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的这十年，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实践是最好的试金石。在新中国70余年农村改革之路中，这十年无疑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有哪些弥足珍贵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对于未来的农村改革，有何启迪意义？

山东省高唐县在上个世纪50年代投入近10万人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图｜新华社

第一个节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彼时，我国农村人口比重超过90%，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

具体来看：人均耕地只有3.27亩，牲口和农具严重不足；农田水利设施十分简陋，1949年全国库容超过1亿立方米的大型水库只有6座，库容1000万立方米到1亿立方米的中型水库也只有17座，灌溉面积仅2.4亿亩。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1951年9月，中央颁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不久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很快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的试点，1953年2月15日，中央将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

随着工业化不断提速，对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1955年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我们就不能解决逐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当下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发挥出了强大的动员能力。广大农民通过投工投劳，兴建了大量农田水利设施。

据统计，1952—1982年间，全国共整修、新修堤防、圩垸17.3万公里；建成水库8.7万座，总蓄水库容量达到4208亿立方米；修建了万亩以上的大灌区5288处；修建、新建各种塘坝619万座；建成机井267.2万眼；全国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达42.4万平方公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从1957年的2733.9万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4488.8万公顷，平均每年增加76.3万公顷。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前的30年采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与我国当时的国情相适应的，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且为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供了制度基础。

第二个节点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后，需要调整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必须使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计划经济体制对推进国家工业化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农、轻、重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出现了严重失调，城乡居民收入也没有得到显著提升。

1978年，世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8100美元，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520美元，而我国人均收入只有230美元。

邓小平同志指出：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

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改革。改革开放从农村拉开序幕，安徽小岗村农民率先实行“大包干”得到中央领导肯定后，各地农村一呼百应。

到1983年底，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大包干”。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改革创新，使农村生产力实现了爆发性增长。198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4亿吨，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国内粮食基本自给自足，之后有些年份还出现了农民卖粮难和打白条问题。

到1993年，国家正式取消了“粮票”“布票”等短缺经济时期的票证。

第三个节点是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年，有2000万农民工下岗返乡。而据有关调研报告，这2000万人后来大多留在农村就业创业，并没有再进城市。这预示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已经临近“刘易斯拐点”。

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城市化率超过50%，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就会转向农业部门流动。我看到的资料显示，上世纪5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这种现象；上世纪70年代，欧洲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俄罗斯等国也相继出现这种趋势。

201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接近50%，2016年底已达57.4%。由此可见，到了城乡融合、要素流动，振兴乡村的阶段。

第四个节点是十八大至今的十年。

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村。我们既要有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也要有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两个方面要同步发展。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把广大农村建设成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20字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为此，中央又提出了四大配套举措：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乡村治理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举措与之前文件提出的虽相同，但含义却不尽相同。比如，保持土地承包关系长久不变、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以前主要是对农民讲，是给农民吃定心丸；而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除了是对农民讲，同时也是对城市的企业家讲，目的是鼓励企业家投资农业，大胆吸收农民承包地入股，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据此分析，我们便可从三个角度理解乡村振兴战略的深意。

从微观来看，解决“三农”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所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当然需要振兴乡村。

从中观来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利于引导、支持城市资本下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通过振兴现代农业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后一点尤为重要，中国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如果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后果将不堪设想。

从宏观来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乡村振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一是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实践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农村变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70余年来，我们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施行免除农业税、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一系列举措，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人民生活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实现全面小康。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定不移带领人民走共同富裕道路，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充分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这“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把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对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

坚持生产力标准，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依靠亿万人民的主体力量和创新精神。

推进农村变革对我国是一个崭新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在现实中也没有现成经验。要推进农村变革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广大农民进行开创性探索才能取得成功。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农村变革的实践中，我们党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农村改革以及惠及“三农”的政策，进一步拓展了改革的广度和深度，农村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出的重大决策。201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规划》紧紧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乡村振兴战略的阶段性目标和重点任务。各地各有关部门齐心协力落实落细《规划》，乡村振兴取得阶段性重大成就。

三是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正确处理好三者关系。

70余年来农村改革之所以顺利推进，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在实践探索中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把改革作为动力，把发展作为目的，把稳定作为前提，始终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有机统一，确保社会安定团结、和谐稳定。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推动农村改革时，不断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顶层设计和地方试验的关系，既着力解决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同时又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农民，营造了农村稳定的发展氛围。

关于顶层设计和地方试验的关系，这里需要做一些解释。

当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不是先由顶层设计，而是地道的农民创造。国企改革也如此，政府最初的思路是复制联产责任承包制，以为“包字进城，一包就灵”，可实际做起来却事与愿违，出现了普遍的短视行为。国企改革真正取得突破的，是山东诸城的“股份合作制”试验。

是的，中国农村改革能取得骄人的成绩，与地方试验密不可分。

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两者其实并无冲突，可以并行不悖。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但同时也需要地方试验。理由简单，顶层设计不是拍脑袋，要以地方试验为基础。若无地方试验，顶层设计则无异于空中建塔，没有根基，顶层设计就难以落地。

同理，地方试验也不可包打天下，有些改革仅靠地方试验难以成事，如当初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要是没有中央的顶层设计，靠地方的局部试验怕是无能为力。

改革呼唤顶层设计，也离不开地方试验，可顶层设计与地方试验到底怎样分工？

从理论上讲，其实就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学认为，计划与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若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比市场配置低就用计划，否则就用市场。

同理，改革选择顶层设计还是选择地方试验，归根结底也是要看交易费用。然而困难在于，交易费用难以计量，我们无法直接用交易费用做比对。

不能直接拿交易费用比较，那是否可用其他间接的办法？我想到的是从改革的外部性角度去权衡。

比如，若某项改革不仅能让内部人受益，而且也能让外部人受益，则此改革具有“正外部性”，这样内外受益，皆大欢喜，交易费用自然不会高，于是也就可放手让地方试验；若某项改革只是内部人受益而外部人受损，此改革则有“负外部性”，有“负外部性”的改革，就不宜由地方试验，而要通过顶层设计，否则一旦出现利益冲突，交易费用就会大增。

这是一个角度。另一个角度是从利益的分配状态看。改革本身就是利益的再调整，在经济学里，利益配置是否最优通常是以帕累托最优来衡量。而所谓帕累托最优，是说利益分配达到这样一个状态，不减少一人的利益就无以增加另一人的利益。若非如此，不减少任何人的利益就能增加另一人的利益则属帕累托改进。

我的推论是：凡属帕累托改进的改革，可由地方试验；而要打破原有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改革，则需顶层设计。

以上角度虽不同，但结论却一致。若说得再明确些，但凡让他人利益受损的改革，均得通过顶层设计，不然不协调好各方利益必然产生摩擦，改革就会举步维艰。

回首以往，农村改革之所以在地方试验成功，重要的原因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受益而未让城里人受损，没有负外部性，是帕累托改进。而这些年一些改革之所以阻力重重，是因为有人受益但同时有人受损。

不必多举例，有了上面的原则，其他改革便可类推。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理解顶层设计。我的看法是，顶层设计是指“最高层设计”而非“上级设计”。相对乡党委（乡政府），县委（县政府）是上级；相对县委（县政府），市委（市政府）是上级。

古往今来，农民一直是低收入群体，农民何以收入低？是农民不勤劳吗？非也，原因是农民没有财产。

过去地主比农民富，绝不是地主比农民勤劳，而是他们拥有土地，可取得财产性收入。众所周知，经济学讲分配，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分配，而要素所有者参与分配的比例，则取决于不同要素的稀缺度。这是说，谁掌握的生产要素稀缺，所占的分配比例就越大。

问题就在这里。土地与劳动力相比，由于土地供给不能增加，而人口却不断增长。比较而言，土地会显得相对稀缺。这样，地主的财产性（土地）收入当然会高于佃农的劳动收入。

由此推之，其一般性的推论是：一个人若拥有财产，不论财产为何，只要该财产的供应比劳动力稀缺，则财产性收入皆会高于劳动收入。

前面说过，“三变”的核心要义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而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前提就得让农民有财产。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不难理解政府为何要推动资源变财产了。

政府的用意很明显，资源变财产不仅可盘活农村资源；更重要的是，只有将财产确权给农民，财产才能变股金，农民才能变股东。

然而这只是农民增收的前提。让农民有财产，并不等于有财产性收入，有财产与有财产性收入是两回事。

举个例子，你投资1000万元办厂，一年下来若利润为零，那么你的财产性收入就是零。同样道理，即便农民有财产，但如果财产不增值，同样也不会有财产性收入。

故我认为：要让农民有财产性收入，还得让农民的财产增值。

所谓财产增值，通俗地讲，就是让财产涨价。财产怎样才能涨价呢？

美国经济学家费雪在《利息理论》中论证说：财产价格是人们对该财产预期收入的贴现。用公式表示：财产价格=财产预期年收入/银行年利率。据此公式，费雪曾作过这样的分析：由于利率相对稳定，财产价格实际决定于财产的预期收入。于是，财产增值就转换成了提升收入预期。

影响财产收入预期的因素多，不过我认为重要的因素就两个：一是财产的稀缺度；二是财产的当期利润。物以稀为贵。供应稀缺的财产，收入预期当然看涨；而财产当期利润，也会影响人们对未来收入的判断。

贵州六盘水的经验可以佐证：当地政府以“平台公司”为支点，用PPP模式投资农村基础设施，无非是要提升农民财产的稀缺度；而推动规模经营，则是为了提高农民财产的当期收益。这一改革让农村“沉睡”的资源活起来，激活了农村发展的内生动力。

怎样认识“三变”改革的价值，我认为未来中国要整体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三变”改革也将是不二之选。

“三变”改革的妙处在于，它立足于扩大财产增量，而不是抽肥补瘦。资源变财产，是将过去没有效益的资源变为可获得盈利的财产。

以六盘水为例，“三变”改革前，六盘水有大量林地和水域闲置，而且农民的承包地与房屋皆无完整产权。“三变”改革将其确权给农民后，农民不仅可以用土地、房屋入股，还可以用树木、河流入股，如此一改，农民就有了自己的财产。

农民将自己的财产入股，成了股东，于是就有了财产性收入。

我看到的数据，在2014年，六盘水市就开始探索“三变”改革：从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入手，采取存量折股、增量配股等方式，让沉睡资源活起来；采取集中投入、产业带动、农民受益等方式，实现资金使用的效益最大化，让分散资金聚起来；通过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发展，让资金在市场中流动起来，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农民富起来。通过“三变”改革，2021年全市27.46万户农户户均获得分红1052元，村集体经济积累达7.76亿元。

要特别指出的是，农民与企业已成为同一利益共同体。农民（股东）收入增长，企业主收入也增长。农民收入增加而没有人利益受损，此改革在经济学看来是典型的帕累托改进。

认识“三变”的价值不应仅局限于农村扶贫。古人讲“有恒产者有恒心”。从长远看，可以让农民通过取得财产性收入成为中等收入者。

最后再说明一点，“三变”是一种改革理念。六盘水的经验可以借鉴，但各地情况不同，大可不必照抄照搬。要知道，“三变”的要义在于：让低收入者有财产性收入；要让他们有财产性收入，关键是推动财产增值；要推动财产增值，关键是建立相应的利益制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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