有一个昼夜。

红4团沿着山路一路急行，在猛虎岗击破了川康边防军的阻击。行至奎武村时，天降大雨，山路一片泥泞，为加快行军速度，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3个步兵营轻装前进。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29日凌晨6时准点抵达泸定桥，一昼夜奔袭240里。

来到泸定桥的王开湘和杨成武发现，这座100多米长、近3米宽的铁索桥，已被抽去桥板，只剩下13根寒光闪闪的铁链在湍急的江面上晃动。桥的那一端是泸定城，城一半在东山上，城墙约两丈余高。守桥之敌在对岸桥头和山坡上构筑了防御工事，枪口、炮口早已对准泸定桥。

要进城，必过此桥，只能强攻。5月29日下午4时，总攻开始。

王开湘和杨成武站在桥头指挥战斗。红4团的部署是：用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网掩护，防止两侧增援之敌，其余的分成3个梯队，正面突击，以22个突击队员为先锋。

全团数十名司号员组成的司号队同时吹响冲锋号时，我方所有的武器一齐向对岸开火，枪弹像旋风般刮向敌人阵地，一片喊杀之声犹如惊涛裂岸，山摇地动。这时，22名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如飞箭离弦，冒着对岸射来的枪弹扶着桥边的铁索，踩着摇晃的铁索，向敌人冲去。

紧紧跟在突击队后面的是3连连长王友才。此刻，他率领3连组成的一梯队，背着枪，腋下夹着木板，一手抓着铁索链，边爬边铺桥板。

很快，敌人的火力被红4团的“火龙”吞掉了，突击队员越战越勇，踩着铁索稳步前进。就在他们爬完最后一节铁索，几乎就要接近敌人的桥头了，西城门忽然燃起了熊熊烈火。

原来，这是敌人为了防止红军攻进城去，把桥上抽下来的木板集中到城外，然后浇上煤油，用火来阻挡红军。

“这是怎么回事？”冲到敌人桥头的突击队员瞅着这突如其来的熊熊烈焰，顿时愣住了。

这时，杨成武在桥这头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振臂高呼道：“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拿出你们的勇敢精神，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

“前进！”廖大珠突然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他头上的帽子着火了，身上衣服着火了，仍旧不顾一切地向火里扑去。又一个突击队员冲过去了，是从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

战士们一个跟一个冲进火海，挥舞着闪光的马刀，杀向了敌人。

“同志们，冲啊！”杨成武忽地从桥头一跃而起，带着3连在22个勇士后面一边铺桥板，一边向桥东冲去。在3连后面，王开湘团长带领着二梯队像潮水般地涌上桥头。

激烈的巷战乒乒乓乓打了整整两个小时，歼灭敌人大半，余下的散兵游勇纷纷向城北逃窜。当滔滔的大渡河水映着初升的一轮明月时，红4团已占领了泸定城。清点人数，突击队伤亡3个人。

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杨成武和王开湘率红4团，为红军杀开了一条生路。

打下沪定桥的第3天，军团主力到了。毛泽东仔细察看了泸定桥的地势，感慨地说：“这样险要桥面的桥能夺取，说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第4天，红军的千军万马从沪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

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来到泸定桥，他走到桥上，激动地跺了几脚说：“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军团《战士报》连续刊发捷报和评论，自豪地将红4团飞夺泸定桥、一昼夜行军240里的英雄事迹传遍神州。

在长征中，红4团在突破湘江、跨过乌江、强渡大渡河等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恶仗、险仗、硬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叶挺独立团”立下新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