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对中国芯片产业的制裁空前升级，也彻底戳破了这两年不少人仍然还有的通过妥协换取产业发展的幻想。无论芯片产业内外还是社会各界对此次制裁都分外忧虑。芯片产业，可以说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中国科技“卡脖子”的最后一道杀手锏，也是中国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突破的关卡，而时间确实也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实际上，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社会性质和近代以来殖民秩序造成的深刻不平等，中国的近现代史就是不断通过集中力量来拯救自身和突破各种“卡脖子”的历史。这也深刻的决定了中国社会的建构，运作和治理逻辑。笔者承接之前聊中国社会的系列文章，再花几篇文章来谈谈国家建构、社会发展这两者和社会治理的关系，这也和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息息相关。如果要谈及今天的中国，就不能将“中国”视作一个天经地义的概念，而要切分国家建构的内涵，溯源历史长河，追寻其历史经纬，这就需要首先从清代的历史地位和满清的国家性质谈起。从文化、官制、行政系统、经济结构和军事力量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认为满清已经是一个“在转型边缘的”前主权国家，当代历史学术界称为“疆域国家”，这一概念与“主权国家”相关。清代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对内虽然分化满汉，但主体官制是从明代继承而来，汉地部分即是清国家的主体部分，但这并不是西方所谓的“本土”的概念。正相反，西藏、青海、新疆、内外蒙古、东北不是满清的殖民地或者所征服“新土”，而是汉地主体地区的“边疆”。边疆地区的存在，是为了服从于保卫主体的政治和地缘逻辑。清人的这种认识在左宗棠与李鸿章就塞防和海防的历史争论中表露无疑，左宗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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