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说到，苏轼在湖州当知州，本来非常快活，却突然爆发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乌台诗案。

书接上文，继续下篇：

苏轼像/作者：苏轼好友，李公麟

诗案

乌台诗案的引子，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埋下。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接待了由朝廷到浙江来巡察水利的一位同僚。这位同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当时习惯，这种接待，难免互相写诗唱和。沈括就恭维苏轼的诗写得太好了，让苏轼把近期写的诗给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学习。

苏轼很高兴地给他抄了一份。没想到沈括回去后，把抄的诗逐一划线，标注，往皇帝那里一交，说苏轼“词皆讪怼”。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所以沈括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间的文人关系，就是这样，平时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见时，又互相攻击，甚至是陷害，我们很难用黑白分明的标准，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时双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人品道德都无可挑剔，互相怼起来也是非常狠的。

这个特点在后面也会一再出现。虽然我们讲述苏轼的命运，必然会说到那些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人就是大坏蛋。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查那些人的资料，会发现，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并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内心是偏向于变革的，所以对于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革派，顺手打击一下，是当时常见的操作。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当时没起到什么作用，宋神宗直接搁置不理。

到六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苏轼到湖州任职，按惯例要给皇帝写一个“谢表”。本来都是谢恩的话，但是却被人挑出毛病来。出问题的两句话是：

实话讲，这两句话里面，确实是有牢骚和讽刺意味的。尤其是第一句，说“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适应时代，难以跟上那些‘新进’官员的步伐”，这里一是指明了皇帝不给自己升官，二是讽刺了那些新进的官员，暗示自己不屑与他们为伍。

于是，以御史李定为首的“新进”们就借此发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了坐实苏轼的罪行，李定等除了指“谢表”的事以外，还找来苏轼的诗文为证，说苏轼“讪谤君上”、“指斥乘舆”，“其罪当诛”。

前面说到，苏轼在杭州期间，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写了很多诗。其中有很多都是抨击新法的。

本来在以前，诗人写诗发发牢骚，也没什么，但在苏轼的时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流行，他的集子成为风靡天下的读物，这就给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坛格局上，司马光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争中失败后，就回老家修《资治通鉴》去了，从此往后，整整十五年，对新法不再发一言。

而苏轼，本来就已经继承欧阳修的衣钵，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他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疯传。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已成为实实在在的言论领袖，是当时对新法影响最大的反变法派。

在六年前，变法的台前人物还是王安石，反对声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后面，让王安石出来抵挡明枪暗箭，当替罪羊。但王安石罢相后，由于新任的吴充和王珪能力与声望都不够，宋神宗只能亲自主持政务。

所以元丰年间，变革就不再是“王安石变革”，而是“宋神宗变革”了。这时候还批评新政，就不是批评宰相，而是直接批评皇帝，性质就完全变了。

恰好此时，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个《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其中不少诗作都涉及到新法，此书风行之下，人们每诵读一遍，就等于骂皇帝一遍。

这就是李定等人弹劾苏轼的奏折中，说他“指斥乘舆”的背景（“乘舆”代表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赏苏轼，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圣明天子的面子、权威，以及确保新法还能更好地推行，他无论如何都要打压苏轼的气焰。（注：此观点并非何加盐的发明，而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里面的分析，加盐觉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谢朱刚老师的启发。也在此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苏轼十讲》）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书，宋神宗可以不当一回事，现在就要慎重对待了。神宗下令：查！

当时，苏轼正在湖州优哉游哉，丝毫不知道灾难降临。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带领两名台卒前往湖州，缉拿苏轼归案。

苏轼从未经历过这种阵仗，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刚开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也躲不过，还是得出去”。

苏轼问：“那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无颇说：“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应该穿官服”。

苏轼于是就穿着官服出去见皇甫遵。

皇甫遵见到苏轼，一言不发，就冷冷盯着他。两名台卒面露凶恶，虎视眈眈。

苏轼惶恐地说：“我向来惹恼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赐死，请让我和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开口说，“不至如此”。

然后叫台卒抓人。

于是，两名台卒就把苏轼绑起来，带走。后来有旁观者如此描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家人闻讯，赶紧前来追赶，哭声震天。

苏轼这会儿倒是定下神来，回头跟妻子王闰之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作首诗送我吗？”说得王闰之破涕而笑。

苏轼说的杨处士，是宋初的一位隐士，以会写诗闻名。宋真宗慕其名，叫人召他来，让他写诗。杨处士说我不会写诗。宋真宗问，那你来的时候，有人写诗给你送行吗？杨处士说，只有妻子写了一首，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想必苏轼以前给王闰之讲过这个故事，所以闰之闻言而笑。

苏轼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长子苏迈随行。他有好几次想要投水自杀，但由于台卒看得紧，没有成功。到京后，被关在御史台审问。由于御史台有很多乌鸦，人称“乌台”，所以后来他的案子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审讯的主要方式，是把苏轼的诗集以及他与朋友们唱和的诗文全部找来，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评朝政的，一句一句审问，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想而知，这种审讯，必定是非常残酷的。苏轼自己没有详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当时在他隔壁牢房因另一个案子也在受审的另一位大臣，写诗描述过自己听到的苏轼牢房的动静，说是“垢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刚开始还辩解，说我的诗没有讽刺朝政之意，后来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这句是讽刺青苗法、那句是讽刺盐法……

主审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群臣等待上朝的时候，感叹说：“苏轼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声。李定见无人理会，又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虽然感叹苏轼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坚定的变法派，对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法派，必诛之而后快。

苏轼也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在入狱前，他就和儿子苏迈说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无事，每天给我送饭时，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鱼，我好有所准备。

有一次，苏迈没钱了，出城去找亲友借钱，没法给苏轼送饭，就委托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知道他们的约定，他看苏迈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给苏轼换换口味，于是就送了鱼。

苏轼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老泪纵横，无比悲痛，以为必死无疑。

他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留给弟弟苏辙。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加盐试译：圣明的皇帝像天一样普照大地，万物生机盎然，只有我这个卑微的臣子，因为自己愚蠢而自取灭亡。日子还没活够呢，就因为乱说话欠下了命运的债，现在要以死来偿还，可怜家里十口人无依无靠，要连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里都无所谓，只是想起弟弟你一个人，未来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们夜雨对床的约定，该多么伤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让我们再续今生未了的缘分。）

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以来，写兄弟情最为感人的一首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两句，任谁读来，都不得不为苏轼和苏辙的这种深情而感动。

等苏迈回来，苏轼才发现闹了个乌龙，自己白伤心了一场。

虽然李定他们奏折说得狠，但御史台的审理结果，还是相对公正的，说苏轼“谤讪朝政”，依律当“剥夺二官，徙二年”，但是由于当时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徙二年的责罚可以免掉，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马上可以当庭释放。

但关键是，苏轼的命运并不是法律层面决定的，而是政治层面，就看皇帝要怎么处置他。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设法营救。弟弟苏辙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哥哥出来。其他一向和苏轼兄弟交好的范镇、张方平等，也都向皇帝上书求情。杭州老百姓听说苏轼是因为帮他们说话而入狱，一边集体上书，一边焚香祷告，希望皇帝放了苏轼。

而变法派的宰相王珪，却还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借苏轼的一首诗，说他显然“有不臣之心”。苏轼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来。退朝以后还气愤难平地说：“宰相你这是要灭人家族吗？”

王珪尴尬地说，“这是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直接怼王珪说：“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章惇不顾自己得罪宰相，都要为朋友说话的义举，让苏轼后来一直感动不已。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的亲家，现任左相吴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时任修注官王安礼，都为苏轼说话，说如果杀了苏轼的话，神宗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评价。

最有分量的是退隐江陵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说情，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话对宋神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于志向高远，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绝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杀名士”这样的恶名。

但帮宋神宗最后下定决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现在的太皇太后，她流着泪跟神宗说：当初仁宗皇帝说苏轼和苏辙是宰相之才，是留给后代子孙用的，不能乱杀。我现在已经病重，咱们不能再伤害天地的中和之气。

神宗说：“我们大赦天下，为您求福求寿。”

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把苏轼放了就行了。”

在以上种种因素综合之下，神宗最终决定将苏轼流放到外地。文献记录下来的对苏轼的最终处理结果为：

其中“特责”二字，表明这是皇帝的意见，不是法律判决的结果。实际上皇帝在法律判决的基础上，加重了对苏轼的惩罚，而不是如很多书上所说的，李定等一群小人要搞死苏轼，宋神宗惜才，保护了他。

而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受牵连最重的是苏轼的老朋友，年轻时在成都就认识的王巩，因为他家里有苏轼的书信，没有及时上缴，所以直接被贬到了广西宾州，比苏轼本人的处罚还重；苏辙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当了一个市场管理员；其他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也受到罚铜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处罚。

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后世喜欢苏轼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苏轼在被审判时，有关部门勒令所有苏东坡的诗文都要上缴，一群如狼似虎的隶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团团围住，搜捡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吓得半死。

后来，王闰之夫人气得把家中所存的苏轼作品，全都扔到火里烧掉了，一边烧一边骂：“让你喜欢写书，写了有什么鬼用，把我们吓成这样！”

等事情平定后，再来整理，发现苏轼原来所有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遗失了。

烧书的时候，苏轼还在牢里，对此一无所知。他总共待了四个多月，才得以重见天日。

死里逃生后，他赶紧喝杯酒压压惊，整个人如同还在梦中，不敢相信已经出来了。拿起笔来写诗，才发现，经过这一场磨难，胸中无数诗情，似要喷薄而出。苏轼情不自禁写下这样两句：

却对酒杯还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已如神”这三个字，从后来苏轼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证，并不是夸张。从此之后，苏轼的文学写作，确确实实进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之灾，几次濒临死亡的恐惧，对苏轼毫无疑问是极其悲惨的噩梦。但是换来“试拈诗笔已如神”，却不知道，乌台诗案，究竟是祸耶，福耶？

13

黄州

黄州（现湖北黄冈）是一座极小的小城，在宋朝乃是偏无人知的小地方。罪臣的贬谪之所嘛，能是什么好地方呢。

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冻，43岁（按当时算法已经45岁）的苏轼，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带着前途未卜的迷茫，从开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黄州。

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苏轼只能自我开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人就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法选择去哪儿，只要有鱼吃，有稻谷填饱肚子，就已经足够生活了。

行到离黄州城差不多还有百里的岐亭镇时，苏轼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凤翔认识的，知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

在苏轼的印象中，陈慥家世殷实，他自己也是一位潇洒的公子爷，喜欢过浪荡游侠的生涯，视钱财如粪土，但此时，却在山里结庐隐居，和妻儿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苏轼大为震撼，和陈慥把酒言欢，在陈慥家住了五天，才继续前往黄州。

与陈慥的相遇，让苏轼心中大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黄州，他就不会寂寞了。此后几年，他和陈慥互相往来，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超过一百多天。

到黄州后，由于没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庙里面。

刚开始，苏轼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觉，正应了他来黄州之前给弟弟写的诗：“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这里面说的“蛇”，可不仅仅是蛇，还有比蛇更毒的人心呢。苏轼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来走走。他安慰自己说：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这首《初到黄州》诗看来，他已经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悲叹命运不济，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来。

但心态的调整，也不是易事，一定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苏轼同一时期的诗文，常常会出现这种矛盾。例如也是到黄州不久后写的另一首词，就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孤独、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时还都盘绕在苏轼的心头。

但以苏轼的性格，他又岂会长时间甘于寂寞和幽怨呢？过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里独来往的生活了，而是到处走，不管是碰到僧舍，还是别人的宅院，就跑过去敲门，和人聊天，参观别人的园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个园子里发现一株罕见的海棠花。

当时，海棠是苏轼的家乡西蜀的产物，在湖北很少见。苏轼猜想，或许是某只鸿雁把它的种子从故乡带过来的，结果如此雍容华贵的花朵，却长一个无人问津的山坡之上，开在一片杂花乱草之中，当地人也不知道其贵重。

苏轼感慨之下，便写了一首名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其中有句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这显然就是在说他自己。

后来，苏轼经常来这里看这株海棠花，无数次醉倒在花下。别人来找他求写字，他也常常写这首诗相送。

在黄州待了三个月后，其他家人也都过来和他会合了，一家人在寺庙里住不下，好在有当官的朋友帮他斡旋，而黄州知州徐大受也很尊敬苏轼，不把他当被贬谪的罪臣看待，于是就让苏轼和家人住进了一个叫“临皋亭回车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里人也都聚齐，苏轼在黄州就有家的感觉了。原来在牢里的那些恐惧也已经渐渐淡去，对黄州逐渐熟悉，也有了很多来往的朋友，便开始觉出黄州的好来。

临皋亭就在长江边上，风景绝佳，苏轼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每天除了睡大觉，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没有。只要心态一变，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给朋友写信说：

此语一出，大家便知道，苏轼已经走出了阴霾，开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昭告：那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苏轼，那个初入仕途时忙忙碌碌的苏轼，那个被陷害时凄凄惨惨的苏轼，已经离我们远去；而那个洒脱自在，热爱生活的苏轼，向我们走来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没钱。

作为贬官，苏轼无法享受正常的俸禄，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给官员俸禄的一种，以实物的方式给付，官员可以拿去卖钱），由于数量很少，只能说聊胜于无。

前面也说过，苏轼做官二十多年，没有留下积蓄。到黄州后，计算历年所积，按照每天花钱一百五十文计算，大概只能维持家里一年的生活。

在给好友秦观的信里，他写了他和老婆过日子的方法：每个月月初从积蓄里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早上起床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来。这每天一百五十钱，就是当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许再拿。如果没用完，就把剩余的钱放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宾客。

他说，这些钱用一年没问题，至于用完了怎么办，到时再说，没必要提前焦虑。因此，心里没有一件事需要牵挂的。

虽然嘴里说“胸中都无一事”，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陈慥过来看他，但是家里又没有地方住。在信里他说：临皋亭虽然还有一间空房，但是夏天西晒太厉害了，闷热无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边有一条船，晚上睡船里也行。反正你先来，等你来了再说。

由于没钱，苏轼和家人只好节俭过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办法，并写出《猪肉颂》《东坡羹颂》，以至后世还流传着“东坡肉”、“东坡羹”的做法。

又由于买不起酒，只能自己酿，还写了一首《蜜酒歌》以记之，这里面说道：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意思是我穷到饭都吃不上了，讨饭都讨不到，还好有蜜蜂造蜜，让我可以酿酒，蜜蜂可比小里小气不肯给庄子借粟的监河侯好多了。

不过这酒大概不好喝，据说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泻，就没再酿了。

但不管怎么节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要过。钱这么少，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候怎么生活呢？

好在有一个多年老朋友，名叫马正卿，想办法给苏轼弄了一块地。

这块地大概有五十来亩，已经荒废很久，全都是荆棘、瓦砾（不是这样的地，苏轼也拿不到啊）。苏轼带领家人，自己拿着锄头耙子，把地垦荒出来，累得筋疲力尽。作为读书人，估计苏轼前半辈子也从没干过这活。

他写诗叹道：“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古来文人写诗，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钱，只有苏轼，直接在诗里嚷嚷“我的工资啥时候能高一点啊”，倒显得格外可爱。

从那以后，苏东坡就开始了做农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没什么抱怨，本来以前也就是农村女孩出身。甚至牛发病了，兽医都不知道什么病，王闰之都知道，并且给治好了。

除了开荒种地之外，为了缓解没有地方住的问题，苏轼倾尽全部家财，在黄州当地朋友们的帮助之下，盖起了一个有五间房的屋子。由于屋子落成的时候，正好在下雪，于是苏轼就将房子命名为“雪堂”，并画了很多雪景图，挂满了整间堂屋。

雪堂后来成了苏轼接待宾客的地方。不仅宴饮在这里，客人也住宿在这里。陈慥再来，就不用住临皋亭那间西晒的小房子了。

而从杭州、从四川、从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也纷纷不远千里来找苏轼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住得最久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还有一个乞丐——也不知道这些人给不给房租和伙食费。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黄州就真正成了苏轼的家了，孩子们说话都染上了黄州土语的口音。而他也确确实实爱上了这里，甚至起了终老于此地的心思。

由于这块田地位于黄州城出东门的山坡上，苏轼便名之曰“东坡”，而他自己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做“东坡居士”，从那以后，世人便开始以“苏东坡”这个名字称呼苏轼。

吃的，住的都解决了，朋友也常常往来。苏东坡终于可以真正放下心来，从容享受生活了。偶尔他依然还会悲叹自己的命运悲惨，但越来越多的时间里，他更加容易感受到的一种闲适、满足的心境。

这种矛盾体现苏东坡的文字中，让我们见识到一个时而苦闷，时而开心的苏东坡。

元丰五年（1082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有幸的一年，中文里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产生于这一年，产生于心境变化之中的苏东坡之手。

这年三月，天寒多雨，苏东坡听说他喜欢的那株海棠花，被凄风苦雨摧残，美丽的花朵上都沾满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节，他想起这已经是自己来黄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没什么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样，陷落在污泥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两首《寒食雨》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两首诗主要是表达一种郁闷、凄苦、绝望的心情。在东坡所有文学作品中，并非上乘，因此诗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当苏东坡酒后将这种心情诉诸笔端，形成书法作品时，便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绝望之后，就是新生。仅仅几天过后的三月七日，苏东坡听说黄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块田在找买主，已经以黄州为家的苏东坡，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看。

跑了那么远的路，田没有相中，回城路上还突然下雨，苏东坡等人身边又没有雨具，被淋成落汤鸡，过了好一会儿天才又放晴。别人都狼狈不堪，东坡则兴致盎然，于是便有了这一首千古绝唱《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已经战胜了寒食时那种悲苦的心境，转为随遇而安了。这从这个月所写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这里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与月初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境了。

这年七月，苏东坡和朋友们泛舟长江，去游览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写下了《前赤壁赋》。这也是历代所有赋文里，最受人喜爱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达了苏东坡此时的心境。当时和他同游的道士杨世昌感叹世间虽风月长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苏东坡则认为：

最后他说：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个“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场景，是苏东坡的画龙点睛之笔。化用了前人“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意境，表达了一种“人生如同一条小船，在命运的河里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飘向哪儿，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觉就是了”的感觉。

但人的灵魂的安放，又岂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个月写的另一首词里，苏东坡又再次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在这首词里，苏东坡想起古代英雄豪杰的功绩，依然会心驰神往。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只不过是时运不济，没办法实现这些理想，眼看着自己也快老了，只好自嘲道“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还是得回归到“人生如梦，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苏东坡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那种人被命运所羁绊、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于是就又有了这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这里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表明在这一时刻，东坡先生毕竟还是心中有所“营营”，因而未免有“恨”。

到十月十五日，苏东坡再一次夜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这篇没有《前赤壁赋》那么有名，大概是因为苏东坡只是描述了一幅奇幻的画面，而并没有说自己的感悟的原因。但这篇赋的开头部分，却也是极其经典的场景：

这里写得如此充满了生活气息，平凡人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普普通通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得这样兴趣盎然，这样温情脉脉。这岂非正是东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拨动我们心弦的地方吗？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因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一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王闰之这年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对苏东坡的一生也有巨大的影响。

前面说过，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家里也买了几个歌姬。其中有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这些年一直跟在苏东坡一家身边。从杭州到黄州，经过八年的时光，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

元丰五年，这位姑娘成为苏东坡的侍妾。她的名字，就是王朝云。

在古代，男子虽然可以纳妾，但必须得正妻同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正妻出面张罗。所以王朝云成为苏东坡的侍妾，与王闰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王巩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意思是，在儿子不争气方面，我可以说和陶渊明差不多（陶渊明写过一首《责子诗》，哀叹自己五个儿子都不长进），但妻子却很贤惠，这点我就胜过冯敬通了（东汉冯敬通妻子善妒，不让丈夫纳妾）。

第二年九月，王朝云生下苏东坡的第四个儿子，东坡非常高兴，为之起名“苏遁”，并写了一首《洗儿》诗：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总体而言，苏东坡在黄州，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开心的事情也非常多，加上心态逐渐转变，日子越过越幸福。

在苏遁出生的第二个月，苏轼写下了一篇美到极致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仍然是《前赤壁赋》心境的延续，但是更加闲适，更有生活气息，也更能击中人心。

加盐至今仍记得大学时读到此文时，心头的悸动感，似乎有一股热流，从心里面留过，文章的八十五个字，字字都说到了心坎里。此后若干年，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同一时期，苏东坡还写了另一篇小文《书临皋亭》，把这种感觉描写得更加直白：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是什么神仙境界啊！如果一辈子能就这样终老，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可惜，命运就是不让苏东坡过这样的神仙日子。

写完上面两篇小短文没过多久，宋神宗突然给苏东坡写了一封手札，诏曰：

这封手札的公文形式是“量移”，也就是说，皇帝解除了对苏东坡贬居黄州的惩罚，允许他移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去住了。量移虽然不是升官，但量移的官员身份已经不再是罪人。一般而言，“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也就是说，皇帝赦免了苏东坡此前的“罪过”，准备重新启用他了。

14

求田

苏东坡能够被赦罪北移，跟一则流言有关。

早先，宋神宗之所以让苏轼贬官，主要是他老唱反调，反对新法，让皇帝很没面子，所以必须予以阻止和惩罚。

贬到黄州之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一门心思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提新法的事。他的诗文经常传到皇宫，宋神宗每次读他的文章，连饭都忘了吃。他又觉得，苏东坡真是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所以这几年间，他也屡次和王珪等大臣商议，要把苏轼调回朝里使用，但都被王珪想办法推掉了。

到了元丰六年，有次不知怎么民间传出谣言，说苏东坡死了，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去写文章了。宋神宗也听到了消息，还很关心，特地派人查明是真是假。后来知道是谣言，但这件事情必定对皇帝有很大触动：与其让苏东坡去给玉皇大帝写文章，还不如给我写呢。

所以很快，宋神宗就让苏东坡“量移”了。

但对于苏东坡而言，这就是一个巨大考验了。他在黄州已经生活了四年，日子已经很安定；现在要重新被起用，眼看要当大官了。他必须得做一个抉择，是继续在黄州当农民，还是到朝中去当大官。

历来人们都认为，乌台诗案以及苏东坡的两次被贬，是他生命中的大考验。但何加盐认为，从黄州量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面临的最大一个考验。它让苏东坡拷问自己的内心：

我究竟是要去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还是就当过普通人，吟诗作赋，过好自己的日子？

如果世界上真有穿越这回事，我一定会穿回元丰七年春天的黄州，死死地拉住苏东坡，让他一辈子就住在黄州算了，不要再回官场了。临皋亭的神仙日子不好吗？何必要回官场受罪呢？

可惜的是，苏东坡此时毕竟还是凡人，没有成为坡仙，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回朝，做官。

元丰七年（1085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去往汝州。走之前，他写了一首词与黄州告别。其中说到：

这意思是，我也不想走，可是人生来往如梭，没办法呀。我此去，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你们要等着我呀。

但他此去，终究没有再回来。黄州，从此只在梦里。

从黄州出发后，由于这次不是贬谪，没有限期到达，所以走得比较从容。

苏轼先去了一趟向往已久的庐山。不过不知为何，他觉得和庐山“不相亲”，所以也没怎么歌咏庐山。但尽管如此，他在庐山西林寺墙壁上留的一首诗，依然成为写庐山的诗里，知名度仅次于李白《望庐山瀑布》的千秋佳作：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庐山下来，苏轼特地绕道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在那里当市场管理员的弟弟苏辙，再把长子苏迈送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德兴县去当县尉，顺便写了一篇后世中学语文课文《石钟山记》，再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去拜访王安石。

路上，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此时六七月份，正值一年中最热的天气，长江中游就如一个火炉一样，日日于江水中行船，暑气蒸腾之下，人的难受可想而知。大人还能忍受，小孩就没办法了，朝云去年生下的孩子苏遁，于七月份不幸夭折。

这孩子长得特别像苏轼，苏轼也尤其喜爱他。去年九月还高兴地写诗，希望孩儿“无灾无难到公卿”。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孩子连话都没学会说，就死掉了。

此时苏轼已经48岁，突然丧此幼子，悲痛可想而知。他自己抱着死去的孩子上岸去埋葬。回来的时候看着怀抱空空，不禁泪下如雨。而回船上听朝云哀哭着说自己也不想活了，看到床头架子上的小孩衣服，更是心痛如绞，于是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一整天动都不动，觉得人生怎么这么难。

但是，人生再难，日子也得照样过。长江的水滚滚向东，不因人的悲痛而停止，时间的流逝，同样也如此。

苏轼一家的坐船，沿着长江，一路走到了金陵。在这里，苏轼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在变法后期，已经发现自己的很多理想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难以按照原来设想的路线推行，于是渐渐心灰意冷，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退休。

尽管宋神宗多次要求他继续出来主持变法大局，但是对一个心已经灰冷的老人来说，无论怎么强求，都是白费力气。最后也只好允许他在金陵闲居，不问世事。

当抛开了政治上的纷争，王安石对苏轼才华的欣赏就凸显出来。每次黄州有人来金陵，他总要问，苏子瞻又有什么新妙语呀？

而苏轼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与沧桑，对新法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新法里面的有很多措施，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要做的。对于王安石冒着得罪天下士大夫的风险，忍受着巨大的骂名，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推行新法，而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功效，也感到由衷的敬佩。

所以两人此前的恩怨，至此全部都一笔勾销，相互之间只有欣赏和亲近。

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码头去迎接苏轼，苏轼听到王安石亲自来了，连正装都来不及穿，帽子都来不及戴，赶紧下船相揖，并抱歉地说：“我今天穿着野服来见大丞相了”。

王安石一笑，说：“礼岂是为我辈所设”。

苏轼在金陵逗留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和王安石相见。他们谈了很多很多。作为读书人，也作为体制内人员，他们难免会谈到究竟是建功立业，还是退休隐居的问题，尤其是苏轼现在要面临着继续入朝做官，还是干脆直接在山野终老的抉择。

王安石给苏轼讲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刘备曾经批评许汜，说他只会求田问舍，而没有忧国忘家。但我认为，忧国忘家，最终只会‘可怜身世两徒劳’，还是‘问舍求田意最高’”。

他劝苏轼就在金陵这里住下算了，大家当个邻居。

这代表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经历过奋斗，经历过辉煌，经历过磨难，经历过挣扎之后，以血泪教训得来的人生感悟：与其追求建功立业，还不如平平淡淡过一生。这对苏轼的触动很大——何况他本来心中就隐藏着一个归田园的梦。

于是，苏轼开始在金陵及周边“问舍求田”，看了很多地方，最后经朋友蒋之奇的帮助，在常州宜兴买了一块田。

买好田以后，苏轼上了一封奏折，乞求宋神宗同意自己在常州居住。但由于一直没得到回音，只好继续北上，同时再次上表乞求。走到南都（今河南商丘），终于得到宋神宗的回复：官职不变，允许常州居住。

这下，苏轼终于摆脱了“来往如梭”的状态，可以放心地安家终老了。

谁知，没过一个月，神宗皇帝驾崩，他的儿子宋哲宗继位。

北宋朝廷一个新的时代，又到来了。这将是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

苏轼再一次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走向了更加身不由己的命运。

15

青云

宋哲宗继位时，年仅八岁，无法管理朝政，于是由他的祖母，也就是宋神宗的母亲，当朝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氏作为宋英宗的皇后，对宋仁宗、宋英宗时期天下安宁的状态怀念不已。宋神宗在位时，她多次劝自己的儿子不要变法，可是志向高远的宋神宗根本就不听她的。

现在，作为太皇太后，高氏终于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了。神宗皇帝刚一去世，她立马就启用了司马光等一批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保守派旧臣。

司马光很快成为了新的宰相，一上任，他就开始着手尽废新法，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旧法。

苏轼作为被宋神宗打击过的“熙宁旧臣”，自然也在起用之列。在常州才住了个把月，他便收到新的任命：授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也就是担任登州地区（今山东蓬莱）的最高军政长官。

苏轼已经坐了很多年的冷板凳，骤然受到这般恩宠，毕竟抵挡不住心头的火热。于是放弃了常州居住计划，答应了朝廷的任命，赴登州上任去了。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三个月才从常州走到登州。

期间，苏轼经过自己十一年前曾经担任知州的密州，看到当时拾捡的弃婴，都已经长大了，感到无限欣慰，同时也感慨时光飞逝，自己也已经变成老人了。

但到登州才待了五天，就又收到了新的任命：授礼部郎中。

于是苏轼又马不停蹄地往京城去，于元丰八年十二月，抵达开封。在京还没待几天，新的任命又下来了：迁中书省起居舍人，即皇帝身边的侍从官。

接下来的一年里，苏轼先是升任中书舍人，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兼任经筵侍读，也就是当了皇帝的老师。苏辙也同样屡被提拔，最终高居副宰相之位。

宋神宗期间被贬斥的旧臣们，纷纷回到朝中。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新法一条条被废除。甚至连此前已经运行得十分良好的，显而易见比旧法更优的，如差役法，也全部废掉了。

王安石起初对这些变化不发一言，后来听到连差役法也给废掉了，不禁叹息：“连这个都给废了？那是我和先帝整整探讨了两年，穷尽了一切利弊，才实施的。此法终究是不该废掉的。”

苏轼在此前本已对王安石变革有了新的思考和理解，甚至在金陵和王安石写诗唱和时，还写过一句“从公已觉十年迟”。这句话表面是说十年之前没有和王安石交好，现在才有机会一起求田问舍做邻居，实际上不无表达反思自己对新法态度的意味。

所以，对于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他又看不过去了。尤其是为了差役法是否要废除，他和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可惜司马光终究没有听他的。

苏轼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王安石在位，他反对王安石；司马光在位，他又反对司马光。

有一次在家里饭后散步，他摸着肚子问侍女们说，“你们猜这里面都是什么？”一位婢女说，“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说，“都是见识”。苏轼都摇头。只有王朝云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这才捧腹大笑，说“朝云知我”。

不过，他的不合时宜这回倒还没有引起什么不良后果。一是司马光虽然也执拗，但是毕竟比王安石宽厚，没有打击报复苏轼；二是司马光回来任宰相，本已年高（六十六岁），为了尽快废除新法，每天劳累不堪，积劳成疾，才一年多时间就逝于任上，逝世前哀叹：（新法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而他一辈子最大的政敌王安石，已经早他四个月就去世了。

尽管苏轼在是否尽废新法的问题与守旧派大臣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他们还是同一战线，要共同面对神宗时期的变法派对手。

苏轼兄弟既然在这个江湖，就逃不开这些。而且他们对于打击变法派，也是毫不手软。这中间除了政治分歧之外，也还夹杂着私人恩怨。例如对李定等当时在乌台诗案中搞他的人，他们在奏折中也会猛烈攻击之。尤其是苏轼担任为皇帝起草圣旨的官员，对那些他不喜欢的变法派，他就会在圣旨里骂得狗血喷头。

苏轼的文章写得好，论人忠奸，都直达骨髓，他写起来痛快淋漓，但是被斥的人也对他恨之入骨。苏轼兄弟，就结下了一个一个大仇人，为自己未来埋下了后患。

尤为可惜的是，苏轼早年最好的朋友之一章惇，作为变法派核心人物和最高官员（知枢密院事，为“三公”之一，主管全国军事，位仅在宰相之下），此时受到了守旧派的激烈攻击。苏辙和苏轼，也都加入了攻击之列。

苏辙上了一封《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猛烈弹劾章惇，说他的一些做法，不是为了公心，而是为了“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只要能给司马光使坏，他就不管对朝廷是有利还是有害。又说章惇位居军国大位，“用心如此，岂不深误国计？” 请皇帝“早赐裁断，特行罢免，别让章惇得逞，害了国家大事。”

几天之后，章惇就被贬出朝廷，到汝州当知州去了。而他到了地方，本已心情郁闷，结果又看到苏轼的一封奏折把他骂了一顿。

那本来是苏轼拒绝为一个叫沈起的官员写任命书而说明理由的“词头”，但不知为何，他却顺手捅了章惇一刀，说“王安石一帮人，为了求军功，枉开边衅，结祸四夷，如章惇等……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以章惇和苏轼的关系，以及此前章惇在苏轼落难的时候冒着仕途和生命危险对苏轼的帮助，此刻受到苏轼兄弟这样的对待，其心情可想而知。

苏轼丝毫未觉察自己正在给未来挖坑，除了章惇之外，他还得罪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得罪的人：程颐。

程颢、程颐兄弟是当年和苏轼、苏辙一同参加进士考试的，但他们俩兄弟没有苏轼兄弟的好运，程颢考上了，程颐却落榜了。

程颐本来就很聪明，为人处世处处以圣人为标准。他落榜后，发奋读书，大有所成，后来开始收徒讲学，名满天下。在后世被人尊为“程子”，即“程朱理学”的那个程。

宋哲宗即位后，大臣们为他选择老师，司马光等一致推荐程颐。于是程颐以布衣身份，一朝而成为“帝王师”，与任“经筵侍讲”的苏轼成为了同事。

程颐作为老师，对小皇帝非常严格。有一次课间休息，小皇帝折了一根柳枝玩，被程颐看见了，狠狠批评了一顿。

司马光知道后，叹息着说：以后皇帝不会亲近儒生了。

但司马光此时才看出问题，为时已晚。后面整个大宋朝，都会为宋哲宗对儒生的怨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程颐与苏轼的性格截然不同。程颐端严肃穆，苏轼则活泼洒脱，俩人互相看不惯。而苏轼又口无遮拦，老是讽刺程颐，说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奸人。

最大的一次冲突，出现在司马光去世的时候。当时正值神宗皇帝灵位入太庙的祀典，这算一个“吉礼”。百官祝贺完之后，相约去司马光家里吊唁。

但程颐拦住大家，说：孔子如果哪天哀哭了，那天就不再唱歌。今天我们刚行完吉礼，又去参加丧礼，于礼不合。

苏轼则极力主张应该去。争执之下，苏轼讥讽道：“这也不知道是哪个泥巴坑里来的乡巴佬所制的礼。”

百官哄堂大笑，程颐则面红耳赤。后来辑录程颢、程颐言论的《二程集》如此记述：“（程颐）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与其党类巧为谤诋”。这里“以文章名世者”，就是指苏轼。

这些争执，在苏轼来说是随口而出，但是，要知道，程颐和哥哥程颢当时已经门生满天下，朝中都有很多大臣，都对他们执弟子礼。老师受辱，对这些弟子来说，更是奇耻大辱。他们便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展开报复；而苏轼、苏辙也有自己的朋友、门生，双方互相攻击，逐渐就形成了所谓的“洛党”和“蜀党”之争。

苏轼回到朝廷没几年，虽然官位节节高升，但是一则不合时宜地反对全盘恢复旧法，得罪了保守派；二则兄弟俩齐心协力打击变法派，又得罪了变法派；三是口无遮拦，又得罪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再加上太皇太后的过度恩宠而引起的嫉妒，又得罪了更多眼红的人。

于是，他很快就成了众矢之的。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飞向年轻的宋哲宗和执政的太皇太后。

苏轼一方面不堪其扰，另一方面也很恐惧。就一再向太皇太后请求让自己到地方上去任职，不要留在朝中了。太皇太后刚开始一直挽留，但是苏轼说：“我一天不离开，这里的是非一天不解”。太皇太后只好依从他的心意，让他担任杭州知州。

于是，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终于脱离了京城这个牢笼，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杭州。

上次来当通判时，他才三十四岁，而这次再来，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

这次再来杭州，和上次的担任通判就完全不同，苏轼成为杭州主管军政的第一人了，有了足够的地位和能力，在杭州留下政绩。

苏轼主要做了救灾民、设医馆、通六井、治西湖四件大事。前两件救活了无数老百姓；第三件解决了杭州百姓几百年来受盐潮所害，水泉咸苦的弊病；而疏通西湖，建筑湖堤，使得西湖不再堙塞为患，不仅大收钱粮之利，更造就了西湖的如画美景，后人将其主持修建的堤坝称为“苏公堤”，简称“苏堤”，至今仍是西湖最美的地方。

苏轼任满离杭后，杭州人民筑生祠报答他，此后二十多年，当地人民家中依然悬挂他的画像，饮食必祝。而我们今天能欣赏到西湖美景，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享受苏公当年留下的余荫。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还没满两年，就又被太皇太后召回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此时，苏辙已经连连升官，成为了尚书右丞。苏轼觉得兄弟俩都当如此高官，也太招摇了，从天地盈亏的角度来讲，太满了就必定会惹来祸患，于是屡次上表请辞，但太皇太后死活都不答应，他没办法，只好回朝就任。

但刚一回来，就遭遇程颐弟子们的迎头痛击。洛学门人朱光庭、贾易等，早就对苏轼极其不满。几年前，朱光庭就已经狠狠地弹劾过苏轼，导致苏轼被迫寻求外放。这回贾易又站出来，说苏轼几年前写过的一首诗有问题。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很显然，这首诗写得喜气洋洋，表达了作者听到好消息时的欢悦心情。

问题是，写此诗的时候，宋神宗才去世两个月。于是贾易等就攻击苏轼，说他是听到宋神宗死掉的消息才这么开心的，又说苏轼代写的大臣任命书里提到宋神宗时，用了“民亦劳止”（这是《诗经》里批评周厉王的诗句）这样的说法，把宋神宗比作周厉王。

凡此种种，就是为了证明苏轼、苏辙“必欲让他们兄弟来把持国事，让四川人占据重要职位，聚集小人，残害忠良，这难道不是心怀险诈、一步步地倾覆我们的国家吗?”

苏轼倒也聪明，说，我写诗的时候，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当时在乡下，听到乡人在谈论新上任的皇帝，夸奖“好一个少年官家”（宋朝口语称皇上为“官家”），所以才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此时太皇太后还信任苏轼，所以没有因此而治罪。但是对“洛党”和“蜀党”的这种党派斗争也感到极端厌恶，于是就各打五十大板，把苏轼和贾易都放出去当地方官了。

就这样，苏轼回朝中还没半年，徒惹了一身麻烦，只不过是把杭州知州变成了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

颍州倒是也个好地方，公事比较闲，苏轼每天有很多时间都在颍州西湖和颍水边流连。

但这种日子也没过多久，几个月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命令，改苏轼为扬州知州。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大宋朝廷任命官员的儿戏：苏轼去年三月从杭州进京任职，八月改知颍州，今年二月又改知扬州，前后才十一个月，就换了杭州、京城、颍州、扬州四个地方，除去路上行走和业务交接的时间，每个地方能真正干活的日子就没几天。

这种飘零感，让苏轼无比厌烦，但是人在官场，又逃无可逃，他不禁羡慕起陶渊明弃官不做的魄力和种豆南山的悠闲。

于是到扬州后，苏轼开始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寻找精神寄托。他每天都喝点小酒，颓然坐睡，也不知道是醉是醒，然后就和（hè）陶渊明的《饮酒》诗。陶渊明写了二十首，苏轼也和了二十首。

可人生的无奈就是，苏轼越是想追求陶渊明的境界，就越是得不到。在扬州又几个月，朝廷又把他弄回去了，先是当兵部尚书，过三个月又改任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6岁，身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三个职位，恩宠之荣，一时无二。

但是，他只要人在朝中，老问题就必定会到来。回来没多久，又受到御史的激烈攻击。他实在是受不了，就又上书请求去江南地方上任职。太皇太后还是不许。

这是太皇太后最后对苏轼的拒绝，或者说最后的保护。

这年九月，太皇太后病逝，十六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他很快就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不过不是让苏轼去心心念念的江南，而是发配去了边疆地区，宋辽交界处的定州（今属河北保定）。

在定州任命下来之前，苏轼就已经遭遇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陪伴他二十五年的爱妻王闰之，以四十五岁年龄，病逝于家。

王闰之二十岁嫁给苏轼，经历过繁华，更经历过苦难。

在密州，苏轼把家财都捐出去救助弃婴，她毫无怨言，并且耐心抚慰苏轼因种种烦心事而带来的苦闷；在湖州，苏轼被突然逮走，她跟着担惊受怕；在黄州，家里没钱，只能种田为生，她辛辛苦苦操持家务，还体贴地帮苏轼藏着斗酒，以待他不时之需……

她也许不像王弗那样能给苏轼以思想上的启迪，不像朝云那样能懂得苏轼的心思，但她是这个家的主妇，是苏轼相濡以沫的“老妻”。

苏轼没有为她留下专门的诗词，但是伤痛却一点也不少。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写道：“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在写给她的祭文里，苏轼说：“已矣奈何，泪尽目干”。后来苏轼自己去世时，遗命与王闰之同葬。

办完妻子的丧事，定州的任命也下来了，苏轼于九月中旬启程赴任。

按惯例，作为戍边的官员，在赴任前，皇帝要接见，叮嘱几句。但是苏轼去觐见时，皇帝却让他奉诏速行，不许入见，理由是可笑的“本任阙官，迎接人众”。意思是说，定州那边等着你去上任，而来迎接你的人还在这候着你。

苏轼愤懑不平地上表抗议，说“本任阙官，自然有转运使暂时代替我的职务，又不会误事；迎接人众，只不过多花十天钱粮，有何不可？”

奏折交上去后，皇帝根本不理，苏轼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上任。

此时，他明显感到了朝政在发生变化，但还只是以为自己大不了就在定州终老，而不知道，大宋朝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6

岭南

宋哲宗登基时才八岁，中间太皇太后执政八年，到小皇帝亲政时，也才十六岁，正处于叛逆期。

前面说过，程颐的严肃教育，让他对儒生产生强烈的反感。而太皇太后执政时，他和太皇太后相对而坐，大臣们都对着她汇报，小皇帝曾经抱怨，自己只能见到大臣的后背和屁股。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太皇太后对小皇帝管得很严，年轻的小皇帝对她不仅没有感情，反而怀恨在心。

在他心中，宋神宗就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而太皇太后却把宋神宗用生命来推行的政策，全部给毁了。这十年，他唯一的心思，就是默默等待太皇太后死去，等待自己亲政的那一天。

现在，他终于等来机会。太皇太后驾崩后，他迅速把太皇太后提拔起来的官员们罢免或贬黜，把宋神宗时期的官员们纷纷启用。

苏轼在定州兢兢业业地当着边帅，使定州重现了四十多年前名帅韩琦治下的军威。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他已经注定的悲惨命运。

此时的朝廷中，新进的变法派纷纷占据高位。弹劾苏轼的奏章，又如雪片般飞到皇帝的御桌上，所弹劾的内容，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回没有了太皇太后的保护，小皇帝对他曾经的老师，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御笔一挥：贬！

于是，苏轼到定州才半年，就接到了新的诏令：撤销原来的一切官职、差遣，以左朝奉郎（正六品）知英州。

英州，即今天的广东清远英德，处于五岭之南，在古代是令中原人士闻风丧胆的瘴疠之地。宋朝祖制不杀文官，贬到岭南，就是对文官最重的惩罚了。

当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黄州时，受他牵连最重的朋友是王巩，当时就被贬到岭南的广西宾州。苏轼对此极为内疚，多次写信道歉、慰问。

而王巩在那里，也确实过得比较凄惨，一个儿子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死在家中，他自己在岭南也多次生病，差点死在那里。

后来王巩遇赦北归，和苏轼在京城见了面。苏轼发现他气色很好。而跟王巩一起赴岭南的一位歌姬，后来成为王巩侍妾的宇文柔奴（小名“点酥娘”），也是显得比以前更年轻。

苏轼当时曾问柔奴，岭南应该很不好吧？

没想到柔奴笑笑说：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苏轼特别感慨，专门为柔奴写了一首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没想到，十年过去，苏轼自己也要来到岭南了。面对未知的前途，他只能拿以前的诗句来自我安慰了。

但命运并不轻易放过苏轼，而是还要一直考验他能不能真正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苏轼从定州南下的路途中，朝廷里变法派弹劾他的奏章，还在不停地上，每次都是说，苏轼的罪恶太重，现有惩罚还不够，还要再加重。

于是，他从定州出发没几天，就收到新的命令：左朝奉郎降官为左承议郎，差遣仍然是知英州。

又过几天，又收到新的命令：“合叙复日不得与叙”。意思是，以后按惯例进行的升迁考核，他不得参加。这是要让苏轼永久不得翻身。

灾难还没到头。此时，之前被苏辙弹劾下台，又被苏轼捅上一刀的老友章惇，被宋哲宗起用，当了丞相，开始执政了。他开始了对苏轼的疯狂报复。

苏轼南下走到一半的时候，最新任命下来了：罢免左朝奉郎，罢免英州知州，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又走几天，连“建昌军司马”也给罢免了，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然惠州安置。

“安置”与“知州”，不可同日而语。知州好歹还是一方大员，“安置”就大概等同于流放，要被当做罪臣监视居住，而且也基本上没有了俸禄，只有少量“折支”。

原来被贬为知州，苏轼还想着带家人一起去上任。但是改为“安置”后，原来确定的一家人全部过去的计划，就已经不现实。

好在当初在宜兴买了田，靠收田租还能勉强度日。于是苏轼决定全家分成两拨，主要家眷都留在宜兴。他带着幼子苏过南下。家中所有姬妾全部遣散，任由自便，只有朝云自愿追随苏轼，便一起赴岭南。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苏轼终于抵达了惠州。此行今天走高速全程为一千九百二十八公里，差不多折合为四千里。按古代交通状况，很多地方都要避开大山，或只能走水路，把绕的路都算起来，苏轼这一路至少走了五六千里路。

一路跋涉，五十七岁的苏轼虽然劳累不堪，倒也兴致勃勃。当天就写下到惠州后的第一首诗：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加盐试译：仿佛曾经来过这地方，难道是做梦？我开心得就像刘邦从老家捉过去的鸡和狗一样，走在长安城边仿造的沛县丰邑村庄里，都能找回各自的窝。这里的官员和老百姓奇怪地问，你到底犯啥事啦，给流放到这儿？父老们则互相搀扶着来迎接我这个老头。汉代的苏武，没想到还能从漠北返回汉地；三国的管宁，也曾决定就在辽东终老，后来不也回去了吗。岭南风景好，酒也好，品行高洁的主人，也愿意接待我这个暂居这里的过客。）

从这首诗来看，虽然经历了一贬再贬，而且收到“不得叙复”的命令，但苏轼的心目中，究竟还是觉得自己在这里就是一个“寓公”，他认为自己早晚会像苏武、管宁那样，再回到中原的。

谪居的日子，对苏轼来说，早已轻车熟路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刚开始，他寄居在当地的官方接待所“合江楼”，但罪贬之人不能久居官所，只住了半个月，就寄居到附近的嘉祐寺了。

此时的苏轼，还时常有自怨自怜的意思。如看到梅花开放，他就会想起当年谪赴黄州的凄惨，说当时见到梅花曾断魂，现在流落复相见，南蛮之地风雨飘摇，让我心中忧愁。

但随着对惠州风物渐渐熟悉，以及来往的朋友渐渐增多，他的心态，又渐渐好起来。

在某次爬山的过程中，苏轼原本想爬到一座名叫“松风亭”的小亭子，但是年纪大了，爬到半山腰感觉很累，心想，这怎么能爬得到啊。

哀叹了一会儿，苏轼心中如同一道闪电闪过：我为什么非要爬到松风亭呢？就在这半山腰歇息，又有什么不行的呢？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想到这里，他豁然开朗，觉得自己就像一条挂在钓钩上的鱼，突然得到解脱一样。

是啊，人生何必孜孜以求于这个那个，就安心享受当下已经拥有的，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就如北返中原的念头，原本时时萦绕在苏轼心中。现在突然觉得，就在惠州待着不也挺好的吗？就好比自己是惠州的一个秀才，考科举没考上，回到家乡安度一生，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至此，那个曾经误入凡尘，当大官享尽繁华，又不幸被贬历尽磨难，还放不下心头执念的苏轼，终于恢复成我们深深喜爱的，自在洒脱的苏东坡了。

他开始享受惠州的山山水水，享受生活赋予的一切美好了。

例如，吃到惠州的荔枝，他写下了这首诗：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由于太穷，买不起肉吃，他就去市场上买别人不要的羊骨头，煮了以后，用酒泡一泡，撒点盐一烤，他抱着能啃一整天，觉得非常开心。唯一觉得抱歉的就是，围着他的狗就不高兴了。

但他在这里开心，朝中有人就不高兴。

章惇把苏东坡流放到惠州，还觉得不过瘾，就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任命苏家的仇人为“广南东路提刑”，也就是负责广东省司法、刑狱和监察的最高长官。

这位仇人，名叫程之才，是苏东坡的亲表哥，也是前姐夫。当年姐姐病逝，父亲苏洵认为是程家虐待所致，写诗文痛骂程家，并与之绝交，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不得不说，章惇这一招很高明，也很狠毒。以程之才此时的地位和能量，以两家世仇的关系，他给苏东坡随便找点茬，就够苏东坡受的了。

但章惇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苏东坡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天真，但并不是傻子。程之才来了后，苏东坡第一时间想办法攀上交情，表明想要重归旧好之意。

程之才其实不像苏洵想的那么坏。年轻时因为自己没照顾好妻子，致其去世，两家反目成仇，他自己也一直都心中耿耿，早想找机会修好。

于是，苏东坡和程之才相见之下，不仅没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反而充满表兄弟之间的友爱。苏东坡多了一个照顾他的兄长。

程之才出面帮忙疏通，苏轼又住回了合江楼，直到一年后，程之才任满北返，他才再搬回嘉祐寺。

解决了“仇人”的大问题，又解决了住处，苏东坡就更潇洒了。除了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把酒言欢之外，他也做了很多于民生有益的事情。

尽管苏东坡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流放官员，但是他出面张罗，帮助收拣曝尸荒野的野外枯骨，在惠州推广他在浙江见过的插秧农具“秧马”，修建东江浮桥等等。

为了做这些事，苏东坡捐出自己微薄的积蓄不算，还把朝服上用的犀带都变卖了，甚至还写信给苏辙求助。正好当时苏辙的妻子史夫人入宫觐见太后，获得过一些赏赐，都捐了出来。

苏东坡如此大力地做这些利民的事情，一是他爱民的情怀和慷慨的本性使然，第二也是完全下定决心，把惠州当成家，以后就在这里终老了。

绍圣三年（1096年），苏东坡倾尽最后的力量，在亲友及惠州老百姓的帮助下，在惠州白鹤峰盖了一所房子，同时写信给长子苏迈，让他带领家眷，从宜兴举家南迁，到惠州定居。

看着新居渐渐盖起，苏东坡的心情，十分愉悦。

但是，房子盖到一半时，苏东坡又一次遇到沉重的打击：王朝云因感染瘟疫，突然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朝云从十二岁进入苏家，二十岁成为侍妾，至此已经与苏东坡相识二十二年，相伴十四年。

她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又善解人意，是苏东坡的灵魂伴侣。

在苏东坡流落岭南的岁月里，由于王闰之早已去世，其他姬妾也已遣散，就是她和苏东坡相依为命，照顾苏东坡的起居，抚慰他的灵魂。

对晚年（即将六十）的苏东坡而言，他和朝云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肉欲层面，而进入到纯粹的精神境界。他曾经给朝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又有词曰：“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前者讲修道，后者讲学佛，都是说从此再无云雨，只有潜心问道的意思。

朝云死后，苏东坡写下《悼朝云》诗，其中有“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

意思是：好遗憾不能和你长相厮守，只能祝愿你早归佛土极乐世界（朝云信佛），我很伤心，我们的尘缘至此已了，以后生生世世，都再也见不着面了。

尽管如此悲伤，日子还是要继续。

白鹤峰新居继续盖着，经过大半年的营建，于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终于落成。

又过一个月，长子苏迈带领一家老小，浩浩荡荡地从宜兴一路奔波，终于到达惠州，和苏东坡会合了。

此时，他们已经分开三年，如在梦中。

虽然穷居岭南，但是看到新房子已经盖好，子孙又济济一堂，已经六十岁的苏东坡，也不禁开心起来。他在《和陶时运四首》里高兴地写道：

……

苏东坡和子孙们，在新家里，笑声未落，就又收到了新的贬令：

琼州是今天的海南海口，昌化是今天的海南儋州。这封贬令的意思是，苏东坡必须得离开惠州，到海南儋州去被监视居住了。

命运就是如此不怜悯苏东坡。连一个六十岁老人最后安居的心愿，都要打得粉碎。

而苏东坡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还是跟他的诗有关。

在嘉祐寺居住期间，有了松风亭“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的顿悟，他觉得这样的小日子过得也很不错，便在诗里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前面说过，苏诗一出，很快就会传遍天下。尽管此时他人在岭南，但诗早已传到京城。章惇看到后，说道：“苏某居然还这么快活？”

于是顺手就把他贬到海南去了。

贬令如军令，一天都不得停留。收到贬令的第二天，苏轼便不得不动身往海南走。他把家人留在惠州，只带幼子苏过在身边照顾。

由于刚盖了房子，没有钱，还要写信去找人借钱。朝廷本应给他支付“折支”，但拖欠了三年，到现在一文钱都没拿到。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路费。

以苏轼六十岁的年纪（按当时算法为六十二岁），被贬到海南，几乎就是让他死在那里了。他自己也断定生还无望，便和家人哭着诀别。同时打定主意，到了海南后，第一件事是做棺材，第二件事是修墓地。

此时，苏辙也被贬到岭南来了，任所是广东省最南端的雷州半岛，正好和海南隔海相望。虽然被贬雷州对苏辙是很悲惨的命运，但此时对他们兄弟俩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大喜事，因为正好可以见上一面了。

五月十一日，兄弟俩在广西藤州的梧江上相见，此时距上次分别，已经近四年。他们终于能重温“夜雨对床”之乐了。

从藤州到雷州，刚好一个月，兄弟俩同吃同住，度过了人生最后的相伴时间。

六月十一日，苏东坡在徐闻登舟赴海，与弟弟挥泪作别。

从此之后，他们再未相见。

17

不恨

海南岛，在宋朝时还属于极其蛮荒的地方。中原人士对岭南都畏之如虎，何况海南。

环境之恶劣从渡琼州海峡开始。苏东坡以前没坐过海船，当时又恰遇北风，海浪如山，令人为之“眩栗丧魄”。

渡海之后，又陆行十几日，他年老力衰走不动，只能坐肩舆，被人抬着走。但走到半路，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从半梦半醒中淋醒。

苏东坡不禁感叹：“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意思是，我这辈子到哪里才能有个安歇的地方啊，四面环顾，真的是没路可走了。

他只好安慰自己：这又是雨又是风的，大概是天上的神仙在举行宴会，知道我马上要去和他们会合（意思是自己快死了），所以高兴的吧。

好不容易到了被流放的昌化，发现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啥都没有。”

他又病又愁，只好埋怨自己“学道未至”，说自己在这里，只不过是“日就灰槁而已”。

刚开始，当地官府可怜他，允许他租借官屋先住下。这个官屋也非常破，海南雨多，每次下雨的时候，一晚上要起来多次挪地方，因为找不到一个不漏雨的地儿。

但尽管住着这样的房子，后来还被章惇知道了，派人将苏轼和儿子赶了出来，说是“贬官不得侵占公屋”。

父子俩只好找了个桄榔林，躺在树下栖身。后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才建起一栋土屋，起名为“桄榔庵”。

更惨的是没有东西吃。当时海南岛农业不发达，粮食要从大陆跨海运来，有时候出现风暴，来往船只断绝，就会断粮。

碰到这种时候，苏过就只能找点芋头煮了给苏东坡吃，苏东坡还拍着桌子叫好，说“天上的东西我不知道，但人间绝无此美味！”

有一次连芋头都没得吃了，苏东坡只好带着苏过练习“龟息法”，也就是每天早上对着太阳喝风，美其名曰“吸食初生日光”。

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开始回想自己吃过的好东西，写了一篇《老餮赋》，历数完世间的山珍美味，苏东坡写道：“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此时，苏东坡对一切都已经不再奢望了，能有口吃的，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盼望。

有一天，正在哀叹自己身居海岛，不知何时能返中原，苏东坡突然领悟到：世界上谁不是住在岛上呢？琼州是一个海岛，中国又何尝不是一个海岛？既然如此，有何必斤斤计较于自己穷居海岛呢？

想通了这点，苏东坡再次豁然开朗。

再一次，他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开始生活和灵魂的自救。

他亲手盖了房子，又亲手开辟了菜园，自己种菜。结果种完后，他看着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是这么可爱，竟然舍不得吃了。

他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黎族人民成了好朋友。经常到他们的园子里去讨菜，到他们家里去喝酒。

有时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家，只能“但寻牛屎觅归路”，因为模模糊糊记得，自己“家在牛栏西复西”。

这时候，他最爱的就是陶渊明的诗。由于手头没什么书可看，一部陶渊明集，他不敢多看，每次只看一篇，生怕看完了就没得看了。

他决定，此生要尽和（hè）陶诗，就是说，陶渊明一生写的所有诗，他都要用同样的韵脚，追和一遍。

后来，苏辙编辑苏东坡的作品，在苏东坡的《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

苏辙不愧是苏东坡最亲的弟弟。他说的这话，完美地概括了苏东坡此时的境界：以无何有之乡为家，不管身处那里，都是回家了。

正当苏东坡已经达到了“以无何有之乡为家”，随处皆可云归的时候，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远在几千里外的京城，突然又发生大事：哲宗皇帝驾崩了，年仅二十三岁。他的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新皇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次转机，获得“量移廉州”的待遇。

虽然廉州（今属广西北海）仍然是岭南偏远之地，但好歹是在大陆。而且，“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六月，苏东坡离开海南，给当地的黎族朋友们写诗告别。诗云：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对此时已经六十三岁，经历过沧桑百态的苏东坡来说，海南已经成了他的家，而眉州反而成了临时寄居之地。现在离开海南，只不过是像有事要远游一样。人生是生、是死、是梦，三者已经分不出孰优孰劣。

六月二十日，苏东坡登上北去的船，离开了海南岛。他说：

兹游奇绝冠平生

——是啊，人生有这么奇特的游历经历，即使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又有什么可以遗憾和怨恨的呢？

苏东坡冒着台风和雷雨，从雷州半岛坐海船赶到广西廉州，还没安顿好，又得到新的任命：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

于是又从廉州前往湖南，途中特地绕道广州，与惠州赶来的家人会齐，然后再往永州去。没走多久，又被改为“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外军州任便居住”七个字，这意味着，苏东坡再也不用赶来赶去了，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住就在哪住。

从此，他彻底自由了。

弟弟苏辙也已经起复，也可以“任便居住”了。苏辙选择了回河南颖昌，并写信极力邀请苏东坡也去颖昌，兄弟俩从此住在一起，永不分离。

苏东坡接受了弟弟的倡议，一路北返，但半路又听到朝中纷纷传言，说苏轼此次回京城京，是要当宰相；而又有反对的人，正准备全力阻止苏轼当宰相，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写奏折呢。

他当即放弃了去颖昌的念头——颖昌离京城太近，他实在是怕了。于是最终决定，就定居他喜欢的常州吧。

经过一路艰难跋涉，同行的仆人都病死了六个，一直到中山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苏东坡一家才终于来到了金陵（今南京）。

此时，有老朋友约苏东坡在离金陵不远的镇江金山一晤。

在金山寺，苏东坡看到老友李公麟画的一幅他的画像，百感交集，遂提诗一首于上：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从此诗可以看出，对于此时的苏东坡而言，什么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全与自己无关。他曾经留下过德政的杭州、密州、徐州，都不足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真正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反而是最落魄的时候所待的地方：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三个地方，他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是却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只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自然的心，懂得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就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宁。

在黄州、惠州、儋州，他的身体没有得到自由，他的命运没有得到自由，但是他的心灵却得到了自由。

可惜的是，苏东坡脱离了空间的限制，又被时间的牢笼困住了。

写完自题画像诗的当月，苏东坡就开始生病。到六月，病越来越重，晚上整夜整夜都无法入睡，只能坐着喂蚊子，怎么都盼不到天明。

就像上次他的小儿子苏遁死去的情形一样，六月的长江，暑气蒸腾，苏东坡年老体衰，早已经受不住。只能停止前行，暂时靠边休息。

在镇江京口，有一位特殊客人求见，他就是章惇的儿子，也是苏轼曾经的学生。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苏轼，章惇已经被贬到雷州去了，就是苏辙当初被贬到的地方。由于传闻都说苏轼要当宰相，他希望苏轼能网开一面，放过父亲，不要报复。

苏轼强撑病体，给学生写了一封回信。其中说道：“我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有些意见不一致，但是交情并没有减少”。又热心地开导章惇，说雷州那边风土不恶，寒热适中，不用担心。并且把自己的养生秘方告诉了章惇，希望他在那边好好保养身体。

但章惇在雷州，还是受到了天命的惩罚。由于当初他定下的规矩，贬官不得住官舍，他只好自己去租民居，结果看好那一家，一听说是京城来的贬官，死活都不租给他。说：“当初我租房子给苏辙大人，结果章惇宰相派人把我抓起来，非要我冤枉苏辙是强租民房，把我搞得半死。我再也不敢租房子给贬官了。”

不过，此事苏东坡已经不知道了。因为这年七月，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先是跟孩子们告别。说：“我平生不做坏事，死了不会下地狱。你们到时候不要哭，让我安静地去。”

去世前夕，他的多年好友，佛教大师维琳，前来帮助度化。苏轼当时神志还清醒，口占一偈曰：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意思是：我和你都是丙子年出生的，到现在活了快三万天啦。哪怕一天念一千遍佛偈，人生还是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哪容人们说什么呢。人之所以有各种患难，就是因为有这个肉身，如果肉身没有了，也就没有了痛苦。我这辈子常笑话鸠摩罗什，白白地念了那么多神咒啊。

维琳大师问，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苏东坡此时口齿已经不清晰，便勉强提笔，写道：

意思是，当年鸠摩罗什病危的时候，给弟子三部西域神咒，让他们念诵，帮助自己解除灾难，但最终却没能把他救回来。

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后写下的文字。

宋徽宗中山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六十四岁的苏东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临终前，维琳大师说：别忘记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苏东坡勉力说道：西方不无，但此中着力不得。（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是我的心里不能着力）

另一位朋友钱世雄也在旁边大声说：你一直致力于研究佛道，此时更须着力。

苏东坡说：着力即差。（如果非要着力，那就错了）

长子苏迈再问：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苏东坡不再作答，瞑目而逝，遂成坡仙。

（全文完）

主要参考资料：

【1】苏东坡新传，李一冰，四川人民出版社

【2】苏轼十讲，朱刚，上海三联书店

【3】苏轼传，王水照 崔铭，人民文学出版社

【4】苏轼集，苏轼

【5】东坡志林，苏轼

【6】仇池笔记，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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