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某市火灾引爆的冲突已经三天了，我一直在关注，目前事情的走向尚不明朗，我们还需要继续观察。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围绕清零还是共存、封控还是放开，我们朝野官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很激烈了，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以后可能还要出更大的问题。因此，周末我梳理了疫情爆发至今的社会变化，写篇短文和大家聊聊吧。众所周知，从2020年疫情爆发开始，中国和外国就走上两条不同的防疫道路。外国大多是资本主义国家，从政府结构、经济模式到个人价值都高举“自由”的大旗，而“自由”意味着国家不严格管束人民，放手让人民谋利，人民发家致富之后，不用感谢国家的恩赐。但做为“自由”的代价，人民受苦受难，也不要埋怨国家，一切苦难自己承担。自由么，民主么，你享受了自由的福利，就要承担自由的代价，很公平。这种价值观的诞生，离不开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观点，即每个人为自己谋利，整个社会就会变好。所以我们看到，疫情爆发不久，外国很快施行开放躺平的政策，让病毒大规模传播，经过三年的疫情闯关，累计死亡660万人，死亡率是1%。这是很痛苦的过程，但外国人好像没什么怨言，原因就在于，外国政府对人民没有无限责任，人民对政府也不抱有期待，生死由己。三年以来，病毒疯狂传播，大部分外国人都有了抗体，再加上病毒致死率的减弱，现在外国基本恢复正常生活，不在乎新冠病毒了。夏天和一对常年居住北美的夫妻聊，他们全家感染了四轮，开始挺担心，现在当成普通感冒对待，保持着无所谓的心态。而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集权国家，国家对人民有无限责任。这种国家制度的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从革命战争、经济建设再到疫情爆发初期的成功，历次重大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但凡是有利就有弊，中央集权国家集中了全天下权利的同时，也集中了全天下的责任和麻烦。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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