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笔者讨论分析了“既要又要”的社会思潮。这里并非是说任何“既要又要”的想法都不对，其实既要又要才是行政治理的现实情况。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每个组织、群体，都面对多重目标和多个外部环境约束，因此“既要又要”是非常自然的，比如讨论吃饭问题，我既想要吃得饱、也想要吃的有营养，这无可厚非；然而有问题的是什么，是设立彼此对立的目标，或者“抽积木”式的改善。自从这段时间疫情扩散后，我们在舆论中能看到很多自相矛盾的言论，很多目标就好比既想要饱饱的吃一顿，又想减少热量摄入来减肥，属于不可能的事情。回到基层治理本身，面对疫情的袭击，实际上是将基层多年来所面临的问题大大加速了，将原本基层面对的逻辑悖论推导到了极限（这是指许多矛盾本来就存在，然而平时没有推演到如此尖锐的程度）。从这个角度来说，疫情之下如何发现问题、缓和问题、解决问题，正有助于我们的治理体系迭代优化。笔者在微博上的朋友@下阳游民说：“脱离群众是街道社区干部的普遍特征和终极归宿，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在公有制经济主导下的社会秩序崩溃之后，以往由工作单位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大量移交给社区，但依托工作单位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移交给社区。”坦率地说，这正是现时基层结构本身的痼疾所在。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单位制崩溃后，不可能想象社区or居委会还可以普遍性的拥有“闲人马大姐”。社区组织从单位制的补充、帮闲，变成科层制的城市治理体系末端。然而在事实上，社区不是一级政府，缺少一级政府的动员能力和行政权威，以及行使法定权力的要件。在平时，社会/政府/市场各居其位，各自完成各自的分工和职能，倒也不显得。而当新冠来袭，需要整合资源时，运动式治理模式应声出现，以提供人力物力的基层支撑。但运动式治理本身不是万能的，只是应对性策略。笔者在2021年分析房价数年治理而居高不下的原因时曾解剖过运动式治理的本质，实际上是动员+整合，并没有额外“变出”人力物力。因此，当疫情防控对应的社会治理进入长期化，疫情变出常态工作后，运动式的基层运行就很难维持。以疫情下海关的检验检疫为例，一般来说，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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