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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下篇)!


2022年12月16日  浏览(1274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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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加盐
微信号ID:ihejiayan

上回说到,苏轼在湖州当知州,本来非常快活,却突然爆发了人生中最大的灾难:乌台诗案。

书接上文,继续下篇:

苏轼像/作者:苏轼好友,李公麟


12

诗案


乌台诗案的引子,其实早在六年前就已经埋下。

熙宁六年(1073年),苏轼还在杭州当通判,接待了由朝廷到浙江来巡察水利的一位同僚。这位同僚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名叫沈括。

按当时习惯,这种接待,难免互相写诗唱和。沈括就恭维苏轼的诗写得太好了,让苏轼把近期写的诗给自己抄一份,他要回去好好学习。

苏轼很高兴地给他抄了一份。没想到沈括回去后,把抄的诗逐一划线,标注,往皇帝那里一交,说苏轼“词皆讪怼”。所谓“讪”,就是讽刺;所谓“怼”,就是怨恨。所以沈括这一招,也是挺狠的。

——北宋期间的文人关系,就是这样,平时不妨互相交往,但是涉及到政见时,又互相攻击,甚至是陷害,我们很难用黑白分明的标准,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有时双方都是好人,但就是水火不容。例如王安石和司马光,人品道德都无可挑剔,互相怼起来也是非常狠的。

这个特点在后面也会一再出现。虽然我们讲述苏轼的命运,必然会说到那些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人,但是大家不能就此认为,那些人就是大坏蛋。如果我们一个一个去查那些人的资料,会发现,他们在历史上的名声,似乎并不差。

沈括也是如此。他内心是偏向于变革的,所以对于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革派,顺手打击一下,是当时常见的操作。不过,他的这个动作当时没起到什么作用,宋神宗直接搁置不理。

到六年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当时苏轼到湖州任职,按惯例要给皇帝写一个“谢表”。本来都是谢恩的话,但是却被人挑出毛病来。出问题的两句话是: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实话讲,这两句话里面,确实是有牢骚和讽刺意味的。尤其是第一句,说“皇帝知道我愚蠢,不能适应时代,难以跟上那些‘新进’官员的步伐”,这里一是指明了皇帝不给自己升官,二是讽刺了那些新进的官员,暗示自己不屑与他们为伍。

于是,以御史李定为首的“新进”们就借此发难,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为了坐实苏轼的罪行,李定等除了指“谢表”的事以外,还找来苏轼的诗文为证,说苏轼“讪谤君上”、“指斥乘舆”,“其罪当诛”。

前面说到,苏轼在杭州期间,目睹新法的弊端和老百姓的悲苦,写了很多诗。其中有很多都是抨击新法的。

本来在以前,诗人写诗发发牢骚,也没什么,但在苏轼的时代,由于活字印刷术的流行,他的集子成为风靡天下的读物,这就给朝廷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实际上,在当时的政坛格局上,司马光虽然被认为是保守派的代表,但他在和王安石的政争中失败后,就回老家修《资治通鉴》去了,从此往后,整整十五年,对新法不再发一言。

而苏轼,本来就已经继承欧阳修的衣钵,成为当时的文坛盟主,他写的每一首诗,每一篇文章,都是天下疯传。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已成为实实在在的言论领袖,是当时对新法影响最大的反变法派。

在六年前,变法的台前人物还是王安石,反对声浪再大,宋神宗也可以躲在后面,让王安石出来抵挡明枪暗箭,当替罪羊。但王安石罢相后,由于新任的吴充和王珪能力与声望都不够,宋神宗只能亲自主持政务。

所以元丰年间,变革就不再是“王安石变革”,而是“宋神宗变革”了。这时候还批评新政,就不是批评宰相,而是直接批评皇帝,性质就完全变了。

恰好此时,杭州的出版商又搞了一个《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其中不少诗作都涉及到新法,此书风行之下,人们每诵读一遍,就等于骂皇帝一遍。

这就是李定等人弹劾苏轼的奏折中,说他“指斥乘舆”的背景(“乘舆”代表皇帝)。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宋神宗此前再欣赏苏轼,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圣明天子的面子、权威,以及确保新法还能更好地推行,他无论如何都要打压苏轼的气焰。(注:此观点并非何加盐的发明,而是复旦大学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里面的分析,加盐觉得很有道理,在此拓展用上。感谢朱刚老师的启发。也在此特别推荐大家看一看《苏轼十讲》)

所以,六年前沈括上书,宋神宗可以不当一回事,现在就要慎重对待了。神宗下令:查!

当时,苏轼正在湖州优哉游哉,丝毫不知道灾难降临。

朝廷派太常博士皇甫遵,带领两名台卒前往湖州,缉拿苏轼归案。

苏轼从未经历过这种阵仗,顿时吓得六神无主。刚开始躲在里面不敢出去,湖州通判祖无颇说:“事已至此,躲也躲不过,还是得出去”。

苏轼问:“那我该穿什么衣服呢?”他觉得自己已经是罪犯,就不能穿官服了。

祖无颇说:“现在还不知道什么罪名,还是应该穿官服”。

苏轼于是就穿着官服出去见皇甫遵。

皇甫遵见到苏轼,一言不发,就冷冷盯着他。两名台卒面露凶恶,虎视眈眈。

苏轼惶恐地说:“我向来惹恼朝廷的地方很多,今日必是赐死,请让我和家人诀别。”

皇甫遵这才开口说,“不至如此”。

然后叫台卒抓人。

于是,两名台卒就把苏轼绑起来,带走。后来有旁观者如此描述:“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苏轼家人闻讯,赶紧前来追赶,哭声震天。

苏轼这会儿倒是定下神来,回头跟妻子王闰之说:“你就不能像杨处士的妻子那样,作首诗送我吗?”说得王闰之破涕而笑。

苏轼说的杨处士,是宋初的一位隐士,以会写诗闻名。宋真宗慕其名,叫人召他来,让他写诗。杨处士说我不会写诗。宋真宗问,那你来的时候,有人写诗给你送行吗?杨处士说,只有妻子写了一首,说“更休落魄贪杯酒,亦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想必苏轼以前给王闰之讲过这个故事,所以闰之闻言而笑。

苏轼一路被押到京城,只有长子苏迈随行。他有好几次想要投水自杀,但由于台卒看得紧,没有成功。到京后,被关在御史台审问。由于御史台有很多乌鸦,人称“乌台”,所以后来他的案子就被称为“乌台诗案”。

审讯的主要方式,是把苏轼的诗集以及他与朋友们唱和的诗文全部找来,挑出其中可能涉及到批评朝政的,一句一句审问,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想而知,这种审讯,必定是非常残酷的。苏轼自己没有详述都受到哪些折磨,但是当时在他隔壁牢房因另一个案子也在受审的另一位大臣,写诗描述过自己听到的苏轼牢房的动静,说是“垢辱通宵不忍闻”。

苏轼刚开始还辩解,说我的诗没有讽刺朝政之意,后来被折磨得受不了,只好一首一首地分析,这句是讽刺青苗法、那句是讽刺盐法……

主审此案的李定,有一次在群臣等待上朝的时候,感叹说:“苏轼真是奇才”。

朝臣不知他何意,都默不作声。李定见无人理会,又自言自语地补充道:“前二三十年所作诗文,引援经史,随问即答,无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

虽然感叹苏轼之才,但李定是王安石力排众议提拔起来的坚定的变法派,对苏轼这个死硬的反变法派,必诛之而后快。

苏轼也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在入狱前,他就和儿子苏迈说好,你在外面打探消息,如果平安无事,每天给我送饭时,就送肉和蔬菜;如果判了死罪,就送鱼,我好有所准备。

有一次,苏迈没钱了,出城去找亲友借钱,没法给苏轼送饭,就委托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不知道他们的约定,他看苏迈以前老送肉和蔬菜,就想给苏轼换换口味,于是就送了鱼。

苏轼一见之下,大惊失色,老泪纵横,无比悲痛,以为必死无疑。

他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留给弟弟苏辙。其中之一如此写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

(加盐试译:圣明的皇帝像天一样普照大地,万物生机盎然,只有我这个卑微的臣子,因为自己愚蠢而自取灭亡。日子还没活够呢,就因为乱说话欠下了命运的债,现在要以死来偿还,可怜家里十口人无依无靠,要连累弟弟你啦。我埋在哪里都无所谓,只是想起弟弟你一个人,未来碰到下雨的夜晚,回想起我们夜雨对床的约定,该多么伤心呀。我多希望生生世世都能和你做兄弟,让我们再续今生未了的缘分。)

这首诗,可以说是千古以来,写兄弟情最为感人的一首了。“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这两句,任谁读来,都不得不为苏轼和苏辙的这种深情而感动。

图片

等苏迈回来,苏轼才发现闹了个乌龙,自己白伤心了一场。

虽然李定他们奏折说得狠,但御史台的审理结果,还是相对公正的,说苏轼“谤讪朝政”,依律当“剥夺二官,徙二年”,但是由于当时正遇上朝廷大赦天下,所以“会赦当原”,也就是说,徙二年的责罚可以免掉,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马上可以当庭释放。

但关键是,苏轼的命运并不是法律层面决定的,而是政治层面,就看皇帝要怎么处置他。

当时有很多人都在设法营救。弟弟苏辙自不待言,恨不得用自己的性命去换哥哥出来。其他一向和苏轼兄弟交好的范镇、张方平等,也都向皇帝上书求情。杭州老百姓听说苏轼是因为帮他们说话而入狱,一边集体上书,一边焚香祷告,希望皇帝放了苏轼。

而变法派的宰相王珪,却还在皇帝面前煽风点火,借苏轼的一首诗,说他显然“有不臣之心”。苏轼的老友章惇直接在朝堂上就和王珪吵起来。退朝以后还气愤难平地说:“宰相你这是要灭人家族吗?”

王珪尴尬地说,“这是御史舒亶说的。”

章惇直接怼王珪说:“难道舒亶的口水你也吃吗?”

章惇不顾自己得罪宰相,都要为朋友说话的义举,让苏轼后来一直感动不已。

更难得的是,王安石的亲家,现任左相吴充,和王安石的弟弟,时任修注官王安礼,都为苏轼说话,说如果杀了苏轼的话,神宗就会在历史上留下“不能容才”的评价。

最有分量的是退隐江陵的王安石,也上书为苏轼说情,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王安石的话对宋神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毕竟,对于志向高远,追求青史留名的宋神宗而言,他绝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杀名士”这样的恶名。

但帮宋神宗最后下定决心的,是他的祖母,也就是仁宗皇帝的皇后,现在的太皇太后,她流着泪跟神宗说:当初仁宗皇帝说苏轼和苏辙是宰相之才,是留给后代子孙用的,不能乱杀。我现在已经病重,咱们不能再伤害天地的中和之气。

神宗说:“我们大赦天下,为您求福求寿。”

太皇太后说:“不须赦天下凶恶,把苏轼放了就行了。”

在以上种种因素综合之下,神宗最终决定将苏轼流放到外地。文献记录下来的对苏轼的最终处理结果为:

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其中“特责”二字,表明这是皇帝的意见,不是法律判决的结果。实际上皇帝在法律判决的基础上,加重了对苏轼的惩罚,而不是如很多书上所说的,李定等一群小人要搞死苏轼,宋神宗惜才,保护了他。

而与苏轼有诗文往来的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轻重不等的惩罚。其中受牵连最重的是苏轼的老朋友,年轻时在成都就认识的王巩,因为他家里有苏轼的书信,没有及时上缴,所以直接被贬到了广西宾州,比苏轼本人的处罚还重;苏辙被贬到筠州(今江西高安),当了一个市场管理员;其他的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人,也受到罚铜二十斤、三十斤不等的处罚。

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后世喜欢苏轼的人来说,也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苏轼在被审判时,有关部门勒令所有苏东坡的诗文都要上缴,一群如狼似虎的隶卒,把他家人坐的船团团围住,搜捡一空,一家子老人小孩都被吓得半死。

后来,王闰之夫人气得把家中所存的苏轼作品,全都扔到火里烧掉了,一边烧一边骂:“让你喜欢写书,写了有什么鬼用,把我们吓成这样!”

等事情平定后,再来整理,发现苏轼原来所有的作品,百分之七八十都遗失了。

烧书的时候,苏轼还在牢里,对此一无所知。他总共待了四个多月,才得以重见天日。

死里逃生后,他赶紧喝杯酒压压惊,整个人如同还在梦中,不敢相信已经出来了。拿起笔来写诗,才发现,经过这一场磨难,胸中无数诗情,似要喷薄而出。苏轼情不自禁写下这样两句:

却对酒杯还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

“已如神”这三个字,从后来苏轼的文字中得到充分印证,并不是夸张。从此之后,苏轼的文学写作,确确实实进入到了“如神”的境界了。

一百三十多天的牢狱之灾,几次濒临死亡的恐惧,对苏轼毫无疑问是极其悲惨的噩梦。但是换来“试拈诗笔已如神”,却不知道,乌台诗案,究竟是祸耶,福耶?


13

黄州


黄州(现湖北黄冈)是一座极小的小城,在宋朝乃是偏无人知的小地方。罪臣的贬谪之所嘛,能是什么好地方呢。

元丰三年(1080年)大年初一的早上,天寒地冻,43岁(按当时算法已经45岁)的苏轼,带着死里逃生的庆幸,带着前途未卜的迷茫,从开封南下,前往千里之外的黄州。

这一路的辛苦,自不待言。苏轼只能自我开解:“人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人就是寄居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法选择去哪儿,只要有鱼吃,有稻谷填饱肚子,就已经足够生活了。

行到离黄州城差不多还有百里的岐亭镇时,苏轼得到一个巨大的惊喜:他偶遇一位故人,十九年前在凤翔认识的,知州陈希亮的儿子陈慥。

在苏轼的印象中,陈慥家世殷实,他自己也是一位潇洒的公子爷,喜欢过浪荡游侠的生涯,视钱财如粪土,但此时,却在山里结庐隐居,和妻儿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苏轼大为震撼,和陈慥把酒言欢,在陈慥家住了五天,才继续前往黄州。

与陈慥的相遇,让苏轼心中大为安慰。有好友于此,在黄州,他就不会寂寞了。此后几年,他和陈慥互相往来,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超过一百多天。

到黄州后,由于没地方住,先寓居在一座名叫定慧院的庙里面。

刚开始,苏轼每天昏天暗地地睡觉,正应了他来黄州之前给弟弟写的诗:“畏蛇不下榻,睡足吾无求”。

这里面说的“蛇”,可不仅仅是蛇,还有比蛇更毒的人心呢。苏轼被人整怕了,害怕跟人交往,所以到了晚上才出来走走。他安慰自己说: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从这首《初到黄州》诗看来,他已经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不要悲叹命运不济,而是把注意力放到美好的事物上来。

但心态的调整,也不是易事,一定会经过多次的反复。苏轼同一时期的诗文,常常会出现这种矛盾。例如也是到黄州不久后写的另一首词,就表现了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心态: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孤独、寂寞、悔恨、幽怨、高傲……,此时还都盘绕在苏轼的心头。

但以苏轼的性格,他又岂会长时间甘于寂寞和幽怨呢?过不多久,他就受不了夜里独来往的生活了,而是到处走,不管是碰到僧舍,还是别人的宅院,就跑过去敲门,和人聊天,参观别人的园子。有一次,他竟然在某个园子里发现一株罕见的海棠花。

当时,海棠是苏轼的家乡西蜀的产物,在湖北很少见。苏轼猜想,或许是某只鸿雁把它的种子从故乡带过来的,结果如此雍容华贵的花朵,却长一个无人问津的山坡之上,开在一片杂花乱草之中,当地人也不知道其贵重。

苏轼感慨之下,便写了一首名为《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的诗,其中有句云“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这显然就是在说他自己。

后来,苏轼经常来这里看这株海棠花,无数次醉倒在花下。别人来找他求写字,他也常常写这首诗相送。

在黄州待了三个月后,其他家人也都过来和他会合了,一家人在寺庙里住不下,好在有当官的朋友帮他斡旋,而黄州知州徐大受也很尊敬苏轼,不把他当被贬谪的罪臣看待,于是就让苏轼和家人住进了一个叫“临皋亭回车院”的官方住所。

有了地方住,家里人也都聚齐,苏轼在黄州就有家的感觉了。原来在牢里的那些恐惧也已经渐渐淡去,对黄州逐渐熟悉,也有了很多来往的朋友,便开始觉出黄州的好来。

临皋亭就在长江边上,风景绝佳,苏轼作为“不得签书公事”的贬官,每天除了睡大觉,聊大天,喝大酒,竟然啥事都没有。只要心态一变,这就是神仙般的日子啊。

他给朋友写信说:

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此语一出,大家便知道,苏轼已经走出了阴霾,开始享受自然,享受人生了。

“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这一句千古名言,向我们明明白白地昭告:那个年轻时意气风发的苏轼,那个初入仕途时忙忙碌碌的苏轼,那个被陷害时凄凄惨惨的苏轼,已经离我们远去;而那个洒脱自在,热爱生活的苏轼,向我们走来了。

唯一令人不爽的,就是没钱。

作为贬官,苏轼无法享受正常的俸禄,只有少量的“折支”(宋朝给官员俸禄的一种,以实物的方式给付,官员可以拿去卖钱),由于数量很少,只能说聊胜于无。

前面也说过,苏轼做官二十多年,没有留下积蓄。到黄州后,计算历年所积,按照每天花钱一百五十文计算,大概只能维持家里一年的生活。

在给好友秦观的信里,他写了他和老婆过日子的方法:每个月月初从积蓄里取出四千五百钱,分作三十份,挂在房梁上。早上起床用叉子挑下一份,便把叉子藏起来。这每天一百五十钱,就是当天的用度,用完也不许再拿。如果没用完,就把剩余的钱放在一个大竹筒里,用于接待宾客。

他说,这些钱用一年没问题,至于用完了怎么办,到时再说,没必要提前焦虑。因此,心里没有一件事需要牵挂的。

虽然嘴里说“胸中都无一事”,但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也有愁人的地方。例如,他很想陈慥过来看他,但是家里又没有地方住。在信里他说:临皋亭虽然还有一间空房,但是夏天西晒太厉害了,闷热无比;要不然就到附近的承天寺去借宿;或者是江边有一条船,晚上睡船里也行。反正你先来,等你来了再说。

由于没钱,苏轼和家人只好节俭过日子。他自己研究出了很多做菜的办法,并写出《猪肉颂》《东坡羹颂》,以至后世还流传着“东坡肉”、“东坡羹”的做法。

又由于买不起酒,只能自己酿,还写了一首《蜜酒歌》以记之,这里面说道:

先生年来穷到骨,向人乞米何曾得。

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监河侯。

意思是我穷到饭都吃不上了,讨饭都讨不到,还好有蜜蜂造蜜,让我可以酿酒,蜜蜂可比小里小气不肯给庄子借粟的监河侯好多了。

不过这酒大概不好喝,据说喝了一次,搞得上吐下泻,就没再酿了。

但不管怎么节省,一家人的生活还是要过。钱这么少,总有用完的时候,到时候怎么生活呢?

好在有一个多年老朋友,名叫马正卿,想办法给苏轼弄了一块地。

这块地大概有五十来亩,已经荒废很久,全都是荆棘、瓦砾(不是这样的地,苏轼也拿不到啊)。苏轼带领家人,自己拿着锄头耙子,把地垦荒出来,累得筋疲力尽。作为读书人,估计苏轼前半辈子也从没干过这活。

他写诗叹道:“崎岖草棘中,欲刮一寸毛,喟焉释耒叹,我廪何时高……”

古来文人写诗,都是要表示我不在乎钱,只有苏轼,直接在诗里嚷嚷“我的工资啥时候能高一点啊”,倒显得格外可爱。

从那以后,苏东坡就开始了做农民的生涯。他老婆倒没什么抱怨,本来以前也就是农村女孩出身。甚至牛发病了,兽医都不知道什么病,王闰之都知道,并且给治好了。

除了开荒种地之外,为了缓解没有地方住的问题,苏轼倾尽全部家财,在黄州当地朋友们的帮助之下,盖起了一个有五间房的屋子。由于屋子落成的时候,正好在下雪,于是苏轼就将房子命名为“雪堂”,并画了很多雪景图,挂满了整间堂屋。

雪堂后来成了苏轼接待宾客的地方。不仅宴饮在这里,客人也住宿在这里。陈慥再来,就不用住临皋亭那间西晒的小房子了。

而从杭州、从四川、从不知道哪里来的人,也纷纷不远千里来找苏轼玩,有的甚至一住就是好几个月,好几年。住得最久的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还有一个乞丐——也不知道这些人给不给房租和伙食费。

有了田地,有了房子,黄州就真正成了苏轼的家了,孩子们说话都染上了黄州土语的口音。而他也确确实实爱上了这里,甚至起了终老于此地的心思。

由于这块田地位于黄州城出东门的山坡上,苏轼便名之曰“东坡”,而他自己也给自己起了个名,叫做“东坡居士”,从那以后,世人便开始以“苏东坡”这个名字称呼苏轼。

吃的,住的都解决了,朋友也常常往来。苏东坡终于可以真正放下心来,从容享受生活了。偶尔他依然还会悲叹自己的命运悲惨,但越来越多的时间里,他更加容易感受到的一种闲适、满足的心境。

这种矛盾体现苏东坡的文字中,让我们见识到一个时而苦闷,时而开心的苏东坡。

元丰五年(1082年)是中国文学史上极其有幸的一年,中文里最美的文字,有好多篇,都是产生于这一年,产生于心境变化之中的苏东坡之手。

这年三月,天寒多雨,苏东坡听说他喜欢的那株海棠花,被凄风苦雨摧残,美丽的花朵上都沾满了污泥。三月三日寒食节,他想起这已经是自己来黄州第三年,人生好像没什么指望了,就像那朵海棠花一样,陷落在污泥里,不禁悲从中来,写下两首《寒食雨》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这两首诗主要是表达一种郁闷、凄苦、绝望的心情。在东坡所有文学作品中,并非上乘,因此诗句本身不是很有名。

但当苏东坡酒后将这种心情诉诸笔端,形成书法作品时,便成为了中国书法史上赫赫有名的《寒食帖》。

绝望之后,就是新生。仅仅几天过后的三月七日,苏东坡听说黄州城三十里外的沙湖,有一块田在找买主,已经以黄州为家的苏东坡,便在朋友的陪同下,也去看了一看。

跑了那么远的路,田没有相中,回城路上还突然下雨,苏东坡等人身边又没有雨具,被淋成落汤鸡,过了好一会儿天才又放晴。别人都狼狈不堪,东坡则兴致盎然,于是便有了这一首千古绝唱《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东坡已经战胜了寒食时那种悲苦的心境,转为随遇而安了。这从这个月所写的另一首《浣溪沙》中,也表现得很明显。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这里的“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与月初的“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就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意境了。

这年七月,苏东坡和朋友们泛舟长江,去游览传说中的赤壁古战场,写下了《前赤壁赋》。这也是历代所有赋文里,最受人喜爱的一篇。

文章主要表达了苏东坡此时的心境。当时和他同游的道士杨世昌感叹世间虽风月长存,可惜人生易逝。而苏东坡则认为:

没必要悲伤人生的有限,也没必要羡慕长江的无穷。世间万物的变和不变,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在于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天地之间,很多东西不属于我们,那么何必去在意他们呢?只有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朵听见了就是美妙的音乐,眼睛看见了就是动人的风景,它们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给我们的无尽宝藏,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

最后他说: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这个“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场景,是苏东坡的画龙点睛之笔。化用了前人“从流飘荡,任意东西”的意境,表达了一种“人生如同一条小船,在命运的河里行走,何必管它把你飘向哪儿,你就安安心心地睡大觉就是了”的感觉。

但人的灵魂的安放,又岂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呢?在同一个月写的另一首词里,苏东坡又再次表现出矛盾的心态。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在这首词里,苏东坡想起古代英雄豪杰的功绩,依然会心驰神往。说明他内心深处,还是有建功立业的想法,只不过是时运不济,没办法实现这些理想,眼看着自己也快老了,只好自嘲道“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最后还是得回归到“人生如梦,不如喝酒”的自我安慰。

而到了九月份,苏东坡或许又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那种人被命运所羁绊、所捉弄而不得自由的感觉,又涌上心头。于是就又有了这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里的“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表明在这一时刻,东坡先生毕竟还是心中有所“营营”,因而未免有“恨”。

到十月十五日,苏东坡再一次夜游赤壁,写下了《后赤壁赋》。这篇没有《前赤壁赋》那么有名,大概是因为苏东坡只是描述了一幅奇幻的画面,而并没有说自己的感悟的原因。但这篇赋的开头部分,却也是极其经典的场景: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客曰:“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顾安所得酒乎?”
归而谋诸妇。妇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

这里写得如此充满了生活气息,平凡人的烟火气扑面而来。普普通通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得这样兴趣盎然,这样温情脉脉。这岂非正是东坡和其他所有文人不同,而最拨动我们心弦的地方吗?

苏东坡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也因为其中的“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时之需”这一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形象。

王闰之这年还做了另一件事情,对苏东坡的一生也有巨大的影响。

前面说过,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家里也买了几个歌姬。其中有一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这些年一直跟在苏东坡一家身边。从杭州到黄州,经过八年的时光,她已经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

元丰五年,这位姑娘成为苏东坡的侍妾。她的名字,就是王朝云。

在古代,男子虽然可以纳妾,但必须得正妻同意,甚至很多时候,都是正妻出面张罗。所以王朝云成为苏东坡的侍妾,与王闰之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苏东坡在写给朋友王巩的诗里,有这么两句:“子还可责同元亮,妻却差贤胜敬通”,意思是,在儿子不争气方面,我可以说和陶渊明差不多(陶渊明写过一首《责子诗》,哀叹自己五个儿子都不长进),但妻子却很贤惠,这点我就胜过冯敬通了(东汉冯敬通妻子善妒,不让丈夫纳妾)。

第二年九月,王朝云生下苏东坡的第四个儿子,东坡非常高兴,为之起名“苏遁”,并写了一首《洗儿》诗: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总体而言,苏东坡在黄州,尽管生活艰苦,但是开心的事情也非常多,加上心态逐渐转变,日子越过越幸福。

在苏遁出生的第二个月,苏轼写下了一篇美到极致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仍然是《前赤壁赋》心境的延续,但是更加闲适,更有生活气息,也更能击中人心。

加盐至今仍记得大学时读到此文时,心头的悸动感,似乎有一股热流,从心里面留过,文章的八十五个字,字字都说到了心坎里。此后若干年,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

同一时期,苏东坡还写了另一篇小文《书临皋亭》,把这种感觉描写得更加直白:

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于几上。白云左缭,清江右洄,重门洞开,林峦坌入。当是时,若有思而无所思,以受万物之备,惭愧!惭愧!

这是什么神仙境界啊!如果一辈子能就这样终老,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可惜,命运就是不让苏东坡过这样的神仙日子。

写完上面两篇小短文没过多久,宋神宗突然给苏东坡写了一封手札,诏曰:

(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才实难,不忍终弃。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这封手札的公文形式是“量移”,也就是说,皇帝解除了对苏东坡贬居黄州的惩罚,允许他移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去住了。量移虽然不是升官,但量移的官员身份已经不再是罪人。一般而言,“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也就是说,皇帝赦免了苏东坡此前的“罪过”,准备重新启用他了。


14

求田


苏东坡能够被赦罪北移,跟一则流言有关。

早先,宋神宗之所以让苏轼贬官,主要是他老唱反调,反对新法,让皇帝很没面子,所以必须予以阻止和惩罚。

贬到黄州之后,苏轼变成了苏东坡,一门心思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再也不提新法的事。他的诗文经常传到皇宫,宋神宗每次读他的文章,连饭都忘了吃。他又觉得,苏东坡真是人才,不用太可惜了。所以这几年间,他也屡次和王珪等大臣商议,要把苏轼调回朝里使用,但都被王珪想办法推掉了。

到了元丰六年,有次不知怎么民间传出谣言,说苏东坡死了,被玉皇大帝召到天上去写文章了。宋神宗也听到了消息,还很关心,特地派人查明是真是假。后来知道是谣言,但这件事情必定对皇帝有很大触动:与其让苏东坡去给玉皇大帝写文章,还不如给我写呢。

所以很快,宋神宗就让苏东坡“量移”了。

但对于苏东坡而言,这就是一个巨大考验了。他在黄州已经生活了四年,日子已经很安定;现在要重新被起用,眼看要当大官了。他必须得做一个抉择,是继续在黄州当农民,还是到朝中去当大官。

历来人们都认为,乌台诗案以及苏东坡的两次被贬,是他生命中的大考验。但何加盐认为,从黄州量移,才是他生命中真正面临的最大一个考验。它让苏东坡拷问自己的内心:

我究竟是要去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还是就当过普通人,吟诗作赋,过好自己的日子?

如果世界上真有穿越这回事,我一定会穿回元丰七年春天的黄州,死死地拉住苏东坡,让他一辈子就住在黄州算了,不要再回官场了。临皋亭的神仙日子不好吗?何必要回官场受罪呢?

可惜的是,苏东坡此时毕竟还是凡人,没有成为坡仙,他终究还是选择了回朝,做官。

元丰七年(1085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去往汝州。走之前,他写了一首词与黄州告别。其中说到: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这意思是,我也不想走,可是人生来往如梭,没办法呀。我此去,说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你们要等着我呀。

但他此去,终究没有再回来。黄州,从此只在梦里。

从黄州出发后,由于这次不是贬谪,没有限期到达,所以走得比较从容。

苏轼先去了一趟向往已久的庐山。不过不知为何,他觉得和庐山“不相亲”,所以也没怎么歌咏庐山。但尽管如此,他在庐山西林寺墙壁上留的一首诗,依然成为写庐山的诗里,知名度仅次于李白《望庐山瀑布》的千秋佳作: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从庐山下来,苏轼特地绕道筠州(今江西高安),去看望在那里当市场管理员的弟弟苏辙,再把长子苏迈送到饶州(今江西上饶)德兴县去当县尉,顺便写了一篇后世中学语文课文《石钟山记》,再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去拜访王安石。

路上,一件极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由于此时六七月份,正值一年中最热的天气,长江中游就如一个火炉一样,日日于江水中行船,暑气蒸腾之下,人的难受可想而知。大人还能忍受,小孩就没办法了,朝云去年生下的孩子苏遁,于七月份不幸夭折。

这孩子长得特别像苏轼苏轼也尤其喜爱他。去年九月还高兴地写诗,希望孩儿“无灾无难到公卿”。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孩子连话都没学会说,就死掉了。

此时苏轼已经48岁,突然丧此幼子,悲痛可想而知。他自己抱着死去的孩子上岸去埋葬。回来的时候看着怀抱空空,不禁泪下如雨。而回船上听朝云哀哭着说自己也不想活了,看到床头架子上的小孩衣服,更是心痛如绞,于是躺在床上默默流泪,一整天动都不动,觉得人生怎么这么难。

但是,人生再难,日子也得照样过。长江的水滚滚向东,不因人的悲痛而停止,时间的流逝,同样也如此。

苏轼一家的坐船,沿着长江,一路走到了金陵。在这里,苏轼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拜访王安石。

王安石在变法后期,已经发现自己的很多理想在现实中处处碰壁,难以按照原来设想的路线推行,于是渐渐心灰意冷,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退休。

尽管宋神宗多次要求他继续出来主持变法大局,但是对一个心已经灰冷的老人来说,无论怎么强求,都是白费力气。最后也只好允许他在金陵闲居,不问世事。

当抛开了政治上的纷争,王安石对苏轼才华的欣赏就凸显出来。每次黄州有人来金陵,他总要问,苏子瞻又有什么新妙语呀?

苏轼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历练与沧桑,对新法也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认为,新法里面的有很多措施,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当时的情况下必须要做的。对于王安石冒着得罪天下士大夫的风险,忍受着巨大的骂名,以坚忍不拔的精神推行新法,而且产生了这么大的功效,也感到由衷的敬佩。

所以两人此前的恩怨,至此全部都一笔勾销,相互之间只有欣赏和亲近。

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码头去迎接苏轼苏轼听到王安石亲自来了,连正装都来不及穿,帽子都来不及戴,赶紧下船相揖,并抱歉地说:“我今天穿着野服来见大丞相了”。

王安石一笑,说:“礼岂是为我辈所设”。

苏轼在金陵逗留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和王安石相见。他们谈了很多很多。作为读书人,也作为体制内人员,他们难免会谈到究竟是建功立业,还是退休隐居的问题,尤其是苏轼现在要面临着继续入朝做官,还是干脆直接在山野终老的抉择。

王安石给苏轼讲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刘备曾经批评许汜,说他只会求田问舍,而没有忧国忘家。但我认为,忧国忘家,最终只会‘可怜身世两徒劳’,还是‘问舍求田意最高’”。

他劝苏轼就在金陵这里住下算了,大家当个邻居。

这代表着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在经历过奋斗,经历过辉煌,经历过磨难,经历过挣扎之后,以血泪教训得来的人生感悟:与其追求建功立业,还不如平平淡淡过一生。这对苏轼的触动很大——何况他本来心中就隐藏着一个归田园的梦。

于是,苏轼开始在金陵及周边“问舍求田”,看了很多地方,最后经朋友蒋之奇的帮助,在常州宜兴买了一块田。

买好田以后,苏轼上了一封奏折,乞求宋神宗同意自己在常州居住。但由于一直没得到回音,只好继续北上,同时再次上表乞求。走到南都(今河南商丘),终于得到宋神宗的回复:官职不变,允许常州居住。

这下,苏轼终于摆脱了“来往如梭”的状态,可以放心地安家终老了。

谁知,没过一个月,神宗皇帝驾崩,他的儿子宋哲宗继位。

北宋朝廷一个新的时代,又到来了。这将是一个更为动荡的时代。

苏轼再一次被时代的潮流裹挟,走向了更加身不由己的命运。


15

青云


宋哲宗继位时,年仅八岁,无法管理朝政,于是由他的祖母,也就是宋神宗的母亲,当朝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高氏作为宋英宗的皇后,对宋仁宗、宋英宗时期天下安宁的状态怀念不已。宋神宗在位时,她多次劝自己的儿子不要变法,可是志向高远的宋神宗根本就不听她的。

现在,作为太皇太后,高氏终于有机会实践自己的政治理念了。神宗皇帝刚一去世,她立马就启用了司马光等一批宋仁宗、宋英宗时期的保守派旧臣。

司马光很快成为了新的宰相,一上任,他就开始着手尽废新法,恢复宋仁宗时期的旧法。

苏轼作为被宋神宗打击过的“熙宁旧臣”,自然也在起用之列。在常州才住了个把月,他便收到新的任命:授朝奉郎,知登州军州事。也就是担任登州地区(今山东蓬莱)的最高军政长官。

苏轼已经坐了很多年的冷板凳,骤然受到这般恩宠,毕竟抵挡不住心头的火热。于是放弃了常州居住计划,答应了朝廷的任命,赴登州上任去了。一路走走停停,花了三个月才从常州走到登州。

期间,苏轼经过自己十一年前曾经担任知州的密州,看到当时拾捡的弃婴,都已经长大了,感到无限欣慰,同时也感慨时光飞逝,自己也已经变成老人了。

但到登州才待了五天,就又收到了新的任命:授礼部郎中。

于是苏轼又马不停蹄地往京城去,于元丰八年十二月,抵达开封。在京还没待几天,新的任命又下来了:迁中书省起居舍人,即皇帝身边的侍从官。

接下来的一年里,苏轼先是升任中书舍人,再升翰林学士知制诰(正三品),兼任经筵侍读,也就是当了皇帝的老师。苏辙也同样屡被提拔,最终高居副宰相之位。

宋神宗期间被贬斥的旧臣们,纷纷回到朝中。在司马光的主持下,新法一条条被废除。甚至连此前已经运行得十分良好的,显而易见比旧法更优的,如差役法,也全部废掉了。

王安石起初对这些变化不发一言,后来听到连差役法也给废掉了,不禁叹息:“连这个都给废了?那是我和先帝整整探讨了两年,穷尽了一切利弊,才实施的。此法终究是不该废掉的。”

苏轼在此前本已对王安石变革有了新的思考和理解,甚至在金陵和王安石写诗唱和时,还写过一句“从公已觉十年迟”。这句话表面是说十年之前没有和王安石交好,现在才有机会一起求田问舍做邻居,实际上不无表达反思自己对新法态度的意味。

所以,对于司马光的尽废新法,他又看不过去了。尤其是为了差役法是否要废除,他和司马光争得面红耳赤。可惜司马光终究没有听他的。

苏轼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王安石在位,他反对王安石;司马光在位,他又反对司马光。

有一次在家里饭后散步,他摸着肚子问侍女们说,“你们猜这里面都是什么?”一位婢女说,“都是文章”;另一位婢女说,“都是见识”。苏轼都摇头。只有王朝云说:“是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这才捧腹大笑,说“朝云知我”。

不过,他的不合时宜这回倒还没有引起什么不良后果。一是司马光虽然也执拗,但是毕竟比王安石宽厚,没有打击报复苏轼;二是司马光回来任宰相,本已年高(六十六岁),为了尽快废除新法,每天劳累不堪,积劳成疾,才一年多时间就逝于任上,逝世前哀叹:(新法未除),吾死不瞑目矣。而他一辈子最大的政敌王安石,已经早他四个月就去世了。

尽管苏轼在是否尽废新法的问题与守旧派大臣有不同看法,但总体上,他们还是同一战线,要共同面对神宗时期的变法派对手。

苏轼兄弟既然在这个江湖,就逃不开这些。而且他们对于打击变法派,也是毫不手软。这中间除了政治分歧之外,也还夹杂着私人恩怨。例如对李定等当时在乌台诗案中搞他的人,他们在奏折中也会猛烈攻击之。尤其是苏轼担任为皇帝起草圣旨的官员,对那些他不喜欢的变法派,他就会在圣旨里骂得狗血喷头。

苏轼的文章写得好,论人忠奸,都直达骨髓,他写起来痛快淋漓,但是被斥的人也对他恨之入骨。苏轼兄弟,就结下了一个一个大仇人,为自己未来埋下了后患。

尤为可惜的是,苏轼早年最好的朋友之一章惇,作为变法派核心人物和最高官员(知枢密院事,为“三公”之一,主管全国军事,位仅在宰相之下),此时受到了守旧派的激烈攻击。苏辙和苏轼,也都加入了攻击之列。

苏辙上了一封《乞罢章惇知枢密院状》,猛烈弹劾章惇,说他的一些做法,不是为了公心,而是为了“使人人与司马光为敌”,只要能给司马光使坏,他就不管对朝廷是有利还是有害。又说章惇位居军国大位,“用心如此,岂不深误国计?” 请皇帝“早赐裁断,特行罢免,别让章惇得逞,害了国家大事。”

几天之后,章惇就被贬出朝廷,到汝州当知州去了。而他到了地方,本已心情郁闷,结果又看到苏轼的一封奏折把他骂了一顿。

那本来是苏轼拒绝为一个叫沈起的官员写任命书而说明理由的“词头”,但不知为何,他却顺手捅了章惇一刀,说“王安石一帮人,为了求军功,枉开边衅,结祸四夷,如章惇等……结怨交蛮,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

以章惇和苏轼的关系,以及此前章惇在苏轼落难的时候冒着仕途和生命危险对苏轼的帮助,此刻受到苏轼兄弟这样的对待,其心情可想而知。

苏轼丝毫未觉察自己正在给未来挖坑,除了章惇之外,他还得罪了一个绝对不应该得罪的人:程颐。

程颢、程颐兄弟是当年和苏轼、苏辙一同参加进士考试的,但他们俩兄弟没有苏轼兄弟的好运,程颢考上了,程颐却落榜了。

程颐本来就很聪明,为人处世处处以圣人为标准。他落榜后,发奋读书,大有所成,后来开始收徒讲学,名满天下。在后世被人尊为“程子”,即“程朱理学”的那个程。

宋哲宗即位后,大臣们为他选择老师,司马光等一致推荐程颐。于是程颐以布衣身份,一朝而成为“帝王师”,与任“经筵侍讲”的苏轼成为了同事。

程颐作为老师,对小皇帝非常严格。有一次课间休息,小皇帝折了一根柳枝玩,被程颐看见了,狠狠批评了一顿。

司马光知道后,叹息着说:以后皇帝不会亲近儒生了。

但司马光此时才看出问题,为时已晚。后面整个大宋朝,都会为宋哲宗对儒生的怨恨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程颐与苏轼的性格截然不同。程颐端严肃穆,苏轼则活泼洒脱,俩人互相看不惯。而苏轼又口无遮拦,老是讽刺程颐,说他是一个道貌岸然的奸人。

最大的一次冲突,出现在司马光去世的时候。当时正值神宗皇帝灵位入太庙的祀典,这算一个“吉礼”。百官祝贺完之后,相约去司马光家里吊唁。

但程颐拦住大家,说:孔子如果哪天哀哭了,那天就不再唱歌。今天我们刚行完吉礼,又去参加丧礼,于礼不合。

苏轼则极力主张应该去。争执之下,苏轼讥讽道:“这也不知道是哪个泥巴坑里来的乡巴佬所制的礼。”

百官哄堂大笑,程颐则面红耳赤。后来辑录程颢、程颐言论的《二程集》如此记述:“(程颐)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顾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仇,与其党类巧为谤诋”。这里“以文章名世者”,就是指苏轼。

这些争执,在苏轼来说是随口而出,但是,要知道,程颐和哥哥程颢当时已经门生满天下,朝中都有很多大臣,都对他们执弟子礼。老师受辱,对这些弟子来说,更是奇耻大辱。他们便在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展开报复;而苏轼、苏辙也有自己的朋友、门生,双方互相攻击,逐渐就形成了所谓的“洛党”和“蜀党”之争。

苏轼回到朝廷没几年,虽然官位节节高升,但是一则不合时宜地反对全盘恢复旧法,得罪了保守派;二则兄弟俩齐心协力打击变法派,又得罪了变法派;三是口无遮拦,又得罪了以程颐为首的“洛党”;再加上太皇太后的过度恩宠而引起的嫉妒,又得罪了更多眼红的人。

于是,他很快就成了众矢之的。弹劾他的奏折,如雪片一般飞向年轻的宋哲宗和执政的太皇太后。

苏轼一方面不堪其扰,另一方面也很恐惧。就一再向太皇太后请求让自己到地方上去任职,不要留在朝中了。太皇太后刚开始一直挽留,但是苏轼说:“我一天不离开,这里的是非一天不解”。太皇太后只好依从他的心意,让他担任杭州知州。

于是,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苏轼终于脱离了京城这个牢笼,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杭州。

上次来当通判时,他才三十四岁,而这次再来,已经是五十二岁的老人了。

这次再来杭州,和上次的担任通判就完全不同,苏轼成为杭州主管军政的第一人了,有了足够的地位和能力,在杭州留下政绩。

苏轼主要做了救灾民、设医馆、通六井、治西湖四件大事。前两件救活了无数老百姓;第三件解决了杭州百姓几百年来受盐潮所害,水泉咸苦的弊病;而疏通西湖,建筑湖堤,使得西湖不再堙塞为患,不仅大收钱粮之利,更造就了西湖的如画美景,后人将其主持修建的堤坝称为“苏公堤”,简称“苏堤”,至今仍是西湖最美的地方。

苏轼任满离杭后,杭州人民筑生祠报答他,此后二十多年,当地人民家中依然悬挂他的画像,饮食必祝。而我们今天能欣赏到西湖美景,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享受苏公当年留下的余荫。

元祐六年(1091)二月,苏轼在杭州担任知州还没满两年,就又被太皇太后召回京城,任命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此时,苏辙已经连连升官,成为了尚书右丞。苏轼觉得兄弟俩都当如此高官,也太招摇了,从天地盈亏的角度来讲,太满了就必定会惹来祸患,于是屡次上表请辞,但太皇太后死活都不答应,他没办法,只好回朝就任。

但刚一回来,就遭遇程颐弟子们的迎头痛击。洛学门人朱光庭、贾易等,早就对苏轼极其不满。几年前,朱光庭就已经狠狠地弹劾过苏轼,导致苏轼被迫寻求外放。这回贾易又站出来,说苏轼几年前写过的一首诗有问题。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

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很显然,这首诗写得喜气洋洋,表达了作者听到好消息时的欢悦心情。

问题是,写此诗的时候,宋神宗才去世两个月。于是贾易等就攻击苏轼,说他是听到宋神宗死掉的消息才这么开心的,又说苏轼代写的大臣任命书里提到宋神宗时,用了“民亦劳止”(这是《诗经》里批评周厉王的诗句)这样的说法,把宋神宗比作周厉王。

凡此种种,就是为了证明苏轼、苏辙“必欲让他们兄弟来把持国事,让四川人占据重要职位,聚集小人,残害忠良,这难道不是心怀险诈、一步步地倾覆我们的国家吗?”

苏轼倒也聪明,说,我写诗的时候,之所以这么开心,是当时在乡下,听到乡人在谈论新上任的皇帝,夸奖“好一个少年官家”(宋朝口语称皇上为“官家”),所以才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此时太皇太后还信任苏轼,所以没有因此而治罪。但是对“洛党”和“蜀党”的这种党派斗争也感到极端厌恶,于是就各打五十大板,把苏轼和贾易都放出去当地方官了。

就这样,苏轼回朝中还没半年,徒惹了一身麻烦,只不过是把杭州知州变成了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

颍州倒是也个好地方,公事比较闲,苏轼每天有很多时间都在颍州西湖和颍水边流连。

但这种日子也没过多久,几个月后,朝廷又下达新的命令,改苏轼为扬州知州。

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段时间大宋朝廷任命官员的儿戏:苏轼去年三月从杭州进京任职,八月改知颍州,今年二月又改知扬州,前后才十一个月,就换了杭州、京城、颍州、扬州四个地方,除去路上行走和业务交接的时间,每个地方能真正干活的日子就没几天。

这种飘零感,让苏轼无比厌烦,但是人在官场,又逃无可逃,他不禁羡慕起陶渊明弃官不做的魄力和种豆南山的悠闲。

于是到扬州后,苏轼开始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寻找精神寄托。他每天都喝点小酒,颓然坐睡,也不知道是醉是醒,然后就和(hè)陶渊明的《饮酒》诗。陶渊明写了二十首,苏轼也和了二十首。

可人生的无奈就是,苏轼越是想追求陶渊明的境界,就越是得不到。在扬州又几个月,朝廷又把他弄回去了,先是当兵部尚书,过三个月又改任礼部尚书。

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56岁,身兼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三个职位,恩宠之荣,一时无二。

但是,他只要人在朝中,老问题就必定会到来。回来没多久,又受到御史的激烈攻击。他实在是受不了,就又上书请求去江南地方上任职。太皇太后还是不许。

这是太皇太后最后对苏轼的拒绝,或者说最后的保护。

这年九月,太皇太后病逝,十六岁的宋哲宗开始亲政。他很快就批准了苏轼的请求,不过不是让苏轼去心心念念的江南,而是发配去了边疆地区,宋辽交界处的定州(今属河北保定)。

在定州任命下来之前,苏轼就已经遭遇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陪伴他二十五年的爱妻王闰之,以四十五岁年龄,病逝于家。

王闰之二十岁嫁给苏轼,经历过繁华,更经历过苦难。

在密州,苏轼把家财都捐出去救助弃婴,她毫无怨言,并且耐心抚慰苏轼因种种烦心事而带来的苦闷;在湖州,苏轼被突然逮走,她跟着担惊受怕;在黄州,家里没钱,只能种田为生,她辛辛苦苦操持家务,还体贴地帮苏轼藏着斗酒,以待他不时之需……

她也许不像王弗那样能给苏轼以思想上的启迪,不像朝云那样能懂得苏轼的心思,但她是这个家的主妇,是苏轼相濡以沫的“老妻”。

苏轼没有为她留下专门的诗词,但是伤痛却一点也不少。在给朋友的信里,他写道:“痛悼之深,非老人所堪”。在写给她的祭文里,苏轼说:“已矣奈何,泪尽目干”。后来苏轼自己去世时,遗命与王闰之同葬。

办完妻子的丧事,定州的任命也下来了,苏轼于九月中旬启程赴任。

按惯例,作为戍边的官员,在赴任前,皇帝要接见,叮嘱几句。但是苏轼去觐见时,皇帝却让他奉诏速行,不许入见,理由是可笑的“本任阙官,迎接人众”。意思是说,定州那边等着你去上任,而来迎接你的人还在这候着你。

苏轼愤懑不平地上表抗议,说“本任阙官,自然有转运使暂时代替我的职务,又不会误事;迎接人众,只不过多花十天钱粮,有何不可?”

奏折交上去后,皇帝根本不理,苏轼只好怀着沉重的心情上任。

此时,他明显感到了朝政在发生变化,但还只是以为自己大不了就在定州终老,而不知道,大宋朝早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


16

岭南


宋哲宗登基时才八岁,中间太皇太后执政八年,到小皇帝亲政时,也才十六岁,正处于叛逆期。

前面说过,程颐的严肃教育,让他对儒生产生强烈的反感。而太皇太后执政时,他和太皇太后相对而坐,大臣们都对着她汇报,小皇帝曾经抱怨,自己只能见到大臣的后背和屁股。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太皇太后对小皇帝管得很严,年轻的小皇帝对她不仅没有感情,反而怀恨在心。

在他心中,宋神宗就是一位英明神武的皇帝,而太皇太后却把宋神宗用生命来推行的政策,全部给毁了。这十年,他唯一的心思,就是默默等待太皇太后死去,等待自己亲政的那一天。

现在,他终于等来机会。太皇太后驾崩后,他迅速把太皇太后提拔起来的官员们罢免或贬黜,把宋神宗时期的官员们纷纷启用。

苏轼在定州兢兢业业地当着边帅,使定州重现了四十多年前名帅韩琦治下的军威。但是,这丝毫改变不了他已经注定的悲惨命运。

此时的朝廷中,新进的变法派纷纷占据高位。弹劾苏轼的奏章,又如雪片般飞到皇帝的御桌上,所弹劾的内容,还是和以前一样。

这回没有了太皇太后的保护,小皇帝对他曾经的老师,也没有什么感情可言,御笔一挥:贬!

于是,苏轼到定州才半年,就接到了新的诏令:撤销原来的一切官职、差遣,以左朝奉郎(正六品)知英州。

英州,即今天的广东清远英德,处于五岭之南,在古代是令中原人士闻风丧胆的瘴疠之地。宋朝祖制不杀文官,贬到岭南,就是对文官最重的惩罚了。

当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贬黄州时,受他牵连最重的朋友是王巩,当时就被贬到岭南的广西宾州。苏轼对此极为内疚,多次写信道歉、慰问。

而王巩在那里,也确实过得比较凄惨,一个儿子死在贬所,另一个儿子死在家中,他自己在岭南也多次生病,差点死在那里。

后来王巩遇赦北归,和苏轼在京城见了面。苏轼发现他气色很好。而跟王巩一起赴岭南的一位歌姬,后来成为王巩侍妾的宇文柔奴(小名“点酥娘”),也是显得比以前更年轻。

苏轼当时曾问柔奴,岭南应该很不好吧?

没想到柔奴笑笑说: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苏轼特别感慨,专门为柔奴写了一首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没想到,十年过去,苏轼自己也要来到岭南了。面对未知的前途,他只能拿以前的诗句来自我安慰了。

但命运并不轻易放过苏轼,而是还要一直考验他能不能真正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在苏轼从定州南下的路途中,朝廷里变法派弹劾他的奏章,还在不停地上,每次都是说,苏轼的罪恶太重,现有惩罚还不够,还要再加重。

于是,他从定州出发没几天,就收到新的命令:左朝奉郎降官为左承议郎,差遣仍然是知英州。

又过几天,又收到新的命令:“合叙复日不得与叙”。意思是,以后按惯例进行的升迁考核,他不得参加。这是要让苏轼永久不得翻身。

灾难还没到头。此时,之前被苏辙弹劾下台,又被苏轼捅上一刀的老友章惇,被宋哲宗起用,当了丞相,开始执政了。他开始了对苏轼的疯狂报复。

苏轼南下走到一半的时候,最新任命下来了:罢免左朝奉郎,罢免英州知州,授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又走几天,连“建昌军司马”也给罢免了,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仍然惠州安置。

“安置”与“知州”,不可同日而语。知州好歹还是一方大员,“安置”就大概等同于流放,要被当做罪臣监视居住,而且也基本上没有了俸禄,只有少量“折支”。

原来被贬为知州,苏轼还想着带家人一起去上任。但是改为“安置”后,原来确定的一家人全部过去的计划,就已经不现实。

好在当初在宜兴买了田,靠收田租还能勉强度日。于是苏轼决定全家分成两拨,主要家眷都留在宜兴。他带着幼子苏过南下。家中所有姬妾全部遣散,任由自便,只有朝云自愿追随苏轼,便一起赴岭南。

绍圣元年(1094年)十月二日,经过半年时间的长途跋涉,苏轼终于抵达了惠州。此行今天走高速全程为一千九百二十八公里,差不多折合为四千里。按古代交通状况,很多地方都要避开大山,或只能走水路,把绕的路都算起来,苏轼这一路至少走了五六千里路。

一路跋涉,五十七岁的苏轼虽然劳累不堪,倒也兴致勃勃。当天就写下到惠州后的第一首诗:

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
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
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

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

(加盐试译:仿佛曾经来过这地方,难道是做梦?我开心得就像刘邦从老家捉过去的鸡和狗一样,走在长安城边仿造的沛县丰邑村庄里,都能找回各自的窝。这里的官员和老百姓奇怪地问,你到底犯啥事啦,给流放到这儿?父老们则互相搀扶着来迎接我这个老头。汉代的苏武,没想到还能从漠北返回汉地;三国的管宁,也曾决定就在辽东终老,后来不也回去了吗。岭南风景好,酒也好,品行高洁的主人,也愿意接待我这个暂居这里的过客。)

从这首诗来看,虽然经历了一贬再贬,而且收到“不得叙复”的命令,但苏轼的心目中,究竟还是觉得自己在这里就是一个“寓公”,他认为自己早晚会像苏武、管宁那样,再回到中原的。

谪居的日子,对苏轼来说,早已轻车熟路了,反正又不是第一次。刚开始,他寄居在当地的官方接待所“合江楼”,但罪贬之人不能久居官所,只住了半个月,就寄居到附近的嘉祐寺了。

此时的苏轼,还时常有自怨自怜的意思。如看到梅花开放,他就会想起当年谪赴黄州的凄惨,说当时见到梅花曾断魂,现在流落复相见,南蛮之地风雨飘摇,让我心中忧愁。

但随着对惠州风物渐渐熟悉,以及来往的朋友渐渐增多,他的心态,又渐渐好起来。

在某次爬山的过程中,苏轼原本想爬到一座名叫“松风亭”的小亭子,但是年纪大了,爬到半山腰感觉很累,心想,这怎么能爬得到啊。

哀叹了一会儿,苏轼心中如同一道闪电闪过:我为什么非要爬到松风亭呢?就在这半山腰歇息,又有什么不行的呢?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

想到这里,他豁然开朗,觉得自己就像一条挂在钓钩上的鱼,突然得到解脱一样。

是啊,人生何必孜孜以求于这个那个,就安心享受当下已经拥有的,又有什么不行的呢?

就如北返中原的念头,原本时时萦绕在苏轼心中。现在突然觉得,就在惠州待着不也挺好的吗?就好比自己是惠州的一个秀才,考科举没考上,回到家乡安度一生,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至此,那个曾经误入凡尘,当大官享尽繁华,又不幸被贬历尽磨难,还放不下心头执念的苏轼,终于恢复成我们深深喜爱的,自在洒脱的苏东坡了。

他开始享受惠州的山山水水,享受生活赋予的一切美好了。

例如,吃到惠州的荔枝,他写下了这首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由于太穷,买不起肉吃,他就去市场上买别人不要的羊骨头,煮了以后,用酒泡一泡,撒点盐一烤,他抱着能啃一整天,觉得非常开心。唯一觉得抱歉的就是,围着他的狗就不高兴了。

但他在这里开心,朝中有人就不高兴。

章惇把苏东坡流放到惠州,还觉得不过瘾,就又搞了一个小动作:任命苏家的仇人为“广南东路提刑”,也就是负责广东省司法、刑狱和监察的最高长官。

这位仇人,名叫程之才,是苏东坡的亲表哥,也是前姐夫。当年姐姐病逝,父亲苏洵认为是程家虐待所致,写诗文痛骂程家,并与之绝交,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

不得不说,章惇这一招很高明,也很狠毒。以程之才此时的地位和能量,以两家世仇的关系,他给苏东坡随便找点茬,就够苏东坡受的了。

但章惇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苏东坡虽然在政治上比较天真,但并不是傻子。程之才来了后,苏东坡第一时间想办法攀上交情,表明想要重归旧好之意。

程之才其实不像苏洵想的那么坏。年轻时因为自己没照顾好妻子,致其去世,两家反目成仇,他自己也一直都心中耿耿,早想找机会修好。

于是,苏东坡和程之才相见之下,不仅没有“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反而充满表兄弟之间的友爱。苏东坡多了一个照顾他的兄长。

程之才出面帮忙疏通,苏轼又住回了合江楼,直到一年后,程之才任满北返,他才再搬回嘉祐寺。

解决了“仇人”的大问题,又解决了住处,苏东坡就更潇洒了。除了游山玩水、吟诗作赋、把酒言欢之外,他也做了很多于民生有益的事情。

尽管苏东坡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流放官员,但是他出面张罗,帮助收拣曝尸荒野的野外枯骨,在惠州推广他在浙江见过的插秧农具“秧马”,修建东江浮桥等等。

为了做这些事,苏东坡捐出自己微薄的积蓄不算,还把朝服上用的犀带都变卖了,甚至还写信给苏辙求助。正好当时苏辙的妻子史夫人入宫觐见太后,获得过一些赏赐,都捐了出来。

苏东坡如此大力地做这些利民的事情,一是他爱民的情怀和慷慨的本性使然,第二也是完全下定决心,把惠州当成家,以后就在这里终老了。

绍圣三年(1096年),苏东坡倾尽最后的力量,在亲友及惠州老百姓的帮助下,在惠州白鹤峰盖了一所房子,同时写信给长子苏迈,让他带领家眷,从宜兴举家南迁,到惠州定居。

看着新居渐渐盖起,苏东坡的心情,十分愉悦。

但是,房子盖到一半时,苏东坡又一次遇到沉重的打击:王朝云因感染瘟疫,突然去世,年仅三十四岁。

朝云从十二岁进入苏家,二十岁成为侍妾,至此已经与苏东坡相识二十二年,相伴十四年。

她年轻漂亮,能歌善舞,又善解人意,是苏东坡的灵魂伴侣。

在苏东坡流落岭南的岁月里,由于王闰之早已去世,其他姬妾也已遣散,就是她和苏东坡相依为命,照顾苏东坡的起居,抚慰他的灵魂。

对晚年(即将六十)的苏东坡而言,他和朝云的关系,早已超越了肉欲层面,而进入到纯粹的精神境界。他曾经给朝云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云:“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又有词曰:“白发苍颜,正是维摩境界”,前者讲修道,后者讲学佛,都是说从此再无云雨,只有潜心问道的意思。

朝云死后,苏东坡写下《悼朝云》诗,其中有“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之句。

意思是:好遗憾不能和你长相厮守,只能祝愿你早归佛土极乐世界(朝云信佛),我很伤心,我们的尘缘至此已了,以后生生世世,都再也见不着面了。

尽管如此悲伤,日子还是要继续。

白鹤峰新居继续盖着,经过大半年的营建,于绍圣四年(1097年)二月,终于落成。

又过一个月,长子苏迈带领一家老小,浩浩荡荡地从宜兴一路奔波,终于到达惠州,和苏东坡会合了。

此时,他们已经分开三年,如在梦中。

虽然穷居岭南,但是看到新房子已经盖好,子孙又济济一堂,已经六十岁的苏东坡,也不禁开心起来。他在《和陶时运四首》里高兴地写道:

我卜我居,居非一朝
……
我视此邦,如洙如沂
邦人劝我,老矣安归
……
子孙远至,笑语纷如

……

苏东坡和子孙们,在新家里,笑声未落,就又收到了新的贬令:

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琼州是今天的海南海口,昌化是今天的海南儋州。这封贬令的意思是,苏东坡必须得离开惠州,到海南儋州去被监视居住了。

命运就是如此不怜悯苏东坡。连一个六十岁老人最后安居的心愿,都要打得粉碎。

而苏东坡之所以落得如此境地,还是跟他的诗有关。

在嘉祐寺居住期间,有了松风亭“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的顿悟,他觉得这样的小日子过得也很不错,便在诗里写道:“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前面说过,苏诗一出,很快就会传遍天下。尽管此时他人在岭南,但诗早已传到京城。章惇看到后,说道:“苏某居然还这么快活?”

于是顺手就把他贬到海南去了。

贬令如军令,一天都不得停留。收到贬令的第二天,苏轼便不得不动身往海南走。他把家人留在惠州,只带幼子苏过在身边照顾。

由于刚盖了房子,没有钱,还要写信去找人借钱。朝廷本应给他支付“折支”,但拖欠了三年,到现在一文钱都没拿到。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弄到的路费。

以苏轼六十岁的年纪(按当时算法为六十二岁),被贬到海南,几乎就是让他死在那里了。他自己也断定生还无望,便和家人哭着诀别。同时打定主意,到了海南后,第一件事是做棺材,第二件事是修墓地。

此时,苏辙也被贬到岭南来了,任所是广东省最南端的雷州半岛,正好和海南隔海相望。虽然被贬雷州对苏辙是很悲惨的命运,但此时对他们兄弟俩来说,倒不失为一件大喜事,因为正好可以见上一面了。

五月十一日,兄弟俩在广西藤州的梧江上相见,此时距上次分别,已经近四年。他们终于能重温“夜雨对床”之乐了。

从藤州到雷州,刚好一个月,兄弟俩同吃同住,度过了人生最后的相伴时间。

六月十一日,苏东坡在徐闻登舟赴海,与弟弟挥泪作别。

从此之后,他们再未相见。


17

不恨


海南岛,在宋朝时还属于极其蛮荒的地方。中原人士对岭南都畏之如虎,何况海南。

环境之恶劣从渡琼州海峡开始。苏东坡以前没坐过海船,当时又恰遇北风,海浪如山,令人为之“眩栗丧魄”。

渡海之后,又陆行十几日,他年老力衰走不动,只能坐肩舆,被人抬着走。但走到半路,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从半梦半醒中淋醒。

苏东坡不禁感叹:“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

意思是,我这辈子到哪里才能有个安歇的地方啊,四面环顾,真的是没路可走了。

他只好安慰自己:这又是雨又是风的,大概是天上的神仙在举行宴会,知道我马上要去和他们会合(意思是自己快死了),所以高兴的吧。

好不容易到了被流放的昌化,发现这里“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啥都没有。”

他又病又愁,只好埋怨自己“学道未至”,说自己在这里,只不过是“日就灰槁而已”。

刚开始,当地官府可怜他,允许他租借官屋先住下。这个官屋也非常破,海南雨多,每次下雨的时候,一晚上要起来多次挪地方,因为找不到一个不漏雨的地儿。

但尽管住着这样的房子,后来还被章惇知道了,派人将苏轼和儿子赶了出来,说是“贬官不得侵占公屋”。

父子俩只好找了个桄榔林,躺在树下栖身。后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才建起一栋土屋,起名为“桄榔庵”。

更惨的是没有东西吃。当时海南岛农业不发达,粮食要从大陆跨海运来,有时候出现风暴,来往船只断绝,就会断粮。

碰到这种时候,苏过就只能找点芋头煮了给苏东坡吃,苏东坡还拍着桌子叫好,说“天上的东西我不知道,但人间绝无此美味!”

有一次连芋头都没得吃了,苏东坡只好带着苏过练习“龟息法”,也就是每天早上对着太阳喝风,美其名曰“吸食初生日光”。

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开始回想自己吃过的好东西,写了一篇《老餮赋》,历数完世间的山珍美味,苏东坡写道:“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

此时,苏东坡对一切都已经不再奢望了,能有口吃的,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盼望。

有一天,正在哀叹自己身居海岛,不知何时能返中原,苏东坡突然领悟到:世界上谁不是住在岛上呢?琼州是一个海岛,中国又何尝不是一个海岛?既然如此,有何必斤斤计较于自己穷居海岛呢?

想通了这点,苏东坡再次豁然开朗。

再一次,他战胜了所有的磨难,开始生活和灵魂的自救。

他亲手盖了房子,又亲手开辟了菜园,自己种菜。结果种完后,他看着自己种出来的蔬菜是这么可爱,竟然舍不得吃了。

他和当地的少数民族黎族人民成了好朋友。经常到他们的园子里去讨菜,到他们家里去喝酒。

有时喝得醉醺醺的,找不到家,只能“但寻牛屎觅归路”,因为模模糊糊记得,自己“家在牛栏西复西”。

这时候,他最爱的就是陶渊明的诗。由于手头没什么书可看,一部陶渊明集,他不敢多看,每次只看一篇,生怕看完了就没得看了。

他决定,此生要尽和(hè)陶诗,就是说,陶渊明一生写的所有诗,他都要用同样的韵脚,追和一遍。

后来,苏辙编辑苏东坡的作品,在苏东坡的《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前面加了一个按语,说:

子瞻谪居昌化,追和渊明《归去来辞》,盖以无何有之乡为家,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

苏辙不愧是苏东坡最亲的弟弟。他说的这话,完美地概括了苏东坡此时的境界:以无何有之乡为家,不管身处那里,都是回家了。

正当苏东坡已经达到了“以无何有之乡为家”,随处皆可云归的时候,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远在几千里外的京城,突然又发生大事:哲宗皇帝驾崩了,年仅二十三岁。他的弟弟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新皇即位,大赦天下。苏轼终于迎来了人生最后一次转机,获得“量移廉州”的待遇。

虽然廉州(今属广西北海)仍然是岭南偏远之地,但好歹是在大陆。而且,“量移”,就是起复的前奏。

六月,苏东坡离开海南,给当地的黎族朋友们写诗告别。诗云: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

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

从这首诗可以看出,对此时已经六十三岁,经历过沧桑百态的苏东坡来说,海南已经成了他的家,而眉州反而成了临时寄居之地。现在离开海南,只不过是像有事要远游一样。人生是生、是死、是梦,三者已经分不出孰优孰劣。

六月二十日,苏东坡登上北去的船,离开了海南岛。他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

兹游奇绝冠平生

——是啊,人生有这么奇特的游历经历,即使是经历了九死一生,又有什么可以遗憾和怨恨的呢?

苏东坡冒着台风和雷雨,从雷州半岛坐海船赶到广西廉州,还没安顿好,又得到新的任命:永州(今湖南永州)安置。

于是又从廉州前往湖南,途中特地绕道广州,与惠州赶来的家人会齐,然后再往永州去。没走多久,又被改为“复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军州任便居住”。

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外军州任便居住”七个字,这意味着,苏东坡再也不用赶来赶去了,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哪住就在哪住。

从此,他彻底自由了。

弟弟苏辙也已经起复,也可以“任便居住”了。苏辙选择了回河南颖昌,并写信极力邀请苏东坡也去颖昌,兄弟俩从此住在一起,永不分离。

苏东坡接受了弟弟的倡议,一路北返,但半路又听到朝中纷纷传言,说苏轼此次回京城京,是要当宰相;而又有反对的人,正准备全力阻止苏轼当宰相,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写奏折呢。

他当即放弃了去颖昌的念头——颖昌离京城太近,他实在是怕了。于是最终决定,就定居他喜欢的常州吧。

经过一路艰难跋涉,同行的仆人都病死了六个,一直到中山靖国元年(1101年)五月,苏东坡一家才终于来到了金陵(今南京)。

此时,有老朋友约苏东坡在离金陵不远的镇江金山一晤。

在金山寺,苏东坡看到老友李公麟画的一幅他的画像,百感交集,遂提诗一首于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从此诗可以看出,对于此时的苏东坡而言,什么功名利禄、建功立业,全与自己无关。他曾经留下过德政的杭州、密州、徐州,都不足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真正体现他人生价值的,反而是最落魄的时候所待的地方: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三个地方,他虽然经历了磨难,但是却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只要有一颗热爱生活,热爱人生,热爱自然的心,懂得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就会得到真正的幸福与安宁。

在黄州、惠州、儋州,他的身体没有得到自由,他的命运没有得到自由,但是他的心灵却得到了自由。

可惜的是,苏东坡脱离了空间的限制,又被时间的牢笼困住了。

写完自题画像诗的当月,苏东坡就开始生病。到六月,病越来越重,晚上整夜整夜都无法入睡,只能坐着喂蚊子,怎么都盼不到天明。

就像上次他的小儿子苏遁死去的情形一样,六月的长江,暑气蒸腾,苏东坡年老体衰,早已经受不住。只能停止前行,暂时靠边休息。

在镇江京口,有一位特殊客人求见,他就是章惇的儿子,也是苏轼曾经的学生。他写了一封长信告诉苏轼,章惇已经被贬到雷州去了,就是苏辙当初被贬到的地方。由于传闻都说苏轼要当宰相,他希望苏轼能网开一面,放过父亲,不要报复。

苏轼强撑病体,给学生写了一封回信。其中说道:“我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有些意见不一致,但是交情并没有减少”。又热心地开导章惇,说雷州那边风土不恶,寒热适中,不用担心。并且把自己的养生秘方告诉了章惇,希望他在那边好好保养身体。

但章惇在雷州,还是受到了天命的惩罚。由于当初他定下的规矩,贬官不得住官舍,他只好自己去租民居,结果看好那一家,一听说是京城来的贬官,死活都不租给他。说:“当初我租房子给苏辙大人,结果章惇宰相派人把我抓起来,非要我冤枉苏辙是强租民房,把我搞得半死。我再也不敢租房子给贬官了。”

不过,此事苏东坡已经不知道了。因为这年七月,他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他先是跟孩子们告别。说:“我平生不做坏事,死了不会下地狱。你们到时候不要哭,让我安静地去。”

去世前夕,他的多年好友,佛教大师维琳,前来帮助度化。苏轼当时神志还清醒,口占一偈曰: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
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

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意思是:我和你都是丙子年出生的,到现在活了快三万天啦。哪怕一天念一千遍佛偈,人生还是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哪容人们说什么呢。人之所以有各种患难,就是因为有这个肉身,如果肉身没有了,也就没有了痛苦。我这辈子常笑话鸠摩罗什,白白地念了那么多神咒啊。

维琳大师问,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苏东坡此时口齿已经不清晰,便勉强提笔,写道:

昔鸠摩罗什病急,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诵以免难,不及事而终,后二日属纩。

意思是,当年鸠摩罗什病危的时候,给弟子三部西域神咒,让他们念诵,帮助自己解除灾难,但最终却没能把他救回来。

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后写下的文字。

宋徽宗中山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即公元1101年8月24日,六十四岁的苏东坡,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临终前,维琳大师说:别忘记要前往西方极乐世界。

苏东坡勉力说道:西方不无,但此中着力不得。(西方极乐世界不是没有,但是我的心里不能着力)

另一位朋友钱世雄也在旁边大声说:你一直致力于研究佛道,此时更须着力。

苏东坡说:着力即差。(如果非要着力,那就错了)

长子苏迈再问: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

苏东坡不再作答,瞑目而逝,遂成坡仙。

(全文完)

主要参考资料:

【1】苏东坡新传,李一冰,四川人民出版社

【2】苏轼十讲,朱刚,上海三联书店

【3】苏轼传,王水照 崔铭,人民文学出版社

【4】苏轼集,苏轼

【5】东坡志林,苏轼

【6】仇池笔记,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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